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1950:抗美援朝中的经济战

2020-12-23 06:56:35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20年12期

玉然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1950年2月,随着一纸《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和尖锐对抗之下,中国成为美国经济遏制的对象之一。

其实早在1949年10月,麦克阿瑟就对英国官员说,英美的经济封锁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窒息而死”。他肯定地认为,西面的苏联不会给中国多少物资,中国只有跟英美跑才能生存。这种预判并非毫无根据,当时中国的现状虽不至于像西方预言家声称的“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但也十分不容乐观——人口多,底子薄,生产方式极其落后,工农业总产值严重失调,一块优质钢材、一枚建筑铁钉都得依赖进口。如此状态下的经济封锁杀伤力可想而知。

但此时的美国考虑到在华百年经营形成的利益链和影响力,制定的战略在于使中共脱离苏联的“怀抱”,甚至希望将中国扶植为对抗苏联的“前线”,因此对华制裁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制裁要宽松许多。当时美国文件规定,只要经商务部颁证许可,除直接军品外,因战略缘故禁止或严格限制向苏联及其卫星国出口的非军用物资“仍可允许对中国出口”。至于私商对华贸易及通常情况下中国的大宗非战略商品贸易,“只受到最低程度的管制”。

然而,一场猝不及防的朝鲜战争,让中美敌对关系瞬间加剧……

“凡是中国想要的。我们都不给”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突然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对韩国发动进攻。朝鲜的不宣而战,让韩国措手不及。27日,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便失守了。

消息传到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也颇有几分意外。一个多月前,金日成曾秘访北京,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向毛泽东通报了对韩战争的意图。但毛泽东持反对意见,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不料金日成如此急迫地发动了战争。

对朝鲜战局反应最为激烈的莫过于美国。战争爆发当日,美国决策层便“炸锅”,不少人认为这场战争是苏联“支持和怂恿”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自由世界”发起的挑战,而作为苏联盟友且与朝鲜关系密切的中国自然脱不了干系。于是当日,美国便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次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火速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同时,美国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对中国展开了更严厉的打击,一场经济战迅速进入火力全开的模式。

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当时的中国基本不生产石油和石油产品,因此美国此举无疑将严重影响中国經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了进一步掐住中国经济的咽喉,8月中旬,美国颁布《1950年特种货物禁止输出令》,禁止出口金属母机、化学药品、运输器材、电信器材、航海设备等十大类中国急需的物资。随后,棉花、铜及铜制品、铅以及锌制品等也被列入管制清单。为防止偷运,美国海关人员曾奉令突击检查停泊费城港口的美国商船,如有禁止出口物资驶往中国,即予扣留。

与此同时,美国对朝鲜的军事打击也在步步紧逼。1950年9月15日,美军纠集“联合国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挥师北进,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如此尚嫌不够,美国飞机还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威胁中国边境。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领兵朝鲜的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便公然挑衅:“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眼见战火烧到自家门口,反复权衡之后,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19日晚,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中国的参战迅速扭转了战局。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战役,一举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杜鲁门气急败坏,于10月30日发表声明,叫嚣“准备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武器来对付朝鲜人和中国人”。为配合军事行动,11月29日,美国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强烈提议,封锁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对一切物资皆予以统制,甚至包括牙刷、粉扑在内”。在此呼声之下,12月初,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实际上,正如美国商务部官员海尔所说,“目前任何他们(中国)愿意买的东西都是对他们有利的,因此我们都不愿意给他们”。12月6日,美国又通知其管制之下的日本一致行动,加入对华禁运。于是当天,正在神户港口装船的出口商品被紧急撤回,日本通产省随即宣布停止向中国出口除纤维杂货以外的一切商品。

