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渐晚(四题)

2020-12-23 04:38王选
山西文学 2020年12期
关键词:花球老马

土炮,作为儿子

土炮不是炮,是我们家邻居的邻居的名字。

土炮母亲来我们家。我坐在门槛上刷微信。

院子西角,不知哪年丢弃的一粒苹果籽,长出了苗子。现在一人高了。父亲冬天修剪过。院子南边,是炕大的一块花园。韭菜开花,月季猩红,葡萄藤攀在屋檐下,肚皮上挂着稀稀拉拉纽子般的葡萄。花和菜是父母种的,但人都不在。一个在城里打工,一个在遥远的天津打工。

土炮母亲看我家门虚掩着,以为我母亲回来了,想进来说几句话。她一手提着铝盆,一边的胳肢窝里夹着一捆葱。盆边上粘着面粉。银色的盆子,在正午阳光的反射下,摔出一坨亮光,淌在地上。她跟母亲是同岁的人,娘家离我舅婆家也不远。她跟我母亲一样苍老了。五十来岁,白头发,犹如荒坡的野草,一茬一茬长。没办法,集上买了劣质的染发剂。回来调和一下,用旧牙刷抹在头发上。味道刺鼻,扎眼睛。没几天,颜色就掉了,还是满头白,她们懒得拾掇了。她们是中国最苦命的一层人,为了生存,为了子女,受尽了人世间所有苦,操碎了干裂的一颗心。

土炮姐弟二人,姐姐早些年嫁人了。土炮母亲到现在都后悔当时要的彩礼少了,才三万元。三万,太少了,放到现在,城里一个厕所都买不下。她给土炮娶媳妇时,女方要了十四万的彩礼,退了两万,也要十二万。相比她家姑娘的彩礼,差太多,让她一直耿耿于怀,也一直对土炮父亲有怨言,动不动扯起这事,骂一顿。

当初,家里的主是土炮父亲做的。他觉得彩礼这事,不能没有。没有的话,人家觉得你姑娘不值钱。也不能过分,这又不是倒卖人口,不是卖骡子卖马要讨个好价钱。况且,姑娘嫁人,当父母的还是希望他们一家人把日子过好。一次性把男方掏空,姑娘嫁过去,日子咋过?土炮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土炮母亲说,你有一颗菩萨心肠,但土炮娶媳妇,你能保证人家女方也这么想?土炮父亲嫌女人家瞎搅和事,打发出去了。最后和男方的媒人商定,彩礼要五万,到时候,退两万,皆大欢喜。

轮到土炮娶媳妇时,女方家开出的条件是:彩礼十五万,三金,四季穿的衣裳各三套,到西安拍婚纱照,去三亚旅游,最关键的是城里有房,有车。女方狮子大张口,土炮家自然是无法接受的,房子、车子、彩礼,加上其他花销,差不多一百万。就是把老两口宰了,割成肉,卖了,也换不来一百万。但也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儿子娶媳妇啊。最后他们托媒人,跑了不下十趟,把一套房和一辆车抹掉了,答应以后手头宽裕了一定买。女方把三金提升成五金,最后才勉强同意。

在西秦岭的今天,农村人结婚,女方城里要房,已经成了最基本的要求。城里没房,这事基本就别提。土炮父亲为女方暂时放弃房和车感到欣慰,甚至有点骄傲,在村里不时吹嘘,你看我家儿媳妇,没要房和车,就跟了我家土炮。

结婚以后,土炮带着媳妇到城里打工去了。土炮搞装修,主要粉墙。媳妇在酒店当服务员。

这期间,土炮父亲出事了。

那是一个夏天,正午过后。土炮父亲把门口的一堆驴粪扫到墙根下,无意间瞥到家里唯一的黑驴蹄子长了,前面裂着几道口子,看来该削蹄子了。给驴削蹄子,跟给人剪指甲一个理。

他从村里找了半天,也没找见一个能帮手的人。只好从厨房喊出切酸菜的土炮母亲,给自己帮忙。他找出多年不用的门担,提了绳子,放到门外。又取下镰刀,喷了几口水,在廊檐下的石头上,磨了磨。黑驴在门口杏树下拴着,乘凉,尾巴摔打着,赶蚊蝇。土炮父亲把驴缰绳紧紧缠在树上,把驴头提起,让驴无法挣扎。然后凑上前,一把抓起驴后腿,一扯,搭在土炮母亲抵上来的门担上,用绳子一绑,固定住。土炮母亲用肩膀扛着门担的另一头。把驴后腿抬起,让驴蹄子尽量朝上。黑驴拧头甩屁股,踢腾了半天,发现无济于事,才稍微消停了一点。土炮父亲提着镰刀,站在门担左侧,刀刃向内,把厚厚的碗口般的破损蹄子,一点点削下来,像削果皮一样。驴又挣扎了一阵,很快习惯了这种不适感,便任由主人削了。左后腿削完,换右后腿。地上落了一层薄片状的驴蹄子,大小不一,像一层黑树叶。眼看着马上削完了,但最后一镰刀,土炮父亲没控制住,手下一滑,削深了,削过蹄子,钻到肉里。黑驴一疼,浑身一抽,屁股两扭,上跳下窜,又咬又踢,没几下,绑在门担上的蹄子挣脱了。以土炮母亲的力气,哪能治住一头暴跳如雷的驴。土炮父亲反应过来时,已经迟了,黑驴朝他胸口一蹄子。他从崖上翻下去,把腰摔折了。

