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反腐提速

何小民

进入12月，金融反腐似乎也提速了。

12月4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消息，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毛毕华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就在前一天，中国银保监会辽宁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刘文义主动投案。

两名金融监管系统官员先后落马，似乎并没有在舆论场掀起多大浪花，因为，这只不过是金融反腐高压下的平常事件。

今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事实上，近年来，金融反腐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先有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其中，金融领域风险位列首位；后有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中提出，“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

抓住2020年的尾巴，有必要梳理今年的金融反腐，看看在过去两年的成绩基础上，如何继续深入金融反腐，确保金融安全。

落马金融官员大幅增加

十八大以来，反腐已成为政府部门的突出工作。但金融领域反腐是伴随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才迅速推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因为与其他领域反腐相比，金融领域的反腐更复杂、艰难。

首先，金融涵盖的领域广，链条长，从银行、保险、信托再到资管公司和监管机构，这使得腐败的传染性比一般行业要强；其次，金融业务专业性较强，且存在各种圈子的封闭性，导致其腐败手段隐蔽，加上不少子行业的监管制度仍存在空白，反腐方式也会更复杂。尤为重要的是，金融领域腐败往往与市场风险交织在一起，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这显然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不能容忍的。

其实，2019年金融领域的反腐已经呈现出与往年不一样的趋势，即反腐领域已经从传统银行延伸到保险、信托、担保和监管机构，落马的不仅有金融领域“大鳄”，还有监管机构的“内鬼”。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在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公布的金融领域包括已经查明并作出处理决定和正在調查当中的案件约50件。具体来看，有两名中管干部落马，分别是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赵景文，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此外，还有15名金融领域中央党和国家机关、中管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被查，这15人中，银行系统6人，监管机构4人。

今年的金融反腐依旧延续了去年反腐领域不断向各信托、资管等领域拓展的风格，且落马人数增加不少。据南风窗记者不完全统计，金融领域的反腐，在各级纪委官网披露的落马干部多达91人。

在落马官员的通报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和当地地方纪委监委协作办案，最后将落马官员移交给地方纪委监委监察调查，且部分高级别官员的落马通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组和异地纪委监委联合发布。如在对重庆任职的毛毕华和山西任职的王雪峰落马消息的通报中，山东省纪委监委都参与了发布。

反腐成绩的背后，也暗示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和地方纪委监委协作机制成效凸显，在2019年派驻机构改革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一行两会”和各大国有银行，以及国开行、中信、人保等总计15家中管金融企业直接派驻纪检监察组，并赋予相应监察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披露落马的金融领域官员有39人，其中，中管干部（3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18人），省管干部（18人），同时，根据案件进程，27人目前正处于“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阶段，12人已经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

今年的金融反腐依旧延续了去年反腐领域不断向各信托、资管等领域拓展的风格，且落马人数增加不少。

今年大部分被“双开”的都是去年被通报落马的金融干部，如福建银保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亓新政，内蒙古银保监局原党委委员贾奇珍，刘金明等，且大部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

同样，3名中管干部，有2名为去年通报调查干部的处理，即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和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两人都在今年一季度被“双开”。

据中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2020上半年中央反腐“成绩”，上半年15名金融干部落马，据记者统计，有9名是对去年审查调查金融干部的“双开”党纪政务处分。下半年则开足马力，落马金融干部多达76人，其中绝大多数目前正被审查调查，这也注定了明年的反腐力度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金融反腐也破除了金融干部对“退休便是安全港”的幻想，如在中央纪委官网通报的11名审查调查的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中，有5名都是已退休干部，且有3人已退休5年以上。

揪出“内鬼”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反腐也是如此。显然，金融反腐的“七寸”不仅是指各类金融机构“一把手”，更指向了金融监管部门。

今年深化金融反腐的首要亮点便是，持续深入监管体系反腐，一批监管干部落马。据南风窗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金融监管系统官员达16名，且银保监会、证监会地方监管局和地方金融办各8人，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会”监管系统的8人中，银保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就有3人，分别是原党委委员刘金明、贾奇珍，原银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

今年落马的监管干部中，备受关注的莫过于亓新政，他是中国银保监会福建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也是银保监会成立后首个被查的银保监局局长。

今年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亓新政被“双开”。耐人寻味的是，当天中午，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公布，其中提出“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

