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臣泪

潘小平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李鸿章《绝命诗》

一

虽说已经立冬，但从气候学意义上说，江淮大地仍是深秋。

树叶已经彻底枯黄了，是金属一般的颜色。办公楼前的芜湖路上，落叶如阳光一样斑斓，入秋以后，很有几分情调。早在三十年前，这条路就以法国梧桐而著名，几经改造，这座城市几乎所有的行道树都换成了香樟树，唯有这条路上的法国梧桐，被保留下来了。其实这种植物学上被称为“悬铃木”的落叶大乔木，并非产自法国，和中国的梧桐也不是一科一属。然而它阔大清晰的“叶掌裂”，是多么斑斓美丽啊，尤其是在秋意深浓的时候。

只是近在咫尺的包公祠，越发肃飒了。

“包公祠”全名“包孝肃公祠”，是祭祀北宋名臣包拯的专祠，“孝肃”是他的谥号。古人重“谥”，有些“身后名”的意思。游人渐渐多了起来，即便不是反腐倡廉，中国老百姓也一直有很深的“清官情结”，这些年因为贪官的层出不穷，更助长了民间的“包公热”。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合肥的“包公祠”是李鸿章所主持重建，是的，很少有人知道。

在人们的印象中，贪官李鸿章和清官包拯，相差实在是太远了。

李鸿章的贪腐，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一联为证，这里的“合肥”是指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常熟”则是指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和，他祖籍江苏常熟。从明朝以来，就有人以“富贵威武贫贱”六字分缀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吏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组部，专管干部的提拔与调配，居六部之首;户部职掌国家财政，户部尚书每月的“饭食银子”即月工资，高达一千多两，而总督一月的俸禄仅一百二十两;工部因为整天和修园子修陵的工匠打交道，身份也随之变得“低贱”;礼部则因为只负责一些祀神祭天、大婚大丧的礼仪，基本上没什么油水可捞。李鸿章当时的身份是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拜相”;翁同和当时的身份是户部尚书，国家财政部长，把他俩拿来做成一个贪腐的“绝对”，朝廷还有什么希望？而包公一生铁面无私，克勤克俭，据说他告老还乡时，坚决不受朝廷的“金帛”之赏，宋仁宗因此钦赐护城河一段，供他颐养天年。这也是“包河”一名的由来。随着包公戏、包公小说的风靡于世，包公的“清官形象”日益深入人心，他死后凡他做过官的地方：开封、端州、池州、天长，都相继建起了包公祠，但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者，多数他家乡合肥的这一座。

历史上合肥的包公祠屡建屡废，最后一次是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但北宋以降，合肥人就以包公为骄傲，合肥怎么可以没有包公祠呢？于是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李鸿章筹银2800两，亲自主持了包公祠的重建，除增建东西两院外，一切规制如旧。那是李鸿章阔别家乡近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还乡，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还乡，又二十一年后，他的棺柩运回合肥老家安葬。据说包公祠落成之日，李鸿章兴致极高，他特为焚香净手，题写了匾额，准备择日悬挂，不料正中的位置早已被他老兄，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翰章捷足先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包公祠正堂上“色正芒寒”四個大字，就是出自李翰章之手。不好和他争，当然也不能和他争，但李鸿章又不愿屈居一隅，于是另写一篇《重修包孝肃公祠记》，请名工镌刻上石后，立于后院。这块碑文，现在被移到了享堂正殿的左侧。李鸿章当国四十年，世人多有诟病，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更是被人目为汉奸，而他如此热衷于包公祠的重建与题书，不是很有些意味深长吗？

与清官包拯同城而居，李鸿章内心的道德压力，也许我们无法想象。

对于合肥这座城市来说，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清末官场上，有以籍贯代人名的习俗，所以翁同和人称“翁常熟”，李鸿章人称“李合肥”，而以疆臣领袖、北洋重臣的身份，“合肥”二字在晚清四十年间，尤其甚嚣尘上。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都羞于提及他的名字。当然，这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李氏兄弟聚族而居的李府，已被打造成一张合肥“外宣”最重要的文化名片，时常拿来向海内外朋友炫耀。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反复无常。

因为拍摄纪录片，我不止一次去过位于合肥东乡夏小郢的李鸿章享堂。1903年，李鸿章归葬他的出生地夏小郢，此时距离他病逝北京金鱼胡同贤良寺，已是两年之后了。李鸿章病重和去世之时，慈禧太后正在路经河南返回北京的途中，听到消息很是震惊，也许还有些愧疚吧。她连发了三道“上谕”，对李鸿章大加封奖。中日《马关条约》之后，在“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压力下，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此后五年间，他一直闲居在北京贤良寺，直到1900年初，才离京赴广州接任两广总督。1900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子年”，这一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到了六月间，局面就渐渐失控了。直到这时，慈禧太后才想起李鸿章来，于是命他火速进京，又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何等样人物？何等样心思？这个时候怎么能贸然进京呢！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十月，才终于从广州动身。经过艰难的周旋与谈判，转过年七月，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他也是死在这个条约上的，死时“双目炯炯不瞑”。

所以慈禧太后和清廷，对李鸿章多少有些心虚。李鸿章得谥“文忠”，虽没达到他和他家族的“奢望”，但也是仅次于“文正”的“美谥”，毕竟他的道德功业，和曾国藩不可同日而语。满清二百多年间，得谥“文正”的汉大臣，有雍正朝的汤斌、乾隆朝的刘统勋、嘉庆朝的朱珪、道光朝的曹振镛、咸丰朝的杜受田、同治朝的曾国藩、光绪朝的李鸿藻、宣统朝的孙家鼐，总共八人。前面六位除曹振镛谥“文正”颇遭非议外，其余的都算功勋卓著;而李鸿藻得谥“文正”，则是因为他的帝师身份。至于孙家鼐，就有些末世名器的味道了，所以最遭人讥评。李鸿章如果能够多活几年，活到宣统一朝，也一定可以得谥“文正”，这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因为谥“文忠”，李氏家族得以大张旗鼓，为李鸿章修建了规制宏大的墓地和享堂。这是一大片巍巍荡荡的建筑群落，总面积高达14000平方米，有屋院四重，花厅寮房九十九间，此外，是成排的库房和仓房。当然，这是史料上的描述，今天早已不复存在了。1996年前后，因为拍摄一部文化专题片，我第一次前往夏小郢，但见残垣颓壁，斜阳衰草，整个享堂保存较为完好的，也仅剩下三进仓房。享堂前的大道，直通南淝河，1902年5月，李氏灵柩从北京起运，过通州，经大运河抵天津，而后走海路到达上海，再经长江水路过镇江、芜湖，沿裕溪河经巢湖进入南淝河，就是在这里登岸。1958年大炼钢铁，李鸿章墓首当其冲，据负责掘墓的“群生高级社”副主任胡正清回忆，棺柩打开后，见李鸿章身穿黄马褂，身覆“陀罗经被”，边上放着一副眼镜、一块怀表、一个拐杖，身下垫的七枚金币，成北斗七星的形状。“陀罗经被”为慈禧太后所亲赐，这种织金的梵文随葬物，为皇室殡葬所独享。令胡正清有些意外的是，赵氏夫人棺椁里的一只小铁箱，装有两块重14.5公斤的金砖，但拿到银行鉴定后，居然是铜镀金。赵小莲死在李鸿章之前，以李鸿章当时的身份地位，难道已经拿不出真金来了吗？

