李白《与韩荆州书》再读

2020-12-23 04:11:30 杂文月刊 2020年11期

宋志坚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35年前就读过的,当时感到十分惊讶:李白怎么也会拍马?借着醉酒,把唐玄宗的宠臣高力士弄得洋相百出、狼狈不堪的,就是这位诗仙。他蔑视权贵,在皇帝面前,没有奴颜婢膝的媚态,恰如苏东坡所言:“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这种气质,也渗透于他的诗文之中。说李白是奉承拍马的诗人,恐怕不太会被人接受,甚至还有人站出来为他抱鸣不平。

但李白确实拍马了,对荆州刺史韩朝宗。他没有直呼其名,称之为韩荆州。《与韩荆州书》中既有“借花献佛”,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也有“创见”与“发明”,所谓“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从学问、文章到德行,都把韩朝宗吹捧了一番。目的非常明确:“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何谓“激昂清云”,不就是飞黄腾达吗?反顾那句“借花献佛”的话,也不能自圆其说:既然那么洒脱,“生不用封万户侯”,何必眼巴巴地“但愿一识韩荆州”?为此我写过《李白与拍马》,发表在35年前的《福州晚报》上。

近时通读《古文观止》,又读到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并查阅有关史料与注释,发现韩朝宗似乎并没有为李白此书所动,“惜阶前盈尺之地”,使李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李白写《与韩荆州书》时30岁,他31岁时,仍穷愁潦倒,混迹于市井之中;他33岁时,构石室于安陆白兆山,以耕种、读书度日;他34岁开始“献赋谋仕”,史上甚至没有留下一丝半点的痕迹,让后人窥见韩朝宗对李白《与韩荆州书》的反应。李白此书,犹如石沉大海,发出后就无声无息了。

韩朝宗是以荐贤闻名于世的,为什么不荐李白?

李白之前不久,隐士范知璇想以《良宰论》取悦宰相宋璟以求仕进之事。宋璟读后说:“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这篇《良宰论》未能像李白的《与韩荆州书》一样流传,但《良宰论》所说的“良宰”是谁,明眼人定能由这番话可知。宋璟從这篇马屁文章看出,那位本当“极言谠议”的“山人”是将“偷合苟容”的《良宰论》当作进入仕途之“敲门砖”的。因此明确表示,你若真有本事,就与别的士子一样,通过“选举求试”,不能如此“别奏”,走后门走捷径走歪门邪道。当然,李白的情况与范知璇有所不同。李白是李氏宗亲,宋璟说的“选举求试”这条路,他是被堵死的。向地方官自荐时说几句奉承话,也情有可原。故韩朝宗不为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所动,是肯定的,却未必会有宋璟读《良宰论》之后那种明显的厌恶。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也很容易给人有自吹的感觉。什么“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什么“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还要韩朝宗“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从《与韩荆州书》中,可以窥见这种张扬与狂放。或许韩朝宗认为,为人须坦诚,却无须张扬;为官要正直,却忌讳狂放。何况,李白自己也说,他“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谋略策画正是他的短板。他可以是诗仙,能浮想联翩,信马由缰,却未必是能臣,善经纶济世,安邦定国。诗人可以率性而为,“当涂掌事”的不行,“有权不能任性”这话,应当是从几千年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这很可能也是韩朝宗不荐李白的重要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能经纶济世的是才,能写诗作赋也是才,李白“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对于如此明摆着的“天生之才”,视而不见,致使野有遗贤,这不该是以荐贤举能闻名的韩朝宗之所为。然而,韩朝宗之所以“冷落”李白,或许也有他自己的考虑:仅从《与韩荆州书》看,让李白“激昂青云”,飞黄腾达,于公于私都未必有益。李白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许能为此提供佐证。

李白41岁那年,因为贺知章与玉真公主的交口称赞,开始得到唐玄宗的青睐,进入翰林院,整天陪侍唐玄宗左右,为其写诗作文,连唐玄宗与杨玉环同赏牡丹,他也得奉诏作诗。在那种“典型环境”中,他还写得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诗句么?至于他的戏弄高力士,你可以说是他蔑视权贵,说是由他狂放的性格所致,却又何尝不是因为唐玄宗对他另眼相看而忘乎所以,本身就沾有“权势”的气息。亏得不过三年,“赐金放还”,被逐出长安。要不,恐怕不会再有《行路难》《将进酒》这样的千古名篇,还不活活地毁了这位诗仙?

从这个角度看,韩朝宗“冷落”李白,倒是颇有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