当然,也并非所有物品的主动权都控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如猪鬃(工业和军需用品的主要原料)和桐油便是例外。作为回击,1950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禁止猪鬃和桐油运销美国与日本。此举很快导致美国猪鬃“来源已竭”,不久,美国被迫开放猪鬃进口限制,希望通过中立国家盗取。中国政府借机委托爱国商人、“猪鬃大王”古耕虞在中国香港和美国注册公司,秘密同美国做生意,利用猪鬃换回了大批国内紧缺的物资。猪鬃由此成为“对美帝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至于桐油,由于其具有耐酸性、速干性、燃烧性,被广泛应用在军舰、飞机、潜艇等军用武器上。当时全球90%左右的桐油都来自中国,其垄断地位也成为中国从他国换取短缺物资的重要筹码。

为加大打击力度,美国还霸道地禁止外国船只运货去中国,要求在经过或进入美国港口时均需接受检查,如无“特种许可证”,则将物资“就地截留”。1951年1月17日,美国收到情报,称两条西方商船携带大量麻醉药、磺胺、阿司匹林等名贵西药,途经印度孟买前往中国。而此时中国军队正流行斑疹伤寒,如得不到药品及时治疗,会影响在朝鲜的攻击作战能力。美国先认为是英国船,便立即与英国交涉。后来弄清是挪威船,又转而向挪威施压。正交涉时,蒋介石残余政权乘机于2月17日出动其海军在台湾附近海面截住这两艘挪威船,并迫其在台湾卸货。

除了禁运,美国政府还将对华金融管制提上议事日程。但美国高层对此颇有分歧,如财政部就很不以为然,认为当时中国大陆在美资产尚不到一亿美元,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对华实施金融管制不会构成对中国的实质性打击。美国国防部也指出,为了能继续从中国进口猪鬃、羽绒及钨等战略物资,在制定金融管制政策时应有所考虑。但最终对华金融管制的主张还是占了上风。1950年12月16日,美国下令冻结中国所有在美资产并严禁华侨汇款回国。

对此,周恩來立即代表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地起草和发布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根据这一命令,中国政府接连军管了100多家美商企业,后又征用了美国企业美孚、德士古和中美三家石油公司的部分财产,并征购了其全部油料。

“大棒”加“金元”,让盟友叫苦不迭

为了在国际范围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遏制,从1951年起,美国便极力鼓动其盟国及其他中小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经济战。

1951年1月22日,日内瓦湖畔,联大会场的气氛如同室外的天气透着阵阵寒意。与会代表正在讨论美国有关“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美国代表声色俱厉地要求联大迅速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并对中国施行“制裁”的提案,但美国的“倾情表演”显然没有激起各国的共鸣。接着,印度代表发言,宣读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备忘录,控诉美国侵犯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种种罪行,要求搁置美国提案。最后,会议以27票对23票通过了印度代表的建议。

但美国政府并未善罢甘休,随后加演了一出“大棒”加“金元”的外交戏码。杜鲁门先是通过驻英大使秘密传信给工党政府,威胁若不配合美国在联合国的行动,美国将削减对英国的援助,支持丘吉尔上台。接信当天,英国工党政府内阁大臣便展开了紧急商议。随后,美国又威胁法国政府若不服从其决议,便不再支持法国对越南侵略战争的军事援助,等等。

如此这般的幕后伎俩让其盟国叫苦不迭,却又无计可施。在联合国再次表决时,按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我们的盟国……有点勉强地于2月1日和我们一起通过了对中国侵略的谴责。”

2月16日,美国又纠集英、法等组成“集体措施委员会”,“以研究对中国的可能制裁”。参会国家各怀心事,一番喧嚷吵闹之后,并无实质进展。美国于是索性舍弃这个一盘散沙的非法机构,精选队伍,同其4个铁杆盟国一起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拟订对中国“制裁”的可行办法。

5月18日,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在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中,本届联大主席安迪让宣布通过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美国导演的这场对华禁运竟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效力。

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先后实行了对中国的禁运。至于其中有几分自愿、几分胁迫,则很难说,美国对此心知肚明。以英国为例,其助理国务卿希克逊当时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便承认:“国务院充分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在伊朗方面的困难,英国无论如何不会在联合国中支持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案。”