墓地遭掘后，享堂变成合肥钢厂的一部分，墓室位置竖着合肥钢厂的大烟囱。那三进仓房，也是因为做了钢厂的仓库，才得以完整保存。早年，在李氏墓园的周边，有大片大片的护坟田，仓房主要是用来储藏粮食，维持享堂的修葺和日常开支。李鸿章发迹之后，李氏六兄弟在家乡大规模购置土地，据曾经的李府管事唐凌辉言，最鼎盛时期，李氏家族有田产257万亩。李氏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管理土地，仅在合肥、芜湖、肥西、无为、六安、霍山、庐江、舒城等地建立的“李氏仓房”，就多达四十八处。2015年夏，我在巢湖周边县区做环湖民俗的田野考察，在庐江县的同大圩，意外寻访到了两处“李府仓房”。同大圩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被认为是巢湖西南最大的“圩仓”。旧时一般田地，都是“跟斗田”，即一亩地出产150斤左右的稻米，而同大圩的一亩地，能收200多斤。这在那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产量了。当年李鸿章办团练，来到同大圩，看到良田万顷，稻浪如金，于是将地名“黄道”改为“黄稻”，以符合同大圩“圩仓”的美称。太平军与清军的“三河之战”，主战场就在同大圩，而双方交战的目的，也是为了争夺“圩仓”，以保障粮饷。同大圩一带“米谷禀聚，河流宽阔，枝津回互，万艘可藏”，镇上的二龙街“水陆通衢，万商云集”，民国时有米行130多家，砻坊近百家，大米日上市量三四万斤，最高时多达30多万斤，故有“装不完的二龙”之说。

李府在二龙街的两座仓房，原名“李氏圩仓”，后来嫌“圩仓”口气太大，这才改成了“仓房”。我还曾偶然路过肥东县梁宇店的“北兆仓”，据传是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产业，原为五进青砖大瓦房，硬山式顶砖木结构，每进十一间。但也和许糟坊仓、葛洲湾仓、磨店仓等等李氏仓房一样，都是狐兔出没，荒草残阳。合肥东乡的佃户盛传，李鸿章名下的田产，在东乡约为50万亩，占当地田亩的三分之二，每年可收租5万石;而瀚章和蕴章兄弟，更是合肥东乡的大地主。容闳因此在他《西学东渐记》中，指李鸿章“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很是气愤。容闳是中国的“留学之父”，也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得以先后选派四批共120名幼童，远赴美国留学。

在享堂的陈列柜里，有一份《分家合同》，据说由李经迈之子李国超保管，美国学者苑书义（福尔索姆）曾在李国超处亲见原件，征得主人的同意，将它收入自己的专著。李鸿章育有三子：经方、经述、经迈，长子经方是从六房李昭庆过继，经述、经迈是亲生。《合同》的第五条规定，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的田产，以及在庐州府、巢县、柘皂村、六安州及霍山县的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除用于祭祀和庐州府城祠堂的修护外，所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產，由李国杰经管。李国杰是李经述的长子，李鸿章的长孙。李鸿章去世后，李经述忧伤过度，百日之内也撒手西去，李鸿章的“一等肃毅侯”爵位，即由李国杰袭承。

然而这又怎么样呢？

收割后的土地一望无际，合肥东乡的李氏墓园，没在浓浓的秋意里，仿佛盛大的铺张。死后葬在夏小郢，是李鸿章生前的遗愿，他自言一生敬重包拯，希望死后能够陪伴在他左右。这一愿望，曲折地流露出他潜藏于心的“清官”情结，以及因丧权辱国而遭世人诟病的现实痛苦。民间关于夏小郢，有所谓“一里葬三公”的夸饰，说是在方圆一华里范围内，有三个大人物在此安葬：一是宋代“包孝肃公”包拯，二是明代朱元璋手下的“蔡国公”张得胜，最后一位，就是晚清的“文忠公”李鸿章。包公墓后来迁到了包河，蔡国公墓今已不存，唯有李鸿章墓在地方政府的主持下，近年来大规模维修复建，重现屋宇连绵，宏阔浩大的气象。2002年11月，一座高达十三米，被誉为庐州第一牌坊的巨型雕花石坊，在李鸿章享堂前落成，四柱冲天式牌坊正中，镌刻着“钧衡笃祜”四个大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对他的亲笔褒奖。

这也是江淮间跨度最大、高度最高的新建石坊，暗示了一个时代的风向。

二

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我进入合肥西乡的“三山”一带。

所谓“三山”，是指大潜山、紫蓬山和周公山，为淮军的发迹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岁在辛酉，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奔热河，最后病死在了避暑山庄，随后，慈禧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在一片混乱和动荡中，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打下了无锡和苏州，接着又进军松江与上海。被困上海的江苏士绅，开出诱人的条件，请求曾国藩出兵，而其时曾国藩手中只有两万多湘军，又正在部署围攻南京的战役，如何顾得过来？李鸿章于是得奉曾国藩之命，回家乡组建一支新军，准备进军沪上。

这也是“淮军”的由来，历史就这样选择了李鸿章。他晚年对自己的一生，做过这样的概括：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淮军入沪是他“中年戎马”的人生转折点，由此，他将步入一个广阔的政治舞台。

烈日下三山连绵，草木繁茂，一些百年前的淮军圩堡，隐约其间。咸丰初年，洪杨起，天下乱，各地士绅纷纷结伙建砦，以求自保，其时，张树声、张叔珊兄弟筑堡于周公山下，刘铭传筑堡于大潜山下，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筑堡于紫蓬山下，在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十分凶悍。回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直接把目光投向这几支民团武装，而几乎同时，他也收到了张树声的一封信，表达了真心投靠，以博功名的意愿。