腰折了以后,家里因为结过婚,没钱治,土炮父亲躺了一年多,最后能下炕了,但走路勾着腰,像一只虾。才五十出头的人,已经不像样子了。

土炮和媳妇在城里打工,挣钱,一心要买房。给父亲看病,也舍不得。城里的房价,日了天了,一周一个价,一月一大涨,均价过万了,离城里半截子的,也要七八千。以他们挣钱的速度,一年拼死拼活攒五万,六年才能攒够一个首付,再办一个贷款,每月还三四千,还三五十年,这一辈子人陷在房贷的泥潭里,也就没指望了。

但买房是他们的理想。他们要和村里人一样,离开麦村,体体面面地当城里人。

土炮父母并不反对儿子在城里买房,虽然家里盖满了房,再住四五个人都没问题。当初他们口头承诺过,要给儿媳妇买房。现在倒好,老两口挣不了钱,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难心。他们一度为不能出门打工挣钱给儿子买房填补而感到愧疚和痛苦。

土炮母亲坐在院子的台阶上,阳光照着她灰白的头发和满脸倦容。我似乎在她的侧影里看到了我母亲的样子,她们同样疲惫,同样无助,同样被生活磨得千沟百壑,同样为了子女受尽苦难。这人世间,活着,可能就是来受罪的。

土炮母亲说,跑了半个庄,都是些老弱病残,连一点浆水都没要下,上午拔了几棵白菜,准备弄点浆水酸菜,要不来一点酵子(发酵用的浆水)。

我應道,能走的都走了。遂又想起土炮父亲,问身体咋样。

老样子,光把屎尿能自己送掉,啥活也干不了。

土炮咋样?听说媳妇生娃了,儿子还是女子?

女子。

你咋不给帮着带娃?

刚生下,伺候了几天月婆子,人家嫌我这也不会弄,那也不会弄,我忍着,啥话都不说,心想,我再不会弄,也把两个娃拉扯大了。有一天,给人家炖了一只土鸡,提到医院,人家嫌煮得太绵了,倒厕所了,我气不过,说了两句,人家大哭大闹,往土炮的脸上唾唾沫,不给娃喂奶,把我骂了个里外不是人。我也就忍了,心想,都是为了娃,一辈子了,啥气没受过,骂几句就骂几句,反正也掉不了肉。结果,有一天,娃尿了,我给换尿布,人家一把把娃夺过去,骂我手贱兮兮的,啥球事都不会弄,还不如滚回去。当时病房里那么多人,把我莫名其妙骂了一顿,我又没惹她,又没干啥错事。我躲到楼道里哭了一场,伤心得很,我就回来了,想着你爱咋咋去。后来听说娘家她妈来伺候了,咋伺候都觉得好。哎,你说现在的媳妇,还是人养的吗?自己的妈,亲得很,男人的妈,跟狗一样嫌弃,以前可不是这样子啊。

世道变了。

一只野猫站在墙头,目光茫然。村里的老鼠几乎绝迹了。以前滚疙瘩,现在很少了。抓不到老鼠,猫一只只饿得无精打采。我一挥手,猫脖子一歪,跳下墙头,走了。

选选,你说,养儿子干啥哩?有啥意思?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大了还要供给念书,还要娶媳妇买房子,还要受媳妇的羞辱,你说,养儿子能干啥?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问题,犹如尖刀,也刺在我心上,让我无地自容。扪心自问,父母养我们,除了给他们带来苦难和委屈,榨干他们心血和余生,还能干什么?儿媳妇不孝也就罢了,儿子也是一路货色。当儿子的,与禽兽何异?

后来我回来,跟他爸说起,才明白,人家骂我,是嫌弃我们老两口没本事,给他们给不了钱,也买不起房,以后还要拖累他们,心里不高兴。加上这一次,我没给人家钱,我哪有钱啊,就靠在村里打个临工,挣个油盐钱。没给钱,人家就怪怨,就骂我出气。

不管是娘家的妈,还是婆家的妈,都是长辈,都是人,咋能张口就骂呢?现在的儿媳妇,让人害怕。

这是你的想法,人家才不这么想呢,你挣不来,就是老不死,就是害。土炮母亲叹了口气,眼窝子落满了乌云。你说,现在都这样,等我们老了,动弹不了了,咋活?那时候,可能就真的要挂个绳子吊死了。

盆子在石头上磕了一下,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在午后,异常刺耳。她起身,说,该回了。

我问,出院了没?

