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排精神的变化也是中国人心态的变化

2020-12-23 04:36韩浩月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20年11期
关键词:陈可辛郎平女排

韩浩月

本应春节公映的《夺冠》在“十一”上映,成為国庆长假娱乐的一个关注点。推迟到“十一”上映也挺合适,影片的性质,从春节档的合家欢,转向国庆节爱国情怀的释放,颇为适宜。

爱国精神、女排情怀、体育真谛,导演陈可辛需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各个击破点明主题,又要寻找共振合为一体。有点令人意外的是,陈可辛用三段式结构,分别承担了这三个诉求,很直白也很清晰地传达了体育竞技项目在不同时期所承载的意义。

现在的体育电影,通常已不再喜欢使用这样的拍摄手法,为了使作品摆脱纪录片性质,更有戏剧冲突,创作者通常会围绕一个点、一条线进行创作,在强化煽情能力的同时,也突出体育电影的紧张气氛。《夺冠》最具戏剧冲突的地方,发生于2008年奥运会,郎平带领的美国队战胜陈忠和带领的中国队,如果影片紧扣这个核心展开故事的话,会是另一个风格的作品。

但陈可辛没有这么做,不是他不能这么处理,而是中国排球之于中国体育历史、之于中国人的情感,要求创作者尽可能地对不同的时代情绪进行反映。比如1981年中国队战胜日本队首夺世界冠军,的确对那个时代的国人有巨大的振奋作用,用现在的眼光看(也是《夺冠》第三段故事提出的议题):夺冠真的那么重要吗?——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来说,真的很重要,这毋庸置疑,不能用现在的体育竞技价值观来衡量那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为女排夺冠热泪盈眶的人们,当年女排五连冠所带来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代替的。

《夺冠》再现了老女排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刻苦训练的情形,队员承受的伤痛让人心疼;在进入低潮期成为二流队伍时,队员的表现又令人失落与着急;当郎平重新执掌国家队并再夺世界冠军的时候,不禁为之感到激动与开心……对比之下,观众更愿意看到最后一段故事吧,因为这段故事藏着触底反弹、再攀高峰的戏剧性,也有着享受比赛、实现自我的新体育精神——不是女排变了,而是观众、中国人的心态集体变了,所以中国女排才会再次找准定位。

在结构、诉求、价值观表达这三个方面找准,影片就基本立住了。剩下的考验是细节的呈现,《夺冠》有几个细节抓得不错:比如一名打沙滩排球出身的运动员在发球前喜欢转球,还因此被裁判判罚过超时;比如新女排队员被郎平批评,说老女排队员从来不会在训练时拍对方屁股,这样的细节让观众大笑,也让影片变得轻松、生动。

作为一部新主旋律电影,《夺冠》如何处理集体和个体的关系,考验着创作者的立场与技巧,在最后一段,显然《夺冠》明确了球员为谁而打球的问题——不是为了爸妈打球,不是为了奖牌打球,而是为了改变和提升自我而打球,也正是这样的激励,最终让最年轻一代的球员,做到了轻装上阵。她们丢掉女排精神了吗,并没有,她们只是将女排精神进化了。她们表达出爱国情怀了吗,当然是,虽然没有喊口号,但她们的胜利以及她们带给自身以及带给观众的喜悦,本身就可以含蓄地激发爱国情绪。

回到电影本身,《夺冠》的缺憾也是有的,比如第一段故事里的队员都没有出现名字,不管什么原因,听不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总是一种遗憾;在对比赛画面的呈现上,镜头有时候没有跟着球走,没能协调好比赛的全面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剪辑方面略显不足;虽然多数演员都超出预期地完成了表演任务,但个别角色还有脸谱化的嫌疑。

作为一部体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主创群体能将《夺冠》以现有水准捧出来,已经算不错,如果对女排历史有好奇心或者对女排队员有亲切感,影片的带入能力会更强些。在国庆档,期望《夺冠》能接棒《八佰》,继续为国产片提气,把疫情之后恢复的电影市场,进一步带热。

摘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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