这真是一拍即合，合肥西乡的团练，很快就归到了李鸿章的名下。湘淮勇营制度，是继八旗、绿营之后晚清一代新军制，其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表明军队对于将领，具有绝对的“私属性”，也因此刘铭传的队伍称“铭字营”，潘鼎新的队伍称“鼎字营”，张树声的队伍称“树字营”，吴长庆的队伍称“庆字营”，也称“庆军”。淮军组建之初，以亲族、乡邻、师生、同年、世谊等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纽带，集团内部带有强烈的封建性。而这些最初招募的淮勇，后来都发展成为淮军的骨干，最终构成了淮系的将领体系。

1862年4月5日，中国的农历清明，像往常一样，这一天长江上细雨纷纷。总数为6500人的淮军，在安庆码头分乘上海士绅花18万两白银雇来的英国轮船顺流而下，穿越太平军的千里防线，长驱直入上海，投入对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

李鸿章把他的行辕，驻扎在上海城南的徽州会馆，并且很快就平息了上海的战乱。接下来他大抓纪律，每天中午12点、晚上10点各点名一次，士兵不许擅自出营。淮军中也没有一人吸食鸦片，这在当时的清朝军队中，绝无仅有。他还大力开展营制营规教育，教唱《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生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這首歌是曾国藩在建昌大营时亲自写作，很有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意思。不久又取得了“虹桥大捷”，淮军以三千人击破李秀成十万之众，李鸿章由是名声大振。

然而今天，当年淮军大营驻守的上海城南一带，所有的遗迹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李鸿章踌躇满志的背影，隐覆在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场景之后。这一年的年底，清政府实授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他从一介书生，一跃而为手握兵符的封疆大吏，而他这一年，才刚刚四十岁。

从同治元年春三月，带领十三营淮军入沪，到同治三年夏四月攻克常州，仅用两年时间，李鸿章就平定了江苏。这就是李鸿章晚年，多次沾沾自喜的“功德在吴”。平吴大功告成两个月后，湘军、淮军合围南京，为了不和曾氏兄弟争这个“破城首功”，李鸿章在上海始终按兵不动。1864年7月19日，金陵城破，太平天国灭亡，朝廷赐封曾国藩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赐封李鸿章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

花翎是孔雀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眼”是指翎上的“眼状圆”，“眼”越多越贵重。“同光”年间，“双眼花翎”赏给有战功的官员，“三眼花翎”则是亲王、贝勒等皇族的特权，后来也赏赐有特殊功勋的汉大臣。李鸿章后来，就曾获赏“三眼花翎”。乾隆至晚清，被赐“三眼花翎”的满汉大臣共有七位，其中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五位是满人，汉大臣只有李鸿章和徐桐二人。

不得不来说说“苏州杀降”，此举最能披露李鸿章的心机、手段和残忍多变的政治人格。这是太平天国末期，震惊中外的一个大事件，在太平军八大首领“降清”之后，不费一枪一弹就进了苏州城的李鸿章，非但没有信守“降则封”的承诺，还精心布置了一场鸿门宴，乘太平军降将躬腰俯首，接受顶戴花翎之际，一举杀了“八降王”。接下来又在苏州城大肆屠戮，被杀的太平军降卒人数很难详考，但多数人认为有两万众之多。

充当“劝降”中间人的英国人戈登得到消息，认为是大英帝国的耻辱，提着一把手枪到处找李鸿章，仓皇之下，李鸿章躲到了城外的一只小船上。他后来用八万两白银，解决了戈登问题，常胜军最后的遣散，则花白银十九万两。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戈登此后和李鸿章成了“过命”兄弟，1880年伊犁事件，清政府请他来华调停时，他甚至到天津劝说李鸿章拥军自立！

李鸿章一生，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善于以金钱玉帛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清史稿》上说他“时以诙笑解纷难”，又说他“不为小廉曲谨”，“好以利禄驱众”，都是很中肯的批评。随着太平天国的彻底覆灭，湘军和淮军的去留，成了摆在清王朝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李鸿章敏感地意识到，裁湘留淮，是壮大自己势力的一个绝好时机，千年不遇。因此当曾国藩剿捻一年半，无功而返时，野心勃勃的李鸿章就接替了他的剿捻大臣。这是块烫手的山芋，但李鸿章不嫌烫。同治七年六月，淮军围歼捻军于山东荏平县南镇，绰号“小阎王”，智勇双全的捻军领袖张宗禹走投无路，纵身跳入滔滔大河。他的死，标志着历时18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彻底落下了帷幕。

此一战，李鸿章得赏“太子太保”衔，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入京陛见，赐紫禁城骑马。

四十六岁，李鸿章位极人臣，出将入相。

此时那些跟随李鸿章从合肥西乡出发，“血战百城”的淮军将领，也都成了气候，他们纷纷衣锦还乡，在一个叫作“六家畈”的地方大兴土木。六家畈的“六”字，读如“陆”字，和“六安”的“六”字发音同。“六”的本意，为吴氏二世祖吴再三夫妇生“六子”而迁居巢湖，“畈”指“田土”。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大批吴姓子弟追随李鸿章进入淮军，剿捻成功后便抱团结伙，建造了这一大片齐山飞檐，青砖灰瓦的“淮军别墅”。但经百多年洪水战乱，曾经绵延上百栋，耸列几千间的淮军别墅群，早已荡然无存，仅剩下原湖滨中学校址、现镇政府南侧和养正小学西侧三大片保存较为完好，总计不过百间左右。

没能找到淮军名将吴长庆的老宅，后来才知道，他是庐江南乡人，并不出自六家畈吴氏。说吴长庆有人可能不大知道，要说他的儿子吴保初。清朝末年，浙江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并称“清末四公子”。都是“官二代”，都是诗酒风流，谭嗣同就不用说了，陈三立是著名学者陈寅恪之父。还有一个大人物和吴长庆关系深大，就是袁世凯。他是随吴长庆渡江入朝，在“庆字营”起家的，没有吴长庆，哪有后来的袁某人？不同的是，吴长庆持身清正、家风谨严，支持变法、同情革命，孙辈中吴炎世、吴弱男、吴亚男三兄妹，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而袁世凯却臭名昭著。但不知为什么，李鸿章不怎么喜欢吴长庆，他在山东筹办防务时，受到的最大掣肘，就是来自李鸿章。淮军将领中，清廉自爱如吴长庆者凤毛麟角，因此即便是在朝鲜迅速地平息了“壬午兵变”，他也最终没能“位至封疆”。