出了。

出了应该回来,我们这里凉,城里能把人蒸熟,回来坐月子好受些。

嘿!人家才不回来,在莲亭租了个民房,是个套间,住着哩。我还问过回来不,土炮说不回来,就在城里坐月子,带娃。不回来也好,我轻松点,一回来,先人就来了,我还不会伺候。前两年,一到六月天,在城里带娃娃念书的,一放假都回来了,打工的也回来收割麦子来了,现在,都不来了,现在的乡里人,不爱乡里爱城里,何况我那儿媳妇呢。

她要走了,我把她送到门口,她半躬的后背,在地上落下了沉重的影子,被她拖动着,吃力、艰难地移去。临出门时,她问我啥时候走,走的时候给土炮捎一袋菜,都是自己种的。我答应了。

花园里的韭菜,依旧绿着,月季,依旧红着。葡萄抱着自己的肚子,满腹心事。风把院角的竹子,摇响了。那叶片互相切割互相摩擦出的狭长声音,像一群即将老去的父母,在六月的角落,捂着眼,细细地哭着,哭得很疼,很疼。

真的,他们要去西安过年了

他们要去西安过年了。

他们要去西安过年的消息,早早就在村里刮着,像一群乌鸦,落到这家头顶,又落到那家头顶。他们早早就放出风,扬言要离开麦村,去当西安人。有人建议,动车通了,坐动车去,快得很,才一个多小时。他们说,那不行,他们要坐班车。为啥?票价都差不多。他们秘而不宣。

他们一家五口。两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快三十了,儿子也有二十五了吧。反正村里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他们的三个孩子了。人们只记着他们小时候的模样,一个个上嘴唇挂着两根黄稠的鼻涕,哼哧,吸进去,又流下来,哼哧,再吸进去,又流下来。那两根鼻涕,在他们的整个童年,都挂着,似乎就未曾断过。那可真是两根宝啊。村里人给他们取的绰号分别是,大鼻吊,二鼻吊,三鼻吊。

鼻吊鼻吊,鼻涕搭灯泡。

据说鼻涕擦不干净的人,念不进去书。这是谁说的?记不起了。

我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大鼻吊和二鼻吊上一二年级。她们扎着两根刷刷,像鸡毛毽子,顶在长满虮子的脑袋上。我们村的小学,四个年级,三四十个学生。太少,一三年级共用一间教室,二四年级共用一间教室。一个年级不足十人。一溜子坐在靠窗边,一溜子靠墙坐。老师先给一个班上,另一个班写作业。然后打个颠倒。那时候,我们上一年级时,就偷着听了三年级的课。上二年级时听了四年级的课。算是提前两年预习了。而上三四年级,耳朵里还会听到一二年级的课。也算是温习了。所以,小学时的课文,我们记得滚瓜烂熟,背起来简直是瓦罐里倒核桃,因为学了两遍啊。

而大鼻吊和二鼻吊,就比我们差远了。一篇课文,背三天都背不会。老师叫上去调板,听写词语。她们站在黑板前,吸溜着鼻涕,半天時间写不了一个字腿腿。老师提着竹棍,在她们身后来来回回晃,吓得她们两条腿打摆子。老师气急了,在她们手背上抽了一竹棍。她们嘴一张,哇——哭了起来,鼻孔里喷出一个鼻涕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得像一颗电灯泡,快把脸都遮住了。

你娃,笨得连猪都骑不上。老师咬着牙,骂道,你爸是个聪明人,咋养了个你,这么提不上串,下去!

她们用袖子把那两颗“灯泡”擦掉了。然后坐在座位上,认认真真听课。可老师还是说她们头里装的是麦草,因为试卷发下来,她们的分数又没有上十位数。

后来,她们也就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我们就不能随便叫人家的绰号了。我们就叫她们的官名:爱花、爱草。她们的弟弟叫爱田。爱花爱草上到初一初二,辍学了。辍学后帮着家里干了一年农活,随后被亲戚撺掇着去南方打工了。打什么工,我们也不清楚。

她们的弟弟爱田呢?情况稍微好点,不至于笨到双手画不了一个八字。但也强不到哪里去,配套練习几乎每一页都空着,为啥?不会填。别人一学期都上结束了。他还停留在前三课,没有回过神来。念到初三毕业,实在念不进去,也辍学了。其实他父母对他还是抱着很大期望的,希望他能念下去,两个姐姐打工完全能供给住。将来考个大学,让坟园里冒一回青烟。但事与愿违,他早早就向父母表示要南下打工的意愿,准备挣钱,回来买一辆摩托,那才耍人呢。这是两千年末,这是他的梦想。

在三个子女打工之前,他们两口子都在家里务庄农。和其他麦村人一样,春种秋收,年复一年。

后面,随着九十年代搞副业兴起。麦村一大拨子男人都出门搞副业去了。远的去了新疆广东,近的在银川兰州。鼻吊爸跟上出门搞副业(那时还不叫打工),在银川的工地上搬砖。人老实,肯出力,也懂眼色,会来事,一年下来,能挣个七八千元。那时候,一分钱能顶一分钱用。几年下来,他们攒了一疙瘩,在院子东面盖了三间偏房,一砖到底,打算给儿子留下以后结婚用。