英国骨子里不赞成对华禁运还有更多的原因:英国政府在香港有着与中国庞大的转口贸易,自然不愿失去一个如此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希望能“一只脚留在中国门内”:英国政府还担心惹恼了中国,内地一旦停止向香港供水,香港立即会成为一座死城。

但不管自愿与否,英国确实在美国对华禁运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而中国政府也让其付出了代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1951年4月7日,英国征用中国内地在香港的15000吨永灏油轮,移交给美国海军为朝鲜战场服务。时隔两日,中国政府便下令征用了英国在中国境内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几乎全部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旋即又征用了英商的英联、马勒二船厂。1952年7月28日,英国将在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飞机40架及其他资产“判给”美国陈纳德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助其向朝鲜战场运送战争物资。8月15日,上海军管会则下令征用英资上海电车公司等数家英商的全部财产。1953年3月,中国又征用英国在广州的太古轮船公司码头仓库及西堤楼房全部财产等。老牌帝国英国在华苦心经营百年的经济势力渐次被驱逐尽净。

英国有心挽回损失。因此在1952年夏天的“巴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会议上,英国政府仍不忘努力争取对中国执行相对宽松的禁运方案。然而在美国强势威逼之下,封锁反而变本加厉,该次会议甚至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和朝鲜实施禁运的“中国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列出的禁运商品中,针对中国的多达450种,针对苏联的则有170种,两者之间的差别被称为“中国差别”。

为了彻底堵死苏联、中国的重要战略物资输入渠道,1952年10月26日,杜鲁门又签署了《巴特尔法》,强制要求接受美国军事、经济援助的国家,也要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该法案贸易管制清单上的禁运物资,否则美国将停止对该国提供援助。截至1952年年末,除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地以外,至少有53个国家(地区)同意按照《巴特尔法》行事。

1953年1月,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上台,继续执行敌视、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以增加其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筹码。

突围组合拳:办法总比困难多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机智、灵活的反禁运措施。

就在美国宣布对华石油禁运当日,中财委便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全面封锁升级,指出要迅速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缺乏的各种进口品。1950年11月22日,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分别致电中共华南分局、中南局并报中央,要求有关部门简化进口手续,协助在世界市场抢购急需物资。中央贸易部也规定,在港英当局实施“禁运”前,要迅速提取已订购的“禁运”物资并尽快运往内地;输美货物,凡未完成装船的一律撤装,正运往美国途中的应立刻在港变卖提单套现;存在银行的美元外汇及时转移,并换成黄金或其他外币。后又指令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禁止使用美、日、加、非船只装运。中国银行还与国外机构联系,将已离开美国港口的物资在适当的港口(如新加坡)卸货,避免靠近美国控制的口岸(如马尼拉),以免遭受损失。在各方通力协作抢运下,到1951年3月,有被冻结、被扣压风险的0.8亿美元资金和价值1.6亿美元的物资大部分运抵国内。

考虑到“出口易、进口难”,结存外汇具有贬值甚至被冻结的风险,中财委确定了“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将出口货分成甲、乙、丙三类:甲类出口货与重要的进口货交换:乙类出口货与次要的进口货交换:丙类出口货则或换货或卖瑞士法郎。

但随着封锁加剧,常规贸易渠道被渐次切断,进口方式不得不改传统集中运输为分散“走私”。于是,一条条地下“走私”线路被秘密搭建起来。

早期的“红色买手”华润公司此时便堪称内地在香港的“走私枢纽”。华润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是新中国获取外汇的主要渠道,更是禁运环境下国内进口的核心通道之一。朝鲜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让其情报官威洛比紧盯中国香港,他认定中国要参与朝鲜战争就免不了通过香港采购。但威洛比显然不是华润的对手。据华润的老员工回忆,他们实现了大批采购,甚至购买的手表数量足以配备到志愿军排以上干部,但市面上却未曾走漏一丝风声。威洛比则始终对此无知无觉,以致美国据此做出了中国不会参与朝鲜战争的误判。这看似神奇,细究却有其原因。华润早年在香港的经营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基础,封锁期间,更是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港商和侨商,正是他们活跃在不同的贸易线上,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输送钢板、药物,甚至武器等各类战略物资,顽强地助力了抗美援朝和新中国经济发展大业。

