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1903—1906关税改革运动的失败探析

摘 要 1903—1906年间，英国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税改革运动。运动的领导者希望对现有的自由贸易政策进行修改，以税收为手段来加强英帝国内部的商业联合，进而增强英国的工业实力。对于正经历着由盛转衰的英国而言，这场运动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这一时期英国独特的经济状况却成了阻碍转型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大多数英国人极力想要维持自由贸易政策，但历史的大势是很难逆转的，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英国最终完成了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的转变。在本文中，笔者重点分析了英国关税改革运动失败及英国最终重回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关税改革运动，保护主义，航运业，金融业

中图分类号 K56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44-07

引 言

1932年8月的渥太华会议上（Ottawa Conference），英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四个英属自治领以及印度和爱尔兰共签署了12份声明，以关税为手段，建立共同的关税同盟。此举标志着英国彻底放弃自由贸易政策，重回保护主义帝国。身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20世纪30年代，这种转型显然是符合英国自身的利益的。然而，这却是一次迟来的转变，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不断地有社会精英发出类似的呼喊，而始于1903年的关税改革运动（Tariff Reform Campaign）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的失败，致使英国贸易政策的转型被贻误30年，也使英国的衰落不可避免。重温英国的关税改革运动，将为我们了解当下国际间的贸易争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1903—1906年关税改革运动

起因与过程

19世纪7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英国工业出现了衰退。①导致英国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税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经济萧条、产能过剩、财政赤字等问题的出现，德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等在美国之后，纷纷上调了本国的关税税率。即使在英帝国内部，保护性关税也悄然出现。截至1887年，加拿大的平均进口税率约为16%，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税率则在7.5%～25%之间波动。②到19世纪末，除香港和马六甲外的英国殖民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关税。1904年，对来自英国的相同数量的商品，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税税率分别为25%、27%、34%、73%和131%。③来自国外的关税对于英国工业和有形贸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坚持自由贸易政策的大前提下，英国既不能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也无法对其他国家进行必要的反击。自由贸易政策既无法帮助英国商品进一步打开国外的市场，也无力使本国的产业免受外来竞争的压力，这就成了英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

面对国外日益紧闭的大门，如果持续坚守自由贸易政策和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国内不断有要求实现保护主义的呼声和运动，而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在1903—1906年间由当时的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所领导的关税改革运动。这是一场意在改变英国现有的自由贸易政策为目的的运动，其根本任务是通过各种思想宣传活动来扭转长期以来英国民众对于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看法。张伯伦相信工业是支持一国影响力和国力的基础，是维护英国霸权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在不适宜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影响下，英国的工业已处于相对衰退的状态。张伯伦希望通过关税的调节来加强英国和自治领之间的商业联合，进而控制自治领市场，并认为這样可以改变英国国内市场狭小、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窘境，并使英国在日后的国际贸易中获得攻守兼备的优势。张伯伦相信，特惠不但会使英国在日后的商业谈判中获得更多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重新打开外国市场，还能帮助英国构建一个庞大的帝国市场，进而恢复英国工业昔日的风采。改革的具体计划是“对来自帝国外的谷物征收每夸脱（quarter）不超过2便士的赋税，对玉米免税;对来自帝国外的肉类、奶制品、酒类等按照从价原则征收5%～10%的关税，对培根免征关税;对来自自治领的酒类和水果给予税率上的优惠;将可可粉、咖啡、茶叶和糖类的进口税减少至目前税率的1/4—1/2。①作为回报，自治领也会降低英国商品进入自治领市场的关税税率。”关税改革思想反映了世界形势的变化：英国已不能垄断世界市场，它要面对后起国家的竞争;只有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才能保证帝国的长存和不受外来的侵扰。②