男人盘算着,照这么再干三五年,就能挣好几万,在麦村,也算是殷实人家了。到时候,再也没有人会叫他们家的孩子是鼻吊了。人穷志短,现在叫,虽然心里不舒坦,但又无可奈何。

一年以后,男人的算盘落空了。

男人出事了。

那一天上午,他依旧搬着三轮车刚拉回来的一堆砖,因为个子不高,抱砖,就喜欢从下面往上抱。这么一来,下面被掏空了。当他刚把一片砖抽出来,码在一起,搭上卡子时,眼前堆着的砖倒了下来,像洪水猛兽倾泻而下。他眼看着自己被砖头淹没,昏迷了过去。醒来后,已经躺在医院。白墙,白褂子,白色的药片。盐水在玻璃瓶里,滴答,滴答,无休无止的样子。

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他只记得红色的砖头,脱缰一般,叫嚣着,一眨眼,席卷而来,吃掉了他的骨肉。天黑了。当他伸腿,准备把一泡尿撒到厕所时,却发现不对劲,左腿上好像失去了什么,轻,而空洞。他弯头,艰难地看到,自己的左腿,从小腿肚到脚,不见了。医生在他昏迷的时候给他截肢了。他曾一度陷入难过和对未来的恐慌之中,眼泪填满眼窝子,家族里自带的黄稠鼻涕也溜了出来,搭在嘴唇上,像一根蚯蚓,任其伸缩。

事后,大概也是一年之后,他才偶尔听到,他被压到砖底下之后,幸亏周围的人看见,立马刨出来,送到了医院,要不小命难保。但左腿粉碎性骨折。能治好,不过得慢慢治,花费也较大。承包活的老板心一横,说,截肢。因为他知道,截肢,一次性给个万把元,病治好,这事就了了。塑料纸擦沟子——两不沾。如果保守治疗,花钱不说,治不好,治个半生不熟,隔三差五来找事,不得消停,弄个肠子痒人——抓不得,就麻烦了。还不如把事情做到位,做彻底。

当鼻吊爸拖着半截空裤管回到麦村后,所有人都吃了惊。曾经强健如公牛的人,出了一趟门,回来竟然瘦弱不堪,连条腿都没保住。大家唏嘘着,感慨着,提着几颗鸡蛋,或者一斤白糖去看望他。听他一遍又一遍唠叨他被砸倒,被送往医院,被截肢的过程。说得嘴角唾沫泛白,鼻涕哧溜。人们听着,满心沉重,心理脆弱的女人,总是抹着眼泪,回了家。

回到家以后,鼻吊爸就过起了吃喝拉撒的日子。因为残疾,无法干活,不能下地,屋里屋外的活全由鼻吊妈操持着。原先一个肥得跟瞎瞎(鼹鼠)一样的女人,几年下来,面削骨瘦,眼窝倒陷,成了一把麻秆。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咸不淡。守在麦村,百十户的偏远山村,没有啥大事。日月如常,不增不减。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可命和天的事,鬼知道是啥样子的。所以,慢慢熬着,一天天也就这么过了。

在外面打工的鼻吊姐弟三人,很少回麦村,即便是逢年过节,也很少回。他们似乎早已忘了麦村,麦村也早已忘了他们。每个麦村走出的人,都是如此。遗忘,和被遗忘。

他们两口子,反正也就那么过着,日子推得紧紧巴巴。当人们都断定他们会是留在麦村,难以脱身,最后老死在这里的两口子时,人们的推断错了。人们掰着指头数来数去,四五百口人,留下来的就那些,都是难以脱身的,要么穷,要么老,要么残。而他们家怎么说,都属于难以脱身的一类。但人们在掰指头缝隙里,突然听到他们要去西安过年了。

他们要去西安过年了。这消息,刮来刮去,最终刮进了每一个麦村人的耳朵里。

他们腊月底就要动身了。他们在西安买了房子,据说在曲江那块,地段好,面积大,精装修。老人们坐在热炕上,烘烤着颓败的年月和骨肉,估摸着那房子,少说也得一百万。人们惊得连下巴都掉下来。天啦,一百万,就是让他们印冥票,也不是件容易事。

他们准备坐班车。为什么不坐动车?不坐火车?为什么呢?

后来,人们才听说,他们要往西安背过去一袋子洋芋,一袋子面,提一壶五十斤的油。而这些东西,听说动车上不让带。到火车站,又那么远,所以最终决定坐班车。老人们不屑地说,当啥西安人,还不是往过去背米面油,人啊,活在自己的庄里,还是个人,只要出了门,进了城,连个狗都不如了。老人们嘲笑着说,你就当个西安人,浑身的土炕味还是洗不掉,你鼻子上衔的鼻涕,还是擦不干净。老人们撮着干瘪的嘴笑了,露出了两溜黑红的牙床,像两道干枯的河岸,寸草不生。

