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贵州安顺的假钞案

黄茂岘

民国时期，贵州省安顺县城发生过一起印刷假钞案。制造假币的罪犯，把印刷厂变成了印钞厂，数额之大，让人大跌眼镜。更为传奇的是，罪犯居然躲过了法律的惩罚，得了善终。这充分说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到了何等程度。

黑印钞厂

1945年11月25日，穿着黑色保警队制服的一队国民党警察，突然搜查了贵州省安顺县城大十字钟鼓楼靠南街口的一家印刷铺。这家印刷铺叫“华丰茂苏裱石印社”。半个多钟头后，店老板邬继强、客师李兴成被带走。看热闹的人都议论纷纷，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12月1日，民国《贵州日报》登出一条重要新闻：“省直辖区保警队第三大队特务分队，于11月25日，密探得安顺南街‘华丰茂苏裱石印社伪造中央银行法币。前往搜查，破获伪印造厂印版三块。印出来的就是钞票毛坯。未盖印，也没有编号。纯粹中央银行1000元假法币120条（每条4000元），还有未印白钞纸二大封（捆）。捕获该石印社主犯邬继强，同伙李兴成等。”当天的《贵州日报》一到安顺，安顺山城百姓一片哗然。此事在《安顺市志·大事记》中也有记载。

天降横财

民国时期的安顺城，是个商业重镇。人烟密集，街市热闹。南来北往的生意人，熙熙攘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贵州成了大后方。当时迁入安顺的还有国民党的机关、学校，如军医大学、兽医大学，加上国民政府教育部直属的钱江中学、江西人郑振汉办的豫章中学、中央委员张廷休办的贵州大学在安顺增办的职业学校等。一时间，安顺文人雅士云集，文化氛围空前浓厚。这些文人们喜欢绘画、书法、篆刻和摄影，安顺的苏裱印刷业由此兴盛一时。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日寇投降，难民纷纷返乡，国民党的军政机关撤回南京;军医大学迁往上海、兽医大学迁至哈尔滨;文人雅士、书画大家、金石名流们也纷纷举家回迁。安顺城的苏裱石印业愈渐萧条冷落，几乎家家亏损，户户经营艰难。

“华丰茂苏裱石印社”的老板邬继强也不例外。当时他家的苏裱铺在安顺所有苏裱铺中算得上第二大。他的徒弟有七八个，如谷世文和赵承兴等，一直受聘在他家搞印刷。邬继强还请了书画客师卢柏清等，来店里坐堂画画和写对联。此前生意一直如火喷油，兴盛不衰。

抗战胜利后，他家生意逐渐开始清淡，9月份便门可罗雀。正在他走投无路、焦急万分之时，邬老板的好友武文斌，犹如财神菩萨、散财童子腾云驾雾来到安顺。武文斌是四川人，在重庆国民党“中央银行造币厂”当技师。因印钞技术好，升为“技正”，相当于工程师。按说到了这个级别，收入肯定不低。但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武文斌财迷心窍，竞利用工作之便，从造币厂盗得印制民国“法币”的印版三块，印钞纸多捆。那时印刷设备简陋，印钞技术差，就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造币厂，造的钞票也劣质得很。

印版有了，纸也有了，只要武师傅动手，钞票就立马出来了。邬继强按捺不住喜悦。他家前有铺面，后有院落，铺面上面还有一层楼。此外，他还有七八个徒弟可做帮手，劳动力也不成问题。于是40岁的武师傅立即动手，在邬家铺面楼上安装石印机，接着日夜不停地开印法币。印版是真的，纸是正宗的钞票紙，彩色油墨也有。操纵机子的又是个印了多年钞票的高级技师，轻车熟路，不假他人。印出来的票子，跟真的一模一样。事后有人戏称：当时邬家楼上，就是中央银行的造币“分厂”。

财运突变

邬继强信奉的是“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印出大量票子后，他首先改善生活，大吃大喝，鸡鸭鱼肉，天天不断。穿，个个新装打扮;烟，抽高档名牌;酒，喝“醉芳”“茅台”。从老板到徒弟，个个笑逐颜开。邬老板是个做事随便、用钱大方之人，用安顺人的话讲，就是“手散”，公子哥儿味道十足，开口闭口都爱说“钱乃身外之物”。他主张人生要及时行乐，酒馆、饭店、戏院他都爱去。他为人也大方，是那种“宁讲三声有，不说一声无”的大款气派。

听老辈人说，他家真正持家管事的是他老婆。他家的苏裱铺，经营主要靠他老婆——算账收款、徒弟分工、接活路、管伙食和买进卖出，甚至社会应酬，都是他老婆操持。邬继强虽是个不太管事的翘脚老板，却因“手散”而成为交际甚广的“好汉”。他老婆虽然能打能踢，却是个顺从的模范妻子，邬继强要一千，她老婆不敢拿半贯。

“家中有金银，隔壁有戥称。”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他家的徒弟总是神出鬼没。只见进门，不见干活，衣着光鲜，出手阔绰。可能是有人举报，也可能内部分赃不均，徒弟反水。开机才3个月，他家的“地下印钞厂”就被发现了。