为了进一步宣传关税改革的思想，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张伯伦的足迹几乎走遍了英国所有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作为维多利亚后期英国政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关税演讲可谓盛况空前。“在张伯伦列车所经过的每一个苏格兰车站，都挤满了他大量的拥护者;在利物浦，至少5000名工人在暴雨中倾听了他的演说，而不远处，仍有大批的听众试图挤进演讲大厅;在加的夫和纽波特，张伯伦面对的是早已等候多时的数以万计的煤炭工人。”③张伯伦相信关税改革是可以提升英国工业品的销量的。“在没有得到英国任何许诺的前提下，加拿大已经给予了英国进口商品33%的税率优惠，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英国输入到加拿大的工业品销售价值已经提升了近一倍”。④在格拉斯哥，张伯伦畅谈英国贸易问题。他指出，在过去的30年中（1872—1902），英国对那些保护性国家的工业品销量减少了4600万镑/年;相反，这些国家出口到英国的工业品总量却增加了8600万镑/年，保护性关税是可以促进一国工业发展的，而自由贸易政策只能让英国腹背受敌。⑤英国和自治领的命运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英国出口到帝国的工业品总量增加了4000万英镑/年。⑥在伯明翰，他指出，保护主义将是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因此在日后要构建一个类似美国的生产一切又排斥一切的自给自足的大帝国。⑦19世纪后期美国的工业崛起是同其广阔的国内市场和排他性的关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美国通过设立关税，尽可能地使国内市场完全为本国的生产服务;另一方面，则利用低价策略（倾销）积极抢占外国市场，如美国的铁轨、锡产品的国际售价长期低于国内价格30%以上。⑧依靠关税和低价对外销售的策略，美国的卡耐基钢铁公司占有世界最大的钢铁销售份额，美国也跃居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美国的成功得益于其广阔的国内市场;同美国相比，英国的帝国市场则体量更大。19世纪末期，英属自治领开始步入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市场潜力巨大。1901年，英国的出口总值达到2.8亿英镑，其中40%是由帝国进口的;1902年，英国对帝国的进口和出口总值分别为10540万和10460万英镑。⑨当贸易逆差越来越成为英国工业中一个突出问题的时候，在同自治领的有形贸易中，英国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帝国市场，已经越来越成为英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了。

在张伯伦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加入了张伯伦的阵营。首先公开支持张伯伦的是一批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家。1903年6月到8月间，伦敦政经学院的院长威廉·休因斯以《帝国财政改革》（Imperial Fiscal Reform）为题，先后在《泰晤士报》（The Times）发表16篇系列文章，力挺张伯伦。剑桥大学的马沙姆教授（Masham）、G. 尤尔（G. Yule）教授、经济学家兼下院议员罗珀莱斯布里奇（Roper Lethbridge）等人随后撰文，支持关税改革运动。①1904—1905年间，《关税问题》（Tariff Problem）、《德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The Progress of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es-in the Last Quarter of A Century）、《爱国俱乐部演说集》 （CompatriotsClub Lectures）、《自由贸易的兴起和衰落》（The Rise and Decline of Free Trade Movement）等宣传保护主义思想的书籍先后问世。在这几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中，多位作者反复指出：美国和德国的发展告诉世人，工业优势并非“天生”，而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取得的，如通过设立关税，就可以使一国的生产力获得发展。后发优势的存在决定了保护主义必然是未来国际贸易中的主角。在保护主义成为趋势的前提下，市场的容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英国必须通过特惠制实现帝国内的商业联合。唯有此，英国的工业才能复兴，国际影响力才能得以维持。这些经济学家的主张和观点跟张伯伦遥相呼应，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科学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伴随着关税改革理论的日益成熟，1903年底，关税改革同盟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以宣传关税改革思想为首要目标，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分支。1903年10月，为了更好地宣传关税思想，在剑桥，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教授组织了每月两次的讲座和每月一次的讨论，并邀请到阿什利（Ashley）、利奥·马克斯（Leo Maxse）、奥斯丁·张伯伦（Austin Chamberlain）、博纳·劳（Bonar Law）、霍华德·文森特（Howard Vincent）等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牛津，兰福德·普莱斯（Langford Price）教授成立了关税问题辩论团，模仿议会辩论的模式，开展针对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辩论;在伦敦，在休因斯的带领下，数十位经济学家开始对英国26个主要生产领域的现状开展调查，并相继出版了针对钢铁、纺织和农业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全面而客观地指出了英国工业面临的种种问题，“是一战之前有关英国工业状况的最全面的调查，而且为一战后政府调查奠定了基础”。②以严谨著称的《泰晤士报》也表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如此全面和科学的关于某一行业的调查报告呈现在英国读者面前”。③作为维多利亚后期英国政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张伯伦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从1903到1906年间，关税改革问题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热度，是当时最受英国人关注的话题之一。仅在1903年5月到6月间，在伦敦地区的报纸上，与之相关的文章就有800多篇。包括张伯伦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希望借助报纸、书籍等媒体的力量，通过自身的宣讲活动，使民众能够重新认识保护主义。然而，保守黨在1905年底1906年初的大选中的失败，表明这种思想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二、关税改革运动失败的原因探析