清末官场贪腐成风，政以贿成。

但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李鸿章对待乡人，情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有安徽老乡来求，无不安置于“局所军营”，外省人几无插足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但他对他六弟李昭庆，似乎并无看顾，也不知他们兄弟间有什么矛盾。据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李昭庆在曾国藩大营时，作战很是勇猛，每战“匹马斫阵，所向无前，虽盛暑寒冬，与士卒同劳苦”。只可惜本是李昭庆瓮中之鳖的捻首赖文光，最后被留守扬州的吴毓兰所活捉，李昭庆鏖战一场，却只得了一个记名盐运使的虚衔。他当然不服，也不甘，更何况他二哥李鸿章，此时正一言九鼎！就去天津找他老兄讨个说法，谁知“文忠复避嫌，不为推荐”，遂“郁郁不得志”。这是李经方内弟刘晦之《异辞录》中的原话，想来不假。李昭庆不久又重返天津，结果一病不起，“卒前数日，文忠往视，太常移面向内不与语”，也就是说，李昭庆临死时，仍然记恨李鸿章，“移面向内”，不愿和他说话。

在六兄弟中，李鸿章与李昭庆的关系最为复杂。众所周知，李鸿章长子李经方，过继于六房李昭庆，而这位“李大公子”在李府很是跋扈，权力很大。按说李鸿章对李昭庆，应该比对其他兄弟更为亲近一点，然而相反。据说是与一则传言有关：李昭庆立功后进京觐见，被慈禧太后留在深宫数日，朝野谣诼纷传。这在正人君子曾国藩，怎么能看得下去？于是去找李鸿章要说法。为了不株连家族，李鸿章就令他六弟自杀，这一说法，在合肥乡间流传甚广。不错，李昭慶是死在他二哥天津府上，死时年仅39岁，但曾国藩1872年3月就已在南京去世，而李昭庆进京是1872年5月间，时间对不上啊？还有的说，李昭庆死后，为了表示对他六弟的愧意，李鸿章才过继了李经方。这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李经方被过继，是在1862年，距李昭庆死，还有多年的光景呢。

所以民间传闻，多似是而非，可信度不大。六家畈淮军建筑中最完整的一片，在镇子西头，为淮军名将吴育仁旧宅。吴育仁少小家贫，以织布为生，后随叔父吴伯华入淮军，因军功升至记名总兵，独领“仁字营”，官至总兵加提督衔，晋授建威将军，正一品。不过武官的“正一品”，是不能和文官比的，“武一品”见了“文一品”，照例要“行礼挎刀”。“行礼”是称“下属”，“挎刀”是为长官“站班”，类似于今天的“站岗”。中日甲午战争后，吴育仁还乡，广置田产，在六家畈建六栋四进大院，地势在当地最高，据说风水也最好。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它二进大厅的黑色大梁非常难得，当地人称“独龙过江”。

吴家的后花园废弃已久，蒿草没膝，瓦砾遍地，我进去站了一站，深感无常。这里曾做过部队的康复医院，渡江战役和朝鲜战争，都有大批的伤病员在这里治疗，死后就葬在附近的茶壶山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生都处在伤痛之中，没有结婚，也没有亲人，他们渐渐老去，直到死亡。

再后来，这座院子就空了。

都是些陈年旧事，没什么人感兴趣了。大雾渐渐散去，阳光金子一般，在松冠上跳跃。文革后期，康复医院改做学校之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一度让这座老宅子充满了朝气，草木也蓬勃起来了。但后来这些树也都没了，只保留下老兵们最早栽下的一棵，是松树，在院子中间，孤零零地站着。

很寂寥。

行走在乡村的大地上，满目沧桑。然而两株高大的广玉兰，还是不期而遇了。据说这两株广玉兰，是慈禧太后亲赐。在刘老圩、张老圩、唐老圩、周老圩等等淮军圩堡密集的合肥西乡一带，随处可见慈禧所赐广玉兰，淮军将领中唯平捻有功者，可获此殊荣。广玉兰原产美洲，江淮本土没有这个树种，由于花朵硕丽，形似荷花，又称“荷花玉兰”，刚引进的时候，有人干脆以“洋玉兰”称呼。沿着六家畈古老的街巷，行走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淮军建筑群落，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在一些民居的屋檐上，还能看到残存的“猫头瓦”和“滴水瓦”，“猫头瓦”上翻，“滴水瓦”下垂，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屋顶排水问题，保护房屋不受水患侵扰。中国古建的智慧，时时在乡村的断壁残垣间闪耀。淮军的财富和权势，曾经堆积起一方的富足与繁华，但也不过百年时光，就沧海桑田了。

后期的淮军，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军事集团，而是逐步向全国性的政治集团发展。和湘军的“功成军散”不同，淮军在完成对内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任务后，仍然保留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和现代化水准的军队，投入到了抵御外侮的战争中去，并最终成为国防主力军。

该如何评价他们呢？

三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对上海丁香花园的龙凤雕，仍留有很深的印象。

那是1996年，大约是秋天，我跟随《皖赋》摄制组前往上海，拍摄李鸿章位于华山路849号的丁香花园。梧桐已经黄了，满地落叶。华山路上的法国梧桐，是上海最早的法国梧桐，这一带原先是法租界。1887年9月，工部局董事会拨银1000两，向法国订购了250株悬铃木和50株桉树，作为法租界的行道树，这也许就是“法国梧桐”的由来。在“老上海”的心目中，上海真正称得上林荫道的，一是笔直的衡山路，一是弯曲的华山路，而华山路两侧的欧式风格建筑，是它与商业写字楼林立的淮河路最大的区别。

走在落叶金黄的华山路上，最能感受秋天的灿烂。

丁香花园正沐浴在深深的秋色中，只是错过了丁香花开的6月。在西方，“丁香花开”寓意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英国乡村式建筑，双坡屋面，木柱敞廊却带有浓郁的中国味道。这是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聘请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罗杰斯来沪设计建造，而罗杰斯是现代化建筑的开创者之一，善于将卫生、消防、通风、供暖等等现代生活理念，融入古老的建筑艺术。坊间传说，这座园子是李鸿章为他的七姨太“丁香”所建，满园的丁香，在4月至6月的漫长花期开放，由此成为旧上海有名的庭园。虽然早就有人指出，李鸿章根本没有什么“七姨太”，他本人也几乎没有住过这里，但人们依旧津津乐道于它的“墙外行人，墙内秋千”。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凤亭”上的“金凤”，在与被称作“蛟龙卧半园”的琉璃龙墙遥遥相望时，呈现出怎样的姿态。当然是龙凤呈祥，但那只金凤却高高在上，对着远处的龙墙，不可一世地傲慢。这一设计是出自设计师本人，还是出自李鸿章的暗示呢？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了，但它象征着李鸿章的一生，象征着一个时代。