但人们还是想不来,他们家到底哪里来的钱。三个鼻吊都在外面打工,后来两个姑娘先后嫁人,找的都是外省的。先有娃,显怀了,纸包不住火,才跑回家认亲的。两口子气炸了肺,但生米煮成熟饭,没治,只好答应了。男方两家,送的彩礼,加一起不够十万。这十万,离买一套西安的房子差距甚远。她们的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婚后很少接济娘家。三鼻吊还是在外面打工,染成一头红毛,跟鸡冠子一样,每月吃喝玩乐之后,剩下的一点钱只能把指甲缝填平,哪有余钱给家里交。他们两口子,男人是个跛子,常年窝在家里,挣不来钱。女人守着几亩薄田,一年下来的收入,光够吃喝。实在没办法,就去了北京,在一家饭店端盘子洗碗。

人们终究想不来,他们家哪里来的一百万。人们嘴上表现出不屑,但心里还是塞满了黏稠的羡慕和嫉妒。人们想破脑袋,把他们家祖宗八代都统统盘算了一遍,还是没有想清他们家来钱的门路。这就怪了。

人们为此而无端痛苦。在无所事事的冬天,这比一场雪还轻薄的消息,刮过他们心坎,這让人们无端痛苦。

后来,人们偶然听说三鼻吊出了事。啥事,鼻吊家守口如瓶,人们无从知晓。

还有两个月,他们就要去西安过年了。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就去吧。至于麦村,还是那个麦村。

老马,拖拉机

这是秋天的事,放在冬天说吧。吃食会过期,但事不会。

白露高山麦。麦村阴冷,白露时分,就该种山顶上的麦子了。太迟,地一冻,就出不来苗了。

以前村里牲口多,家家户户都有。少则一头毛驴、一头黄牛。多的,四五头,有马、有驴、有骡子。赶出圈一大阵,踢踏得村子轰隆隆响,跑起来,踩得尘土飞扬。种地,自然就全用牲口了。两头驴搭一对,两头牛搭一对,驴跟马搭一对。牛跟驴、马,搭不到一起,牛性子慢,马和驴性子快。骡子不搭对,一头骡子扯一副犁铧,骡子命苦。

种麦,先扬粪。把秋里送进地卧起来的粪,用铁锨满地撒匀。然后撒土磷肥和尿素。一亩地,一袋土磷肥,四十斤尿素。最后撒麦籽。撒籽,是个手艺活。撒得好,麦苗出的匀。撒不好,稠的稠,稀的稀,对后面生长影响很大,最关键,会被田野里来来往往的村里人嘲笑。这可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撒完籽种,驾上牲口耕地,把肥料和麦籽翻压到土里。耕地,引地边子,得人把牲口拉上,要不牲口找不到边。一遍过去,开了边,掉头,牲口自己找到路线了。一头走在犁沟里,一头走在干地上。并驾齐驱,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一亩地,少说得一百个来回。捉犁把子的人,跟在后面,一手举着鞭子,吆喝着:呔——啾——呔,嗷——回——我把你喂狼的,连个犁沟都寻不见了吗?——呔——再不走,把你吆到红河里,卖了牛肉——嗷——

一犁过去,再一犁过来。灰白干巴的土地,露出了黑褐色的骨肉,泛着细密的潮气。男人耕地,女人娃娃提着头、刨子,满地追着打基子(较大的板结土块)。一亩地耕完了,大地像翻过了它的旧棉袄,把半新的里子露在了外面。一溜子墨绿的牛粪,在土帮上,像盛开的一串花,点缀在大地的衣袖上。

基子打完了。满地都是均匀而细密的土壤,新鲜,温润,宽厚,埋藏着万千籽种的密语。最后,歇一阵,吸一锅旱烟,换一口气,等地晾晒一阵。

歇好了,挂上耱,从外到里,把地耱平展。小时候,我们爱站耱,扯着牲口尾巴,站在耱上,跟坐土飞机一样。但站耱有时也是危险的,万一牛拉稀,一泡粪下来,正好落在头顶,顺流而下,那就糟糕透顶了。有时,基子一大,把耱颠起来,会颠翻,把我们卷到耱下面,埋进犁沟里。所以大人很少让我们站耱,他们还嫌我们轻,没重量,压不碎基子,耱不平。

耱完地,这一亩麦就算种上了,得小半天时间。耱过的地,平整,展拓,像一匹灰褐色的绸缎,铺在田野,渐渐变成了黄色,变成了灰白色。种完地,收拾好农具,男人扛犁,女人背耱,娃娃拎着头,举着鞭子,吆赶牲口。忙活了半天的牲口,喘着粗气,嘴角上挂着一堆白沫子,闷着头,摇晃着,回家去。铃铛声,摇碎了十月的夕阳和薄雾。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村里的牲口屈指可数,种地的人寥寥无几。不过虽说寥寥无几,但好歹还种着点。这些种着的地,到翻耕时,要么没有牲口可用,要么人年龄大耕不动了。这时候,邻村的马北方开着大型拖拉机就突突突进村了。

马北方,五十来岁,人叫老马。

老马进村,把拖拉机停在梁顶,满村找酒友子去了。爱喝酒的一帮人,互称酒友子。就如爱鹁鸪的人,互称鹁鸪友子。村里留守的中年人,所剩无几,老马的酒友子,也就他们三四个。这三四个人,女人清一色都在外常年打工。娃娃大了,不念书,也出门打工去了。家里没有太大负担,男人守着摊子,没多少农活,家务也懒得干。对于他们来说,闲时间一把一把,多得跟六月的烂韭菜一样多。