这11个字也明确今年金融反腐的基调，一场针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反腐战已经打响。随后，银保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原党委委员刘金明、贾奇珍先后被“双开”。值得一提的是，6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副组长虞云的一段采访视频，虞云表示，聚焦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不仅是加大力度查处金融风险“大鳄”，也坚决惩处监管“内鬼”。显然，毛毕华的落马就是在严查监管“内鬼”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些监管的“内鬼”，不仅熟悉金融监管的运作规则，且往往在金融资金的审批、金融牌照等金融资源分配上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一旦滥用监管权力，势必将带来金融风险。

事实上，这些年，落马的“两会”监管干部不在少数，如2018年有因受贿罪、内幕交易罪被执行有期徒刑18年的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2019年有被开除党籍的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原局长徐铁；今年除了前文提到的银保监会福建监管局原局长亓新政等5人，还有银保监会辽宁监管局刘文义、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原局长毛毕华、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副局长周文杰。

梳理已被“双开”的金融监管干部的通报，利用监管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几乎是这些落马官员的共性。

随着深化金融反腐持续推进，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反腐已经深入到地方金融办（局），如在今年落马的金融监管干部中，就有8名为地方金融监管干部，如青海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巡视员、副局长王丽，四川凉山州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贺雪梅等等。

越来越多的金融监管“内鬼”被揪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反腐已经成为深化金融反腐的重要部分，也彰显了党中央坚决查处金融领域腐败的决心。不过，如何实现制度化和常态化的监管，仍需要创新金融监管体制。

中小银行成反腐重灾区

今年深化金融反腐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反腐开始下沉到中小银行系统，特别是农信联合社和农商行。

一直以来，中小银行都是金融风险链条中薄弱的环节。不同于国有商业银行有总分行的垂直管理体系，股份制银行良好的风控，扎根地方的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股权过于分散，关键经营管理决策容易由少数人掌控，导致出现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是腐败的高发之地。这几年，随着中小银行改革的推进，中小银行系统的风险逐渐暴露。

据南风窗记者不完全统计，在今年落马的91名金融干部中，有37名来自中小银行，其中，农信联合社11人，农商行16名，城商行10名。

一般而言，各省农信社联合社是由各地农信社、农商行联合发起成立，随着联合社“一把手”落马，往往会掀起当地农信体系的反腐地震，安徽就是典型。

这些干部集中在下半年落马，且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山西、安徽、四川三省是金融官员集中落马的区域。农信联合社的落马官员是今年的新群体，这和当下各地纷纷开启农信联合社改革有关。具体来看，山西、安徽、四川、内蒙古、云南、河南6省的农信联合社都有落马官员，其中，山西4名，安徽3名。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安徽、内蒙古三地农信联合社“一把手”均在落马名单中。

一般而言，各省农信社联合社是由各地农信社、农商行联合发起成立，随着联合社“一把手”落马，往往会掀起当地农信体系的反腐地震，安徽就是典型。

继今年4月2日，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通报被审查调查后，陆续有11名农信系统的金融干部落马，其中，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有2人。

安徽农信系统大幅人员落马，也从侧面反映了安徽中小银行系统存在的风险。12月9日，据财政部安徽监管局披露的一份调查研究，安徽省高风险机构集中在15家中小银行，主要分布在安庆、蚌埠、宿州、六安、铜陵等地区。截至2019年年末，该15家高风险机构不良贷款余额270.3亿元，占全系统的77.90%。

显然，这些金融干部的落马只是揭示了中小银行体系金融腐败风险的一个侧面。

8月3日，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撰文指出，中小银行金融风险主要源于公司治理失灵。这也是中小银行改革的重点内容。

今年，国家银保监会将中小银行和农信社的改革列为重点改革内容，考虑到地方财力不济，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新增2000亿元专项债额度来补充银行资本金，支持化解地方中小银行风险。

据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今年下达的3.55万亿元新增地方专项债已发行35466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额度2000亿元，分地区额度已全部下达。12月7日，广东省率先发行100亿元专项债，支持1家农信社和3家农商行补充资本，此外，浙江、陕西、山西三省近期接连发布12月份政府债券发行安排。

可见，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专项债已陆续落地，这些专项债能否用到实处，将考验中小银行自身的風控、监管水平，也为银行金融反腐提出了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