所有人都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这就是唐德刚所说的“晚清四十年”。又何止四十年啊，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发动辛酉政变，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死后一天离世，慈禧太后整整统治了中国四十六年。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策立六岁的载淳、四岁的载湉、三岁的溥仪;三度垂帘、两番归政，整个满清王朝和王朝的男人们，都笼罩在这个女人的淫威之下。而或同时或更早，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俄国发生了政党及意识形态革命、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古老的中华，就这样被世界抛弃了。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深感挣扎的屈辱和痛苦。而在当时，李鸿章被称为“东方俾斯麦”，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然而弱国贫国无外交，他所有的外交实践，几乎都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签字。他本性是一个卖国贼吗？当然不，他和日本签署的第一份条约，就是一份平等条约。那是1870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派使臣到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来和李鸿章交涉，要求正式建立两国的外交关系，经多次折冲，终于在1871年正式建交。日本当然也想仿照西方列强，把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政府，但遭到了李鸿章的强烈抵制。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后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才称他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对李鸿章不敢小瞧。

但李鸿章当时并不知道，日本于他，意味着什么。

1895年3月14日，天津码头上寒气袭人，刚刚开复了一切处分的清政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怀揣着皇上授予的头等全权大臣证书，带领他的长子李经方、随员马建忠、伍廷芳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一行人，从这里登上德国“礼裕”号和“公义”号。他们这是要去日本马关，马关是日本指定的议和地，等待他的是他的老对手，日本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行前他就知道，此一去他将踏上万劫不复之地，所以希望李经方能够避免和他同行，免得将来父子一起挨骂;也曾想把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和拖下水，但翁同和哪里会上这个当？都是读书人，都熟读中国经史，都知道此一去，必将留下千古骂名。想起临行前，向皇帝辞行的一幕，李鸿章心中凄凉万分。明知道“割地”是“求和”的唯一途径，但面对光绪皇帝的反复询问，满朝的王公大臣却没人肯发一声。更令人气愤的是，翁同和竟当着皇帝的面，大唱“偿胜于割”的高调，说什么宁愿多赔款也不能割地，就为了自己“清正”的好名声！

清人胡思敬说翁同和“书生误国”，台湾学者雷禄庆则认为，无人肯像李鸿章那样，不顾个人安危，以七十三岁高龄毅然负起必遭世人唾骂的屈辱使命。而此时的慈禧太后又在哪里呢？她在长春宫，犯了肝气疼的老毛病。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把授权李鸿章割地赔款的难题，推给了光绪皇帝。但到底不放心，又急召李鸿章进宫，秘授可以割让辽东或是台湾一处，实在不行了，就把两地都割让给日本。

李鴻章就这样带着他的屈辱使命，开始了他屈辱的日本之行。这时他还不知道，在日本等待他的，还有一场血光之灾。他已经到了人生暮年，须发皆白了，二月的寒风里，愈加伶仃。马关的春帆楼，是当地一家著名的河豚馆，主人名叫藤野美智子，是一个美艳的寡妇。春帆楼的地势很好，面对关门海峡，伊藤博文经常光顾这里。这一天他凭楼远眺，看到万顷碧波之上，往来着点点渔帆，联想到自号“春亩”，于是灵机一动，给这家河豚馆起名为“春帆楼”。

“春帆楼”从此成了全日本最有名的河豚馆，而随着李鸿章的到来，它还将进入中日关系史。

当李鸿章一行五人步入春帆楼时，厅堂正中已经摆好了一张硕大方桌，周围是十一张笨重的木椅。他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原本心细如发，却在见到伊藤博文的瞬间，乱了心神。他带来的人，被安排在了左半边，他居中，左手是他的儿子李经方，对面是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一别十年，伊藤也老了，李鸿章寒暄着，很有些感慨。1885年5月，伊藤博文以特使身份来华会商朝鲜问题，李鸿章没把他放在眼里，结果就签下了出让中国在朝利益的《天津条约》。如今忽忽十年过去，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已由一个“蕞尔小国”，一跃而为野心勃勃的军事强国。所以伊藤博文才敢要求他远涉重洋，到日本谈判，毫不顾惜他的风烛残年之身。

谈判极为艰难地进行，李鸿章一再打起他外交中多次使用过的“痞子腔”，希望能少出让一点国家主权。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谈判桌上的伊藤博文一副战胜国的傲慢，当李鸿章表达两国相邻，还是应该永修友好之意时，伊藤博文竟用讽刺的语气说，十年前我就告诫过中堂，中国应该自强，不想十年过去，你们还是这样不堪一击！

这是指刚刚结束不久的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花费二十年心血、数千万两白银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在黄海一战中全军覆没。而就在几年前，日本海军的实力还远不能和北洋海军相比，尤其是，他们没有“定远”和“镇远”这样的主力铁甲舰。19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封闭，幕府的锁国政策推行了二百年之久，和欧洲、美国甚至亚洲近邻国家，都几乎没有官方往来。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接着，西方列强陆续用炮舰轰开了日本的大门。同治七年，公元1866年，日本明治天皇继位，随后日本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到文化教育，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明治维新”。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而中国首当其冲，面临日本对外扩张的威胁。

这才有了马关。

春帆楼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三次，都因为日本方面提出的停战条件难以接受，而陷入僵局。李鸿章忧心如焚，形容憔悴，彻夜难眠。这天谈判结束后，他和随员们一起返回住处，在快到“引接寺”行馆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名男子，迎面向他开了一枪。李鸿章被射中左面颊，血流如注，一时场面大乱。

不、不、不！抬回会馆之后，他坚决不让取出子弹，他甚至不愿包扎，要让洞穿的面颊和血衣，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刺杀李鸿章的是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浪人，他的行刺，完全打乱了日本政府的计划。李鸿章被刺后，国际舆论大哗，日本方面害怕列强趁机干涉，只得宣布无条件休战。日本天皇亲派御医前去治疗，伊藤博文也于夜间青衣小帽，亲往李鸿章下榻的寓所探望。合肥乡间流传一句话：“挨了一子弹，少了一万万”，是说由于李鸿章挨了一枪，使得日本政府被迫把赔款从三万万两白银，降到了两万万两。