1903—1906年的关税改革运动声势浩大，为了能够修正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贸易保护主义者可谓竭尽全力，然而，最终却宣告失败了。对于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仍然不乏亮点。虽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份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逐渐缩小，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越，但传统的支柱产业——煤炭业和造船业——依然表现强劲，如1900年世界上85%的出口煤炭仍是来自英国的。④1892—1896年英国制造的船只总吨位为102万吨，占这一时期世界船只下水总量的79%。⑤进入20世纪，英国的造船工业仍保持高速增长，在新兴的钢质船领域，英国处于垄断地位。此外，随着路虎汽车、百达翡丽手表等品牌的出现，英国产品逐渐成了高品质和高工艺的代名词，是国际生产领域中高端产品的代表。

以航运、保险、银行和对外投资为代表的金融和服务业在这一时期的表现更突出。截至1890年，英国商船的运输能力居世界第一;1895年，英国拥有全球远航运输船只总吨位的73%。①雄厚的航运实力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1875—1884这10年中，航运纯利润超过联合王国（包括英国和爱尔兰，绝大部分的收入来自英国）国民收入的5%。②到了20世纪，航运业所带来的利润基本维持在每年1亿英镑左右。③同航运业相比，来自金融业的收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19世纪，英国基本保持了6%的对外投资回报率;到20世纪初，对外投资的收益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7.5%。④金融业的发展，也加强了英国对整个世界的掌控。通过制定借贷规则，英国的银行业可以派驻代表去监督和管理其他国家最有前途的产业，对它们施加影响。“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⑤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有形贸易中的逆差不断扩大;然而，不断发展的无形贸易，不但弥补了有形贸易中的逆差，还为英国创造了更多的财富。1901—1905年间，英国在有形贸易中的年贸易逆差为1.77亿英镑，而这一时期年平均得自船运的收益是7900万英镑，得自利息和红利的收益为1.49亿英镑，得自保险和佣金的收益为1800万英镑，无形贸易在英国社会中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价值。⑥当保护主义延伸到航运业和对外投资领域的时候，英国人可以凭借着自由贸易政策而免于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凭借着同竞争对手之间的良好关系，英国的商船可以运载世界各地的货物，而英国的银行业也可以自由地吸收外国资本和进行对外投资。这使大多数英国人都相信，自由贸易政策是促使英国无形贸易空前发展的重要原因。相应地，英国的富庶也为自由贸易政策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状况为自由贸易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19世纪后期，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同之前的几个时代相比，物资是丰富的。在1870—1890年间，在美、德等5个主要产铁国中，铁的产量翻了一倍（从0.11万吨增加至0.23万吨），钢产量则增加了20倍（从50吨提升至1100吨）。⑦农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凭借着来自西欧的资本，北美、澳洲、南美和东欧的部分国家，农业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以加拿大重要的产量省曼尼托巴为例，仅在1891—1902年间，该地区的可耕作土地就增加了接近35%。⑧然而，在坚持金本位制的大原则下，货币的增长速度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导致产品的利润空间遭到严重的挤压。1873—1896年间，低物价、低利息和低利润的阴影挥之不去。伴随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英国物价下跌了40%。⑨大多数工厂主都面临着严峻的盈利压力，破产和倒闭的情况屡见不鲜。相比之下，虽然金融资本也存在剧烈的波动，但同工业和农业相比，其盈利能力是令人羡慕的。

1890年后，随着多边贸易结算模式的确定，世界经济和贸易逐渐一体化。一方面，英国通过对外投资所获得的收益来抵消其在有形贸易上的逆差和进行再投资;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有形商品（农产品、原材料等）使其他国家的商品生产得以顺利开展。英国身兼最大的投资人和买家的双重身份，通过投资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又通过购买大量的商品使得生产和流通能够不断运转。身处国际多边国际支付体系的中心，英国本身的稳定对于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放弃自由贸易政策，海外商品再对英国市场输入时必然面临危机，整个全球的贸易链和金融利益都可能遇到严重的挑战，甚至是重塑，而最终受损的则是英国投资者的利益。放弃自由贸易，就等于英国主动放弃了19世纪中期以来自己一手构建起来的国际金融、贸易秩序，放弃了收益巨大的无形贸易，其损失是难以想象的。