为减少禁运损失,华润还在香港打了许多索赔官司,仅1953年华润办理的索赔总额就达293.7万港元,收回207.5港元。如“告美国轮船公司案”:华润从美国进口的硫胺由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运抵香港,卸入香港公仓后,美方却拒绝交货。华润提起诉讼,最终确保了交货,维护了中方利益。这是在反禁运斗争中华商在海外打赢的第一个官司。华润的胜诉鼓舞了香港商人索赔的信心,在香港商界形成了一股反封锁的正义力量。

与华润公司相呼应,1951年2月,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东省商业厅决定下属8大专业公司以出资入股方式作为公方,由港商邓文钊(后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动员何贤、马万祺等港澳爱国人士及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等以外汇入股作为私方,成立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些股东不但在国际贸易中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有较广泛的国际贸易关系。公司成立20天后,他们就顺利地做了一批30多亿元的进出口生意,用大批桐油换回了大量工业原料、五金及交通器材等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仅轮胎一项就进口5000套。随后进口的30万支油剂盘尼西林(青霉素)和60万支肺炎针剂,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还帮政府打击了趁药物短缺囤积居奇的国内奸商。

爱国港商霍英东在此期间也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经香港、澳门为新中国运送了大量抗美援朝前线急需的黑铁皮、橡胶、轮胎、五金、药品医疗器械、棉花、布等物资。抗美援朝三年间霍英东和他的船队白天联络、装货,晚上开船,几乎夜夜开工。为了避开缉查人员,霍英东的船队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其紧张程度不亚于前线作战。由于“活动”频繁,霍英东成为香港警署、工商署重点监视的对象。为了躲避骚扰,他常将“指挥部”搬到酒店,发现可疑情况随时火速转移:即便回家也是前门进后门出,不然就是后门进前门出,其间还要更衣换帽。

由此可见,此类“走私”是冒着巨大风险的。特别是1951年6月,港英“新出入口管制法令”出台后,当局开始施行严密检查,一方面派出巡逻艇昼夜巡逻海面,另一方面在陆上各个缉私站加强警力,并派出巡逻车、缉私员四处巡逻。“走私”船只一经抓获,货物会被没收,事主将被送交法庭审判,予以判刑或罚款。

在当时的报道中,港英当局开枪追击“走私”船只、非法没收货物的消息屡见不鲜。为了避免被查获,各路人士各显神通。如从陆路进口轮胎时,把从香港经过边境口岸进入内地的汽车换上全新轮胎入境,同时在车上载运原有的旧轮胎。待车进入内地后,再卸下新胎,换上原有的旧胎返回香港。还有一种普遍应用的办法就是人挑肩扛。从香港运到内地要翻山越岭,有的汽车轮胎又高又重,民工就把轮胎摆平,站到轮胎中心,巧妙地挑起轮胎行进。

自力更生:万众一心破困局

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争取贸易往来,但全面封锁还是让中国处境艰难。如果说大量土特产品如皮毛、大米、黄豆、中药材、茶叶等出口受阻,尚可通过召开土产品会议和物资交流大会等方式,刺激出口转内销,那么工业原料及设备器材的进口受限,则不仅让许多行业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更使得抗美援朝前线物资供应严重吃紧。

1951年2月22日,彭德怀从战场回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朝鲜前线的情况:志愿军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战斗力已越来越弱;朝鲜境内所有经济作物几乎全部被毁,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談不上蔬菜供应,断炊现象经常发生……毛泽东听完汇报,说:“看来关键问题是保障兵员、武器、弹药、被服、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实际上,朝鲜战场上物资的全面紧缺已沉重打击了志愿军的战斗力。在这紧急关头,新中国的领导人审时度势,制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全国人民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感召下,一面踊跃交售“爱国粮”、捐献飞机大炮,一面豪情万丈地投入到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