然而根据戚其章先生的研究，日本方面无孔不入，早就探听到了清政府开给李鸿章的底牌，有意把价码抬高到了三万万两。

马关签约后，国人震怒，尤其是割让台湾的噩耗传回，更是“四万万人齐下泪”，李氏父子千夫所指，遭到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途经日本横滨时夜宿船上，拒不登岸。次日换乘的船只到来，需坐小船接引，当得知小船为日本船只时，他坚决不肯上船。日本方面迫不得已，只得在两艘大船之间，架起一道“飞梁”。

那一晚在船上，李鸿章一定站了很久很久，隔岸遥望春帆楼的灯火，他也一定彻夜难眠。

在举国一片骂声中，只有梁启超说了一句公道话：当此之际，即使有苏秦、张仪的辩才也没有用，就是没有李鸿章，日本也会和中国签下这个条约。

也不知李鸿章，听没听说过这句话？

他去世后的第二年，淮系的重要人物，他的学生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来到了春帆楼上。进去后他一眼就看出，李鸿章当年谈判坐的木凳，比日本人的矮半截。他不由得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请他题字，他提笔写下了“伤心之地”四个大字，他后来的《马关》诗，也有“舟人哪识伤心地，为指前程是马关”句，可知马关签约对整个淮系集团，伤害有多大。

四

一样是天津码头，一样是春寒料峭，李鸿章的心情却大不相同了。

这是1896年3月10日，七十四岁的李鸿章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述，从天津启程，开始了他周游列国八万里的外交航程。

一年前的3月14日，他也是从这里登船，去往日本的马关。不堪回首啊，那蚀骨锥心一般的屈辱。他面颊上的枪伤隐隐作痛，子弹硬硬的，仍然嵌在骨缝中。他想就让它永远待在这里吧，也许这样，能够减轻一点自身的悔恨和痛苦。

虽然被剥夺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投闲在了贤良寺，但朝廷办外交仍然离不开自己，这让李鸿章的心里，稍稍有些平复。1896年5月26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朝廷决定借庆贺之名，派他前往俄国商谈联俄抗日事宜，而外间盛传，李鸿章上船时，带了一口楠木棺材。当他到达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他，提出想看看这口随行的棺木时，李鸿章微笑道：你看老夫，像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吗？

真假莫辨，都是江湖传言。

但李鸿章确实长于辞令，刚一涉足外交，就显示出了非凡的外交才干。那是1870年，那一年的春天，天津接连发生迷拐幼童的事件，到了六月间，愤怒的天津百姓涌进法国教堂，打死了两名神甫和十名修女，砸了法国使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清政府十万火急，派曾国藩前去处理，临行前曾国藩写下遗嘱，为示赴死之心，也是抬了一口棺材。结果非但没有办好交涉，反被朝野罵作“卖国贼”，狼狈而返。

曾国藩那样的正人君子，怎么去和洋人纠缠？

李鸿章则不然，和外国人打交道，他才不会像他老师那样道貌岸然。接手天津教案后，他一边拖延时间，避免冲突，一边请英国公使威妥玛做中间人，加以斡旋。事情解决得很好，八面玲珑的李鸿章，一跃而为外交奇才。也就是从这时起，与洋人有关的一切难题，都由李鸿章出面办理，以致形成了日后对外交涉中，外国人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清政府的局面。

天津教案后，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开始了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人生历程。他的责任从安内转向攘外，对手也由乱匪变成洋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连秘鲁这样的小国也敢踹上一脚。1873年8月，秘鲁派出全权大使，向总理衙门要求通商，总理衙门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直接扔给了李鸿章。在秘鲁有大约10万中国劳工，均是通过非正常途径被拐卖去的穷苦百姓，他们从早到晚牛马一样工作，却待遇非人。秘鲁华工因此联名向朝廷递交了《诉苦公禀》，要求朝廷出面保护，李鸿章决定好好利用这一机会。所以当秘鲁全权大使葛尔西耶到达天津后，李鸿章的态度十分轻慢，表示华工问题不解决，通商条约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同时他暗中派人，前往秘鲁秘密取证，带回大量秘鲁政府侵害华工的罪证，终于在第二年的六月，和秘鲁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

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这和初入外交圈的李鸿章态度强硬有关。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在烟台与英国人威妥玛谈判有关《烟台条约》时，身上的锋芒就已消磨殆尽，被封疆大吏刘坤一怒斥为满身“暮气”。《烟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川重庆为商埠，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个长江沿岸城市为停泊码头。刘坤一得知后，大为不满：“合肥”烟台之议，口岸越开越多，像这样江河日下，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然而不开放口岸，难道还像过去那样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吗？李鸿章深感困惑。乾隆以前，朝廷要处理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中番关系，周边国家都是中国的番属国。而眼下的情形是，西方列强一个个虎视眈眈，希望在对中国的瓜分中利益均沾。中国早已从一个大国强国，变成了一个弱国贫国。即如中法战争，直接起因就是法国侵略越南，满朝的文武百官认不清形势，还叫喊着要出兵保护。连本土都保护不了，还去保护什么番属国啊？可笑！在李鸿章看来，朝中一班大臣，一个个颟顸迂腐，只会一味主战，若战败了呢，又一味求和。中法战争从1883年8月开始，到1885年3月结束，历时一年半，朝廷始终在“战与和”之间犹豫，打得异常艰苦。3月25日，清军在镇南关大捷，接着乘胜收复了谅山，李鸿章立即电告总理衙门，建议乘谅山收复，法国内阁倒台之机，与法国议和。

《中法新约》就是李鸿章乘胜讲和而签订的一份条约，因为默许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而遭到朝野一致斥骂。有人抗言，由于李鸿章的软弱，“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李鸿章出卖了大清利益，出卖了前线将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罪该万死。群情激愤中，名士梁鼎芬上折子参劾李鸿章有“六可杀”，要求诛李以谢天下。

梁鼎芬是“同光”年间，粤中大儒陈兰甫的学生，科名很早，光绪六年，二十二岁时就点了翰林。梁鼎芬生得头大身矬，须眉如戟，相貌粗鲁;娶妻龚氏，却亭亭玉立，美而能诗。龚小姐的舅舅，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也是名重一时的大儒，所以梁鼎芬才子佳人，春风得意，眼高于顶。