再次，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主义理论之间的冲突也是造成关税改革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斯密希望商品可以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流通，唯有此，社会总财富才能实现最大化;相反，通过立法手段来控制国内市场、限制国内外的贸易甚至垄断殖民地的贸易，都是不可取的。对于国内市场而言，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手段确实可以促进国内市场占有份额的扩大，但这些税收，不但是附着在消费者身上的枷锁，还会“造成某些行业中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使社会的总财富减少”。①对于大多数英国民众而言，关税不但不会增加国民资本利润总额，还会使普通消费者饱受其苦。围绕着关税改革思想，自由贸易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关税改革真的可以扩大英国商品的销量吗？自由贸易者表示，欧洲依然是英国工业品最大的出口地，贸然对来自欧美的商品征收关税，将可能引发贸易战。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几乎完全能够自给的国家而言，英国的每一次报复都必将导致它在提高关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最终完全排斥英国商品。②虽然凭借税率上的优惠，英国商品可能会在自治领的市场上获得销售优势;但1899年，在帝国外一些国家为几个自治领提供的价值8250万英镑的商品中，绝大多数都是英国无法替代的原材料和食品。③对部分来自帝国外的农产品征税，真的不会给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带来负担吗？贸易保护主义者相信，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来决定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买入国，英国拥有食品定价的话语权，食品税将由买卖双方共同负担。④然而，自由贸易者却认为，作为国际谷物市场最大的卖家，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谷物的价格形成一定的垄断，因此，即使从供求的角度来计算，由收税带来的大部分价格上涨仍需要由英国人来承担。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认为，如果以5%的税率计算，则英国普通消费者每年需要额外承担的小麦花费就高达1100万英镑。⑤在英国尚有1200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征收食品税，只会增加贫困人口的数量，进而激化阶级矛盾。⑥

对于英国在失去工业霸权后可能面对的局面，自由贸易者也有着和保护主义者截然不同的看法。斯密反对用货币与实物进行直接交换，但对于用航运、金融、利益等金融服务类的收入来支付实物的价格却是非常赞同的。他指出，“银行增进国家产业最好的方式在于使无用的资本变得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⑦斯密的理论，现实的情况都为英国无形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9世纪末，不少英国人认为，金融业和航运业代替工业，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就好比在过去的几个世界中，工业取代农业一样，将会自然地发生。著名的地理经济学家麦金德甚至宣称：“工业和农业好比四肢和躯干，而金融好比血液和大脑，是统领整个身体的。”⑧因此，金融业不但是斯密所认可的，还是比工业发展的更高级形式，是在未来世界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行业，而伦敦则是世界金融之首。既然金融业取代工业对英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大多数英国人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三、1903—1906年关税改革运动与

同时期的国际贸易趋势

工业的状况、民众对自由贸易理论的笃信、繁荣的无形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财富，都成为自由贸易政策继续存在的有力支持。不成熟的时机无疑是导致关税改革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这场运动却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1932年8月，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英国同英属自治领以及爱尔兰、印度、纽芬兰、南罗德西亚先后签署了12份双边贸易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英国免除自治领出口到英国的大多数食品和原材料（约占整个帝国出口商品种类的80%）的关税。除已课税的商品以及小麦、肉类和其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进口商品外（平均税率约为20%），对于来自帝国外的其他进口商品一律征10%或以上的进口税。对于涉及殖民地生产的支柱型农产品，英国在对外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同时实行进口配额制。①在经历了一战的创伤、20年代中后期经济的萧条和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后，英国最终重回贸易保护主义，而这些协议无疑是1903—1906年关税改革运动中关税主张的升级版。历史用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证明了关税改革运动的前瞻性和正确性。