农业战线上,人民政府积极通过土地改革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而广大农民则开展竞赛,努力提高产量,确保朝鲜前线的粮棉供应。1951年3月,山西劳模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向全国各地发出爱国增产竞赛挑战书。1951年10月,创造全国棉田单位面积最高产量的山西曲耀离互助组,向全国产棉区互助组及棉农发起爱国售棉挑战。倡议一出,全国响应。据35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有535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向李顺达、曲耀离等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应战,同时有些挑战应战单位,还以连环竞赛方式,层层发动群众,把竞赛运动推向广大农村。

在上下齐心的努力之下,我国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产量迅速提高,相继达到基本满足国内需要的水平。

工业战线也毫不服输,各行各业的工人喊着“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战斗口号,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运动。为了给志愿军赶制军用物品、武器弹药,许多工厂夜以继日奋战在生产一线。国家颁布条文,鼓励工人进行发明创造,广大工人响应号召,积极改进机器、完善操作方法、优化劳动组合,大大提高了原有设备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据统计,东北工人在1951年的劳动生产率便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42%,1952年上半年又比1951年同期增长20.9%。

同时,新中国加紧了进口物资器材的创制。譬如在医疗领域,当时我国很多药品无力自行生产,青霉素更是只能进口。为解决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伤病员治疗问题,195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自批示成立“上海青霉素实验所”,并任命医学家童村为所长开始了青霉素国产化批量生产的试制。1951年4月,该所试制成功第一支国产青霉素针剂。1953年5月1日,在自行研制的1500加仑发酵罐中,第一批规模化生产的国产青霉素问世了,中国依赖国外进口青霉素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

在生产有限和进口受阻的困境中,节约尤显意义重大。煤油、药品、衣物、粮食等,都在号召节约之列。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总结抗美援朝的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的:“在战争中珍惜一滴油,回收一个油桶,拣回一个桶盖,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时的广东曾出现这一奇特现象:很多载重汽车的后部都带一大炉。西方人起初大惑不解,后来才得知,原来此装置是用来烧木炭,使之产生可燃的煤气(CO),以提供动力来推动汽车前进。1950年9月21日《香港时报》便以《共冻结全省汽油,全部指定留备军用,商用汽车奉令改烧木炭》的消息报道了此种现象。

你四面埋伏,我八方出击

为彻底突破美国的禁运“围剿”,中国对内强调自力更生,对外则主动出击。

首先是加拿大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互通。中国一面有步骤地改组国内出口物资的生产,以求逐渐适应他国需要,扩大出口,一面向这些国家告知今后数年内工业器材和工业原料方面的需求,以便让他们扩大生产。到1952年年底,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对外总贸易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5.9%扩大到72%。其中自东欧进口的石油占石油进口总量的九成以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苏联的贸易。1951年中苏签订了1951年至1954年苏联向中国提供60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协议,包括数量不菲的飞机坦克、高射炮和汽车等装备器材,后又向中国提供了141个大型工程项目。作为回报,中国则向苏联提供了大量农产品和橡胶等原料。美国的禁运“种豆得瓜”,反而使中苏结成了更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绝大多数被迫参与对华封锁的国家都是有苦难言。封锁禁运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其对美国禁运政策的不满日益增加,这就为中国提供了突破口。

当时英联邦国家中最小的国家——锡兰(今斯里兰卡)便是打破对中国禁运的典型。锡兰是橡胶大国,但粮食产量低,主要依靠输出橡胶等产品来换回大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逼迫其对中国实行禁运,并强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橡胶,同时却要求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导致锡兰粮荒严重。

在锡兰遭受困难时,中国驻缅甸大使及时透露可供应大米的信息。锡兰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不顾美国的禁运指令和压力,在未建交的情况下,毅然与中国以优惠价格签订了橡胶换大米的5年合同。这是中国反封锁禁运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国际上特别是亚非国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此,美国政府曾横加干涉,但遭到锡兰拒绝。值得玩味的是,由于英美在“禁运”问题上的矛盾,美国并未对锡兰施用《巴特尔法》,仍继续给予了“美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此敏感地指出:“当美国把援款交给锡兰的一瞬间,就已经等于美国采取了同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和反共主义者能够共存的新的方针了。”