当时官场，尤重同乡和同年，南书房翰林李文田，是梁鼎芬的同乡前辈，彼此走得很近。而李文田会看相，许多人都相信他能断人生死。这一年，他为梁鼎芬排八字，算出他二十七岁必死。梁鼎芬一听大起恐慌，请教李文田如何化解？却说方法只有一个：遭遇奇祸。恰逢中法交涉破裂，清议抨击李鸿章卖国，梁鼎芬就拿李鸿章做题目，上折说他“六可杀”。果然落了个充军的罪名，但他也因这个折子，名震天下。

李鸿章曾有言“局外论事易，局内处事难”，疆臣和词臣的分野，看出来了吧？而实际上，除了放弃越南这一番属国外，《中法新约》是晚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对外战争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赔款、没有割地的条约。但面对汹汹清议，李鸿章百口莫辩。更可怕的是，慈禧太后也开始对他不信任了。对清流和清议，李鸿章一向并不在意，一帮书蠹虫，还能翻了天啊？他怕的是慈禧太后，但也只能耐下心来等待，而不久机会就来了。北京有一座蚕池口教堂，靠近中南海，是康熙年间法国人所建，因为高高耸立，俯视宫廷内苑，成为慈禧太后一大心病。很多人出面，都没能把这座教堂请走。《中法新约》签订后，李鸿章进京陛见，慈禧太后当面交代，希望他能把这件事情办好。

李鸿章当然不会像前头那些人那样愚蠢，而是将与自己交好的德国人德璀琳找来，通过他和北京著名法国传教士樊国梁暗通款曲。李鸿章许愿说，如果能够说服教堂迁走，他会出面建议樊国梁担任罗马教廷驻华公使。还有这样的好事？樊国梁大喜过望。谁知他跑到罗马一打听，教皇根本就没有任命他的意思，樊国梁深感受骗了。受了骗的樊国梁一边在罗马大骂李鸿章，一边在教皇面前捣乱，而李鸿章是何等样人？何等样手段？他立即让德璀琳，给这姓樊的法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德璀琳就亲自出面，威胁樊国梁说，你如果还想在中国混饭吃，就不要开罪李中堂。

经过来来回回一年多的折腾，事情终于办成了。法国教会答应于除夕前，将蚕池口教堂迁往西什库，并且允诺新建教堂的高度，比原先降低三丈。慈禧太后大为满意，李鸿章于是得以重回清政府外交舞台。

所以私心里，李鸿章认为清廷的外交，少了他还是玩不转。此次出使八国，他把第一站定在了俄国，因为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沙俄一直以来，对中国就抱有野心，历史上曾割去我国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本来对老毛子，李鸿章是一直存有戒心的，但在《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俄国突然从半路上杀出来，联合法、德两国，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政府，把李鸿章彻底弄晕了。他就是从这时起，决心实行“亲俄抗日”的外交策略。而李鸿章不知道的是，参与“还辽”的三国各怀鬼胎，俄国要遏制日本在远东的势力，法国要联俄制德，德国则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结果清政府以3000万两“赎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这使深谙春秋“合纵连横”策略的李鸿章，看见了一条“以夷制夷”的出路。不仅是李鸿章，当时就连翁同和、孙毓汶、张之洞、刘坤一这些中央和方面大员，也都高唱“联俄抗日”的论调。李鸿章在圣彼得堡，受到了空前盛大的接待，当他到达下榻的俄国商人巴舍夫的私邸时，他惊奇地发现，门前耸立的一座高大中式牌楼上插满了龙旗，而中间镶嵌着的，是他本人的大幅照片。

负责接待李鸿章的财政大臣维特，是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为迎合李鸿章，特许他在正式外交场合抽烟。李鸿章使俄期间，也一直感觉良好，常常是旁若无人地坐在沙发上，一吸一吹，捧着他的水烟袋。1896年6月3日，沙俄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藉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史称《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签订，使得沙俄的势力借助于铁路，兵不血刃地伸进了中国东北。越到后来，李鸿章越能感到自己“老来失计亲豺虎”，犯下了一生中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但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回到上海后，他甚至夸口说，《中俄密约》可保中国二十年太平无事。

签约之后，李鸿章很快离开了俄国，前往德国。德国因为期望李鸿章能在他们那里订购大量军火，其欢迎仪式和接待规模更加浮夸。李鸿章一下火车，就看见装饰豪华的德皇御车等候在那里，而他下榻的行馆，竟然挂着一只他喜爱的画眉鸟。报纸上更是连篇累牍，报道他的非凡事迹和非凡贡献，不惜夸大其辞。十多天后，日本使臣山县有朋到达德国，接待规格就比李鸿章小多了。德皇在“耐芝堂”接见了李鸿章，赠他和他儿子李经方以金刚钻石红鹰大十字头等宝星，这在德国是殊荣。

在西方人眼里，李鸿章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在德国为他准备的行馆里，就并列挂着他和俾斯麦的照片。俾斯麦协助威廉国王统一了德意志各郡，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是德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李鸿章本人也十分钦佩这位“铁血宰相”，让他没想到的是，当自己从车上走下来时，胸佩红鹰大十字宝星、头戴御赐王冠的俾斯麦，早已在门口迎候。但以梁启超的观点，李鸿章与俾斯麦，无论是在军事、内政还是在外交上，都无法相提并论。

李鸿章离开德国时，场面就有些冷清了，他没有能像德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订购大量的军火，德国人很不满意。这以后他访问了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加拿大，所到之处，均受到各国政府热情的欢迎。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还陪同他检阅了一年一度的英国海军大演习，看着近百艘英国军舰驰骋于碧海蓝波之上，想起自己那支葬身海底的北洋舰队，李鸿章暗自神伤。

1896年8月29日， 李鸿章到达纽约。除鸣炮十九响外，和欧洲各国不同的是，数万美国人民还手持中美两国国旗，欢迎李鸿章的到来。整整一百年后，他的曾孙李道豫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李鸿章若泉下有知，会有何感想？

这一年的10月，李鸿章结束了他的八国之行，返回北京。尽管出访期间，各国元首都给他以隆重的礼遇，他自己也是“各国富强之策，跃然于心”，打算着回来后有一番大作为，但朝廷迎接他的，只是一个“在总理衙门行走”的虚衔。而且不到一周，他又因“擅游圆明园”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圆明园早已废弃，过去也常有官员进去凭吊，所以这个处分，就是要杀杀他的威风。