没事干,几个人凑一块,提两瓶十几二十元的酒,不够,再提两瓶。一边熬罐罐茶,一边划拳喝。黑乎乎的茶缸,蹲在电炉上,屁股灼热,嘴里冒泡。瓶里的酒,倒在大小不一勉强凑够的酒盅里。酒满心诚。酒水溢出盅,洒在炕桌上,一摊,一摊。老马好酒,四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只要闻到酒,他的两条腿就软了。只要有人叫着喝酒,他就没命了。只要上了酒桌,就是天王老子也别想着把他拉下来。只要喝高兴了,就天不怕地不怕了。老马酒量好,四里八乡的人也知道。他号称西秦岭划拳一把手,曾经拳划黄河两岸,酒喝西北五省。他喝的酒,据说能装满两个涝坝了。他喝酒,从不碰盅,一律划,从不两盅、三盅,要喝,最少六个,十三太保也行,二十四个也可以,没说的。他划拳,没平局,必须要有个输赢,多少都要钻到底,谁输谁喝,不代不赖不卖。他喝酒,酒盅里要滴酒不剩,喝个底朝天,要是盅底“养鱼”,罚,三个,没说的。他划拳,手底下讲究个快,嘴尖舌头快,快刀斩乱麻,说时迟那时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置之死地而后快……六拳下来,没等你反应过来,已被老马斩首落马,片甲不留。

满村子都是他们的划拳声,那撕心裂肺的吼叫,让十个数字字字沾血、字字溅着火花、字字藏着杀机,他们的吼声,把十月的一场雾,震成了小雨,把十月的一场小雨,震成了大雨。把十万片秋叶,震得,哗啦啦,落满了地。

干六。老马咧着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得意地说,来,给你代一双,送个人情。一手捉一只盅,搭到嘴边,一饮而尽,末了,还要吱地咂一口,要把酒盅吸进肚子里一样,才算喝干净。喝完,摸两把嘴角,啊一声,叫道,好酒,好酒。此刻,他原本黝黑的脸,变成了酱红色,跟腊月里挂在屋檐下的一副猪肝子一样。

老马拳好量好,但每一次醉的都是他。他贪杯。

醉了的老马,自由了,解放了,疯狂了。轻则掀桌子、摔瓶子,嘴里胡骂,重则上房揭瓦,杀鸡宰牛,简直如同土匪一般。啥人都拦不住,一拦,他东倒西歪,怒目圆睁,吐着酒气,就要拳头砸过来,要人门牙。所以,喝醉了的老马,就真成脱缰野马了。

老马来麦村,不是专门来喝酒的。喝酒是他的爱好,耕地才是他的目的。

喝大,睡一晚上,第二天,酒醒了。老马被人叫起,他揉着挂着两粒眼屎的眼,伸着腰,打着哈欠,满嘴汹涌而出的酒味依然能熏死一头猪。他一边点烟,一边把碾压成鸡窝的头发用手指梳一梳。下炕,从一堆空瓶子、烂酒盒里翻腾出鞋。鞋窝里装着一摊昨晚谁的呕吐物。他翻出别人的鞋,二话没说,穿上,脸也不洗出门了。

没有牲口,或者有牲口干不动的人,会叫老马去耕地种麦。拖拉机上架好籽种、化肥,突突突,冒着黑烟,进了地。地都是挑拣的平整的。给拖拉机挂好犁,撒完化肥、籽种,就开始耕地了。一犁过去,一米宽,湿漉漉的土在倒钩型的爪子缝里哗啦啦翻起来,黄扑扑的土雾腾起来,像一朵落雨前的云,跟在拖拉机屁股后面。原先半上午的活,拖拉机不费吹灰之力,几个来回就种完了。

一亩地八十元,通价。老马不多要,你也不能少给。

种完一亩地,老马下车,和主家坐在地埂边的草坡上,摸一根烟,互相点上,歇缓一阵,说点闲话,听来的,看见的,或者无中生有的。不远处,是大片大片的撂荒地,长满了蒿草,已渐渐枯黄。

种完一亩,再去种下一亩。整个深秋的田野,只有老马的拖拉机,用单调而重复的声音把无限的寂寥涂抹着,涂抹成了黄昏的一块云,或者一汪落日的余晖。

麦村的几十亩地种完,老马就要去另外一个村子种地了。像赶场子。另外一个村子,情况跟麦村一样。临走前,老马还要最后喝一场。老马和主家,喊来那几个酒友子,又喝开了。这一次,五个人,先是三斤三星金辉,喝完,没够,商店没这个酒了,换成古河州。两斤古河州喝完,主家又翻箱倒柜找出了一瓶珍藏的好酒。听说要三百元,他一直没舍得喝。今天看在老马的面子上,就喝了。老马再一次咧着嘴、眯着眼,把酒瓶搭在鼻子上闻了闻,说,好酒,今天就地解决,有酒不喝非君子,来来来,咱们两个,不对,五个,都是君子,把这一瓶消灭了。其他两个,吐的吐、睡的睡,一败涂地,惨不忍睹。还有一个趴在炕桌上,摇晃着脑袋,嘴里叨叨嚷嚷,下巴上挂着的粉丝和胡萝卜丝,混合着唾沫,不知擦去。只有老马腰杆子伸得直直的,一边自斟自饮,一边骂着这帮孙子,一上炕嘴硬得很,要把我灌倒,你看现在,你们一个个?样,真是丢人透顶了。最后,老马把一瓶酒喝掉了八两,眼仁红成了血珠子,一张脸由酱紫喝成了煤黑。