“禁运”也给日本造成了严重困难。日本原本可从中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黄豆、煤、花生仁、米谷、盐等,在禁运后却不得不以高得多的价格从更远的国度进口。如中国开滦的煤当时一般离岸价格为每吨11美元,而日本被迫购买的美国东海岸的煤,到岸价格高达每吨28~30美元。据美国经济合作署估计,禁运使日本每年承受1000万美元的直接损失,而且将影响日本的贸易格局。1951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晤,提出“贸易是贸易,战争是战争”,希望美国不要关闭中日贸易的大门,杜绝避而不答,却大谈“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自由世界有必要作出牺牲”,迫使日本继续追随美国战车前进。了解到日本与美国禁运政策的矛盾,中国积极寻求与日本资本家通过香港开展转口贸易。1951年,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额仅563万美元,而经香港转口贸易则高达2200多万美元。

经济封锁也导致西方许多国家市场萎缩,大批工商业家濒于破产,大量工人陷于失业的境地。为摆脱困境,重新开展东西方贸易,1952年4月,一个盛大的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47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周恩来的具体部署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率领由2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南汉宸在全体大会上做报告指出,封锁与禁运给多国增加了自中国输入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的困难,也使许多国家的工商业家失掉了工业器材、化工原料、工业制品和农产品的广大市场,因此封锁与禁运是荒谬和愚蠢的。他还在报告中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两年多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全国规模的、统一的、稳定的市场已经建立,稳定的币制和巨大的支付能力能够使与中国通商和交往的政府与人民充分感受到各种方便和利益,同时保证国际贸易的合理利润。因此他强调取消封锁与禁运“是完全正当的,中国人民对于这种努力,愿意寄以希望”。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经过多方努力,先后与印尼、巴基斯坦、芬兰、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经济界代表签订了贸易协议。

会后,日本参议员高良富、众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受南汉宸邀请,冲破阻力,绕道欧洲来到中国。访华期间,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谈判,双方于1952年6月1日举行了中日贸易协议的签字仪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签署的第一个中日贸易协议。

英国基于国内严峻的贸易需求,对中国的态度也渐渐软化。1953年6月,应中国国際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罗宾逊率领英国工商界代表团访华,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总额为30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在此基础上,英国方面的厂商又组成了“四十八家集团”,积极开展英中贸易往来,并由此影响和带动了西欧各国同中国的贸易和交往。

1954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其间应英方邀请,新中国贸易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英国。中英双方的贸易谈判取得了积极成果。10月,中国驻英代办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与英国政府贸易部门有了直接接触。

在英国影响下,西欧各国逐渐无视禁运,运用“例外条款”向中国输出物资,使美国的垄断资本和中小工商业者深受影响,其反对封锁禁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58年9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再做一些放宽。事实上,对中国的所谓“全面禁运”至此已名存实亡。

20世纪50年代的禁运是美国为了配合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攻势,对中国进行的经济围攻。其气焰之嚣张,参与国家(地区)之众,管制之严厉,时间之长久,在国际贸易史上空前绝后。但美国妄图借此造成新中国经济崩溃局面,进而引发中国国内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的险恶用心显然落空了。不仅如此,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禁运,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而美国对华经济战决策的失误在于,它低估了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面对外忧时的强大凝聚力与抗争力,低估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强劲的经济内生力,也低估了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吸引力。

半个多世纪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压制仍未完结,设置贸易壁垒,封杀中国品牌,强迫中国出售稀土等战略矿产资源,诸如此类手段层出不穷。但当今的世界已日新月异,中国也已今非昔比。正如习近平主席早前说的,“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无论美国及其追随者出什么招,正在强势崛起的中国都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击。更何况,这是个合作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逆趋势而行的霸权主义行径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其结局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