他们中只有武文斌警惕性最高。武文斌早有不祥之感，他一再提醒邬继强：“要小心，不要张扬。”但天生散漫的邬继强收束不了自己手脚，仍然大把花钱，爱讲排场。

11月4日，武文斌刚好到后院上厕所，就听到店铺前有几个陌生人的声音。他喊一声：“不好！”从后墙一个翻身，逃走了。武文斌逃脱了，但邬继强、李兴成等，却被保警一锅端了，印版、纸张、油墨自然也被抄走。

高人指点

邬继强、李兴成锒铛入狱。李兴成是武文斌从四川带过来的助手，除了掌握印花套色外，他什么也说不明白。邬继强被推进班房，牢房里臭气熏天，邬继强顿时被熏得要吐。送来的囚食，他哪里咽得下去。晚上臭虫咬、蚊子叮、虱子爬，周身奇痒难当。邬继强度日如年，唉声叹气，忍不住唱起了京剧高腔：“我好似那笼中鸟，不得飞高……”邬继强的老婆四处打听消息救人。有人指点：“案子在检察官手头，你找别人无用。”他老婆是很聪明的女人，打听到检察官家住处后，就买了礼物，揣了红包，晚上找到检察官家。检察官见红包厚实，女人老实，就实话实说：“主犯是武文斌。在他未被抓到之前，这案子判不了。那武文斌是四川人，四川那么大，到哪里去抓？你家男人不是主犯，顶多判个几年了事。你嘴放牢靠点就行了。”得了这几句话，邬继强的老婆有如拨开乌云见青天，连忙来看守所探监。等她把检察官的话一字不漏讲给邬继强听了之后，邬继强心花怒放，立即叫老婆多带点钱进来。

得寸进尺

此时的邬继强，脸带红光，心情开朗。他老婆又去找牢头，小心客气地托请他照顾邬继强，又是一番红包打点。那时正值经济危机，即便公务员，收入也捉襟见肘。邬老婆每次来送饭都请狱警和邬继强一起吃。后来混熟了，又请他们一起喝酒。时间一长，邬继强索性请所有管牢房的狱警都来一起吃喝。有时大家一高兴，就索性叫邬继强到值班室一起吃喝。嫌家里做的早餐不好吃，邬继强天天让狱警去街上买名厨郑干臣家的“辣鸡粉”“炖鸡面”，带回值班室大家一起吃。早中晚餐，反正都是邬继强请客做东。

有一天邬继强突发奇想：“要是能有单独一间房子住，不去牢房就好了。”他将这个想法一说出来，就逗得狱警个个笑得恨不得在地上打滚。牢头开玩笑说：“除非你拿钱自己在这里起一间房子。”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邬继强马上说：“这就要请老哥帮忙啦，在下愿意出钱来修一问房子。”他马上摸出钱来放在牢头手里。牢头见他当真拿出钱来，就说：“我和你一样，天天在监狱坐着。我有什么权利让你在这里修房子？”邬继强问：“哪个可以准许我起房子？”牢头不耐烦地答：“除非看守所所长准许。”邬继强说：“我就请你给所长讲。您老哥帮个忙。”

牢头看在钱的面上，真的就拿这事当笑话讲给了看守所所长听，谁知所长竞答应了。所长说：“这些年政府抗战，钱都打光了。牢房柱头断了都无钱买根来换。房子漏，连块瓦都添不起。他愿在我的看守所起房子，这好事哪里去找？你跟他讲，修，可以，修好不准讲是他修的，要讲是看守所修的。”

“乐”在狱中

于是，邬继强的老婆出钱，招来工匠在看守所院内起了一间房子。邬继强毫不客气地就搬进去住。看守所大院对面就是安顺京剧院，京剧院的锣鼓声，对邬继强来说是“声声入耳”。现在他除了不能上街、回家之外，几乎与常人一样生活。如果不能经常同所长、牢头共进晚餐，他反而无聊。于是一到晚上京剧院一开场，他就跟着哼起京戏来。时间一长，他兴趣越浓。最后，他请求看守所所长“准许”他请京剧院的高胡琴师和须生演员来教他唱京戏。所長发觉他一Ⅱ昌京戏，犯人们就非常高兴，情绪稳定，吵闹、打架、思乡的麻烦事少了。所以，所长居然也同意了。于是邬继强晚上听戏，白天学戏。4年时间，他的京戏唱得比那些老票友还好，如果临时缺须生演员，他都可以直接登台参演。

尾卢

1949年11月18日，解放军来到了紧邻安顺的平坝县，安顺解放在即。眼看国民党安顺县县长李紫珊逃往紫云，邬继强老婆请律师开了张“取保就医”的条子，将条子和一笔钱给牢头，于是邬继强就“自己走回家”了。

安顺解放后，邬继强仍然开他的苏裱铺。1956年，全安顺的苏裱铺开始“公私合营”，邬继强也进了“文艺厂”，干起了生产红纸、笔墨、粉笔之类的工作。

或许是他坐过国民党的牢，抑或无人检举，新政府对他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在1962年病逝前，他一直都过得平平安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活得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