酒到后场,老马突然想起第二天还要赶早去给人家耕地,得先回一趟家,取柴油,车上备的用完了。他在迷迷糊糊里想起了这件事,他觉得一定回去一趟,不然明天耽误事。当这个念头在他脑壳里划过后,他只记得一件事,回家去。

他起身,下炕。拖上鞋,说,你们一帮软?,有本事起来再战斗一圈,啊,你们这帮软蛋,嘴儿客,牛皮客。他爬在炕沿上,把几个喝倒的人,一人捅了一拳,带着无限的鄙视和得意,哈哈哈哈大笑着,差点翻倒在了地上。他扶着方桌,含糊不清地说,你们睡着,我走了,你们这群残兵败将,好好睡。炕上有人听他要走,使出吃奶的劲,抬起脑袋,眼皮都升不起,说,走哪去?你喝大了,哪也不能去。你?才喝大了,我好好的,你睡着。炕上的人伸胳膊拉他,没够着,一下扑空,趴在炕上,睡着了,呼噜打得跟杀倒的猪一般。

老马点了一根烟,好几次没点着,点着之后,找不见嘴。他夹着烟,东摇西摆,脚底下打着绊子,出了门。

夜色浓密。弯月挂在天幕上。明明灭灭的星斗,风吹,有嗡嗡之声。几只老狗,稀稀拉拉叫了两声。

老马摸到梁顶,爬上拖拉机,打着火,开走了。突突突的拖拉机声,在黑皴皴的夜色里飘过。麦村,有没有人知道喝醉的老马开着拖拉机离开了?

第二天,跟老马一起喝酒的人,还在宿醉中,断片了,他们不知道老马已经走了。等他耕地的人,以为麦村的活,还没有结束。

第三天,酒友子又凑起了新的酒场子,把老马忘了。放羊的老财,把羊赶到湾子里时,隐隐看见远处不对劲,跑过去一瞅,惊呆了。老马的拖拉机从湾子里的路上翻下来,沿着坡,一直滚到了下面的酸刺林里。拖拉机下,只有两条腿,直戳戳伸在外面,光着脚板。

老马死了。

人们把拖拉机扯上路,拖拉机还能开。人殁了。

最后,老馬在深圳打工的女人赶回来,向那晚上一起喝酒的三个酒友子和主家,一人要了四万元,私了了。老马的女人心想,人都死了,闹腾也不起作用了,还不如简简单单把事情处理了。老马的女人好像并没有显得多难过。那四个喝酒的人,从炕柜的烂袜子里掏出女人打工寄回来的钱,啥话也没说,给了人家。老马的女人办完后事,拿着钱,匆匆忙忙去了深圳。

那一夜,这几个人,缩在自家的被窝里,抽打着自己的嘴巴子。都怪这张嘴,太贱,太贱了。不光喝殁了一条人命,还喝光了四万元。他们抽打嘴巴的声音,在麦村的夜空翻动着,像犁铧把瓷实的泥土哗啦啦翻动着。

一根针扎在了龙脉上

我出院子,在门口的土台上蹲着。多少年,我依旧秉承着一个农民的品性,习惯蹲着,习惯靠墙,习惯把清寒之骨折起来。这样,离得大地近一些,才会内心安然、坦荡。

此时,阳光正好,涂抹着隆冬的麦村,涂抹着围拢四野的群山的脊梁。大雪遥远,还在西北偏北。这些年,不比那些年,雪已经很少了。那些年,冬至节气,白雪早已铺天盖地,压折草木无数。寒气杀人,冻烂水缸。这些年,进入腊月底,才会草草落几场,敷衍了事一般。不过现在不种地,没有雪送墒情,灭害虫,即便冬旱严重,人们也不会忧心忡忡了。甚至为着这暖冬暗自窃喜。

在土台上蹲久了,腿麻。起身,准备进院。花球从陡路上来,他问我几时回来,我说中午。我问他最近忙啥?他说市上打零工,最近没活,回村里转一圈,过一半天就走。我们还说了些什么,我都忘了。估计无外乎就是天气异常,不再下雪。无外乎就是人世茫茫,聚少离多。最后,我们无由的说到了风水。我不懂,只听他说什么面山、靠山、朱雀、玄武之类。花球在村里有二谝子的绰号。二谝子,意思是能说会道,但都不切实际,甚至有些话信口开河,不过大脑。花球常年在外打工,我们一年也见不了一半次。对于花球的能谝,还是我小的时候,看他在人堆里嘴皮翻飞、口吐唾沫,说个不停。当然他的话最后总是换来一阵反驳之声。他辩不过,只好气呼呼走了,挥着手,不屑地说,你们懂个屁。人们看着愤然离去的背影,叽里呱啦笑着,嚷道,真是二谝子。