为什么说英国重新设立关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自由贸易政策本身在这一时期的不适宜性。在对法国的拿破仑战争胜利后，英国的工业实力开始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然而，英国所面对的却是紧锁的国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以诱导它国开放本国市场的自由贸易政策就逐渐流行了。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帮助其他正在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认识到他们自身的错误，并加以改正”。②自由贸易政策要求其发起国首先开放自己的市场，在本国的市场上给予其他国家商品同等的竞争条件，因此强大的工业实力是自由贸易政策能够实行的基础。19世纪末期，随着英国工业实力的衰退，一方面，英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基础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各国之间关税大战的不断上演，自由贸易已无法实现其最初的使命，相反，其实质已经沦为自由进口。由此，自由贸易政策的退出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发展使英国回归帝国成为必然。从1870到1945年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发展的70年。在保护主义成为趋势的情况下，市场容量成了帮助一国经济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庞大的市场，不但可以为国内工业的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还可以在对外贸易谈判中为自身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筹码。当所有国家都试图去控制一个大市场时，谁控制的市场份额最大，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英国的帝国市场无疑是其中最大的。③截至1899年，几个自治领的人口合计将近1500万;对外贸易高达3.8亿英镑;当年的船运总量超过1亿千吨;铁路长度为31，613英里。④这些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同期英国上述领域的一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澳大利亚的羊毛行业、肉类，新西兰的奶制品行业，南非的咖啡、黄金开采，加拿大的农业、木材行业，都日趋完善，工业生产能力明显提高。1901—1911年，英帝国在世界黄金产量中的比例从46%上升到59%，其中德兰士瓦的贡献就从2.03%上升到37%。⑤1922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小麦年出口总量已高达9000万夸脱，这几乎等同于这一时期英国每年进口的小麦数量。⑥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富庶的帝国市场已经越来越成为英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再次，这一时期的工业模式是促使英国重回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世纪后期是石油、钢铁、汽车、煤炭、电力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花费了更多的钱来购置厂房、设备后，只有在保证单位商品价格足够低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利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上百辆的福特公司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有着英国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为了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美、德等国家纷纷以关税为手段，尽可能地控制本国的市场，使其为自己的生产服务。在这些建立了保护性关税的国家内部，为了控制需求和生产资料企业之间的兼并和联合也在同步进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垄断组织高度发展的时期。在德国的纺织业、钢铁业、染色等行业出现了各大主要公司组成的卡特尔和辛迪加;而在资本和生产高度集中的美国，出现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托拉斯。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控制了美国精炼石油的90%～95%;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占据行业规模的90%;美国炼糖（American Sugar Refining）控制了行业份额的70%～90%;胜家（Singer）缝纫机则完全掌控了国内市场。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商，安德鲁·卡耐基骄傲地表示，“即使在销售价格仅为英国产品60%的情况下，公司仍然有利可图”。②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英国企业也积极开展了生产者之间的联合。但在自由贸易政策的影响下，英国企业不得不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者，始终无法有效地控制一个庞大的市场。在多个竞争对手的打击下，英国工业的状况不断恶化。1913年，德国和美国的机器出口总值为7500万英镑，这是同期英国出口机器总值的2倍;一戰后，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优势又继续扩大。③对于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标榜制造业优质高端的英国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打击。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经济的复苏明显，对国外商品的需求量日益扩大;然而，1923年，在对欧洲的贸易中，英国仍然产生了6326万英镑的逆差。④以生铁制造业为例，1923年，英国的生铁产量为743万吨，比10年前下降了近300万吨;反观美国，这一时期的钢铁产量已经从1913年的3065万吨增加到4000万吨，两国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⑤

小 结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后来美、英实力此消彼长和双方长期较量的开始。美国的崛起和英国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双方的经济实力决定的，而关税政策无疑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3到1906年，在约瑟夫·张伯伦的领导下，英国出现了一场试图重回贸易保护主义的运动。⑥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都将这场关税改革运动定义为：英国的社会精英为了挽救帝国步入暮年的命运，而进行的一次努力。维多利亚后期的繁荣成了转型路上的最大障碍，不成熟的时机使改革运动戛然而止，以致英国转型的时机被贻误30年。历史的大势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的，虽然1932年渥太华会议的召开和英帝国关税的重新设立证明了1903年关税改革运动的前瞻性和正确性，但英国的衰退却已无法避免，并最终跌下神坛。趋势、规律可能延误但却不会缺席，英国这一时期的关税经历再次说明了认清大势、尊重趋势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孙莹，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