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不说话也是一种选择

2020-12-23 04:11:30 杂文月刊 2020年11期

商子雍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把零星的话语记录下来那叫语录,而把口头发表的一个故事、一番抒情、一通论说记录下来,就是文章。鉴于此,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和我们为什么要说话这样两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说话和写文章的首要目的是交流。人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动物,人类要在敬畏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为自身争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试想,倘若缺乏交流、缺乏通过充分交流所形成的密切配合,这样的生存和发展目标有实现的可能吗?

人之所以要说话、要写文章,更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针对五花八门的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权利,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须。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努力帮助青少年具备关注、思考和议论公共事务的自觉和能力,具体来讲,就是能把话说好、文章写好,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一件天大的事。

或有人问:既然说话是一件“天大的事”,那你为什么又提出“有时候,不说话也是一种选择”这么一个命题呢?这就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说什么样的话?

其实,对这样一个问题,前面我已经提出了规范:“把话说好。”也就是父母、老师从小就耳提面命我们的:说真话,不说假话。当然,真话并不一定都是真理,所以,坚持说真话的好人,有时也会说错话;这不要紧,知错即改就是了。而假话,却百分之百与真理无缘,所以,以假话谋取私利、欺世盗名的,皆为级别或高或低的坏人!

遗憾的是,在中国、乃至人类的历史上,由于说了真话而惨遭不幸的好人,好像是层出不穷,这也导致说真话一直是一件难事,只是由于所处时代或不好、或稍好,难的程度有所区别罢了。远一点儿的例子,可以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精英布鲁诺,他反对教会所主张的地球中心说,坚持太阳中心、宇宙无限的科学真理,最后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

正是考虑到历史上和现实中常常会有着上述严酷的局面,身为势单力薄的个体,在无法说真话的情况下不說话,尽管比起面对火刑坚持说真话的布鲁诺来,显得太不够“高大上”,但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应该被认可的选择。因为,不说话,就意味着他尽管没有说真话,却也不曾说假话!

但不幸的是,历史上,还有一种更加蛮不讲理的“不准不说话”的罪恶时代。比如,明代永乐大帝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登基之时,为了给自己的非法夺权涂抹上一层众望所归的油彩,他硬逼着在当时声望很高的大知识分子方孝孺为其草诏。面临着这么一种“不许不说话”的严峻局面,方孝孺慨然答道:“死则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方孝孺倒是坚守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没有说他不想说的话,可代价却是惨遭杀害外加诛灭十族(九族,还有方的学生也算一族)。

并且,这种“不准不说话”的罪恶,还一直延续到明代以后的很久。清末民初有位叫黄远生的知识分子,此人在21岁时中了光绪甲辰科进士,是清代最后一批进士中的最年轻的一位。其后为新闻记者,蜚声于世,被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20世纪30年代著名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学拓荒者戈公振先生誉为“报界之奇才”。1915年,袁世凯称帝,显然也是为了借重文化名人的影响,为自己的倒行逆施涂脂抹粉,他命令黄远生撰文拥护帝制。面对着袁世凯“不准不说话”的淫威,黄远生内心中虽有过挣扎,但最终还是屈从了,并因此而痛苦异常,直到很多年以后,还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之罪。”和那些日复一日地说假话,并且从不认错、更不忏悔的人相比,黄远生还算是一位君子。

选择说真话难,选择不说假话也不易,所以,在不能说真话的情况下选择不说话,也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做法。有道是“人皆可以成圣贤”,但成为圣贤的第一步,是绝不说假话,并以此为嚆矢(嚆,音hāo;嚆矢,响箭。因发射时声先于箭而到,故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开端),努力向坚决说真话的境界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