我有时候喜欢听花球谝,不要跟他辩论,不要反对他,安静地听着,顺着他的话听下去,其实挺有意思。

当一些灰褐色的留守鸟群从半空掠过,阴影罩住我们的脑袋,我准备离开时,花球指着不远处起起伏伏围困着麦村的一道山梁说,你看,那是咱们村的龙脉。我好奇,不解。问,咋看?他把袖子往上一抹,伸长食指,比画开来:你看,对面那山有起有伏,朝东,一直伸出去,就到稠泥河里了。这是龙尾,龙尾系河,这叫蛟龙出海。正对面,这个梁,跟个胳膊弯子一样,把庄里抱着,这梁就是龙身,你看,从东而来,东低西高,渐渐起势,这就是飞龙在天。再往左面看,梁顶这一带,一个大山咀,就是龙头,龙头一摆,又朝东面。

这叫啥?

这个嘛,嗯,这个就叫…….花球搓着手,半天没有说上这龙头朝东一摆到底叫啥。他又扫了一圈眼前蜿蜒起伏的龙脉,继续说道,山有去脉,水有流向,土有层次纹理,人要安家落户就要山脉、水势、地气相和谐,这也就是古代人说的天地人,三合一。你是个庄里的读书人,应该懂吧?

我笑一笑,没有言语,我还真不懂。我觉得不要打扰花球,一直听他谝下去,其实真的挺有意思的。讲完了龙脉,不知道花球还会谝啥。这些年,花球在城里混日子,听说越能谝了。一帮人,近百号,蹲在天水郡十字等活干。没活时,几个人凑一块,除了打扑克,就是互相谝,天花乱坠地谝,不分黑白地谝,有事没事地谝,只有谝起来,时间才消磨得快一点,挤满褶皱的心才畅快一点。在这如喝酒一般上瘾的谝里,花球的谝功无疑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慢慢地,听说他成了天水郡十字第一谝子。今天一听,果然名不虚传。

我依然有兴趣听下去。花球也发现了我的心意。他把粘满油漆的棉衣往紧裹了裹。指着梁顶后面山咀的一个移动铁塔说,看到了没,就那个塔,那他妈的,是个要命的东西。

移动塔耸立在山咀上,成梯形的塔架,上面安着一根两三米长的发射针。在阳光的照射下,塔身闪烁着银色的光泽。在以灰、黑、赭黄三种颜色组成的麦村,硬生生别着一种银色,显得扎眼,冷僻,格格不入。当然,除了不协调,我没有发现它要命的地方。

刚给你说了,这座背山,是村里的靠山,也是龙脉的龙头,你再看那塔,像啥?像不像一根针,扎在了龙的脖子上,这就坏事了,好端端的龙脉,就叫这狗日的塔给毁了。

接着他举了一堆移动塔安上以后村里发生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了一大堆,乌七八糟,我只记住了两条。他说,你看,从今年过来,麦村光老汉就死了四五个,现在老汉剩不多几个了,还有中年人,不是喝酒把人喝死了,就是喝酒把人碰死了,光这事,就好几起。这都是把龙脉破坏了的结果。再一个,这针扎到龙身上,就成了病龙,庄里就再出不了大学生了,掰着指头算一算,好多年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吧,这也是把龙脉破坏了的结果。

我说,这都栽上了,能有啥办法?

应该把这他妈的破玩意给砸倒卖铁了。

谁敢砸?不能砸。

咋就不能砸?它把我们村的龙脉毁了,咋就不能砸,就偏偏要砸。花球把袖子又扯下来,气势汹汹的接着骂道,这都是他妈的村干部和移动勾搭在一起,干的坏事,他们要栽塔,往啥地方栽,这是大事,也不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他妈的村干部就自己做主了。我给你说,那村干部,没一个好东西。他话头一转,骂开了村干部。他觉得村干部没给村里干一件好事,低保,全弄给亲戚和关系户,村里的补贴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人家的村干部还能弄点项目啥的,我们的屁事不干,也干不了屁事,村里连着出事也不知道祭一下庄,村里修路改道栽塔都不跟村民商量,拿着国家的俸禄一天光知道糊弄老百姓。

我不知道花球话里的真假比例,但從他气愤的势头看,他对村干部是极度不满的。

我看见那些村干部,就一肚子气。花球使劲抠了一下鼻孔,剜出了一疙瘩鼻屎,在拇指和食指间搓揉着。

谝完了龙脉,骂完了干部,花球一脸满足,他把那颗鼻屎弹掉,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说,走了啊,记得把我说的写进你书里,让我们的儿孙知道,麦村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人,就是我。然后,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记得啊。

远处,升起了铅灰的云,苍山渐晚,白雪的马蹄在云层里跑动。

要下雪了吗?

【作者简介】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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