从天津教案开始，李鸿章办了三十年外交，从未像现在这样心灰意冷。

五

他又一次住进了贤良寺，枯坐终日，深居简出。

在晚清官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俞荫甫拼命著书，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是指晚清有名的大学问家俞樾，他字荫甫，号曲园，和李鸿章是道光甲辰年的乡试同年，又同是曾国藩的学生。少荃是李鸿章的字，这句话，极好地概括了曾国藩一文一武两大门生。俞樾在咸丰八年，初入仕途之时，就在河南学政任上，因“出題割裂”被人参劾。据说他是从《论语》“邦君之妻章”中，割“君夫人”三字;从“阳货章”中，割“阳货欲”三字，出“君夫人阳货欲”为考题，是以下一章的首句，接上一章的末句。这已经不是不通，而是戏侮了，若放在雍正年间，是要掉脑袋的。幸好当时朝中的一班大臣爱惜他的才华，纷纷出来保他，才免去了牢狱之灾。

只是俞荫甫那样大的学问，怎么会出这样不通的题呢？

革职回籍永不叙用的俞樾，从此与官场无缘，这以后他在苏州建曲园，在杭州起俞楼，埋头苦读，发奋著书，一生著作高达500多卷。他的孙子俞陛云，是光绪二十四年探花;曾孙俞平伯，是蜚声中外的红学家;而他的学生更是名满天下，为一代奇才章太炎。

就在“俞荫甫拼命著书”的同时，李鸿章在拼命做官。清朝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而内阁是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关。清朝中叶，雍正帝怕内阁专权，特增设军机处以分其权，惟对军机大臣和内外官员中资望持重者，授于大学士的“荣典”，习称“拜相”。大学士以紫禁城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冠名。大学士之外，又设协办大学士二人，作为大学士的副职，协助办理有关阁务。

李鸿章是1868年在湖广总督任上，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的，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他又接任了他武英殿大学士的位子。1875年1月9日，他极为引人瞩目地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有清一代，唯一获此殊荣的汉大臣。而这一令人吃惊的决定，是出自于两宫皇太后的旨意，其时同治皇帝正在病中。同治皇帝御名载淳，是慈禧太后的独子，大婚不久就受太监勾引，出宫去“八大胡同”冶游，结果得了花柳病。李鸿章是在皇帝大崩的前三天，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的，而且排名在两位满族军机大臣之前，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在晚清政治格局中的举足轻重。

而现在，现在他被剥夺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身上还保留着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名。1996年冬，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金鱼胡同，是上午的十点来钟，没有太阳，风很硬，干冷干冷。院子里几株老树枯枝疏挂，头顶是广袤无垠的冬的阴云。据那里的老住户王老先生介绍，当年李鸿章就住在贤良寺的西跨院，而这座小院是李鸿章私人出资建造，他生前只要进京，都在这里落脚。

这很让我吃惊，李鸿章为什么不像他老兄李翰章那样，在北京西单北大街西侧，单独置办一处大宅子呢？

在晚清，贤良寺的名气很大，因为临近皇宫，出入方便，很多外省地方大员，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等，进京后多寄居于此。但没有一个人像李鸿章这样，把贤良寺当成了自己的家，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究竟是什么，让李鸿章对这里如此留恋？

我去的时候，面阔五间，绿琉璃瓦歇山顶的“贤良寺”正殿，早已不复存在了，据王老先生讲，早在民国时期，配殿就附设了民众小学。解放初期，贤良寺里还有很多僧人，但不久就被遣散，这里成了校尉小学的校舍。有昔年的气息在身边缭绕，感慨万千。我们在小学校的牌子前拍了一张合影，镜头里，北京深冬的街巷，呈现出单调的铅灰色。

闲居贤良寺的日子，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闲散的岁月。“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这是吴永记录下的李鸿章的日常生活。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此时正在李幕，“以通家子弟”的身份，“晨夕”在李鸿章的左右。自然是门庭冷落车马稀，门生故旧都不大上门了。即便是散步，也只是在廊下，往复数十次，从这头走到那头。等到跟班大喊一声“够了”便停下来，返回屋内“暝坐”。这是一个老人的晚景，孤独，凄凉，落寞。曾经的辉煌与喧嚣，都已经远去了，只剩下一个人“枯坐院中”，或是“暝坐椅上”，有时夜深人静，他会长时间地在院落深处徘徊，想着自己一生名节都毁在了马关，不由得就潸然泪下了。

拼命做官的李鸿章，值不值得？

马关之后，整个“淮系”分崩离析，维新派迅速取代了洋务派，站在了历史的前台。关于他和维新派的关系，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定很对立，错！在互联网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李鸿章得知“强学会”成立，主动捐银三千两要求入会，却因甲午战败声名狼藉，遭到拒绝。但实际的情形是，多年的洋务实践，使李鸿章对维新变法，本能地持一种同情的态度，他曾私下里对人表示：“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科举、兴学堂，“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得知有人要暗杀康有为，他悄悄派人前去，叮嘱康有为要“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他甚至“遣人慰行”，给以保护。据新近出版的《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康有为所创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他和梁启超等人发起成立的强学会，都设在北京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内，如果没有李鸿章的默许，这是不可能的。

但李鸿章老于世故，深谙官场，对待变法维新，以及太后和皇帝的关系，一定是小心翼翼，如临如履。纵横捭阖的扬厉之气，此时已消磨殆尽，暮年的李鸿章只剩下“廉颇老矣”的感慨，意气消沉了。而贤良寺外，朝堂之上，皇帝和太后的权力之争却愈演愈烈，三十年间两度垂帘，使得太后成为实际上的女主，因此戊戌百日便惨遭失败，六君子菜市口被杀，光绪皇帝被囚瀛台，康有为、梁启超走避日本。

纵然是隔岸观火，也胆战心惊。

到了1899年年底，李鸿章枯坐贤良寺，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他当然心有不甘，一生呼风唤雨，难道在这里终老此生？直到朝廷发布“两广总督”的任命，他才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不想去宫中辞行，慈禧太后却突然拿出一大摞子奏折来，厉声喝道：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这样回答：如果主张变法就是康党，臣无话说，臣是康党。

慈禧太后无言以对。

岁暮天寒，雨雪载途，李鸿章上路了。两广总督的任命，让年近八十的李鸿章重又野心勃勃。然而他不知道，不过几个月后，他就会重返贤良寺，而等待他的，是更大的耻辱。

六

落日照进贤良寺西跨院，将李鸿章的身影拉得很长。

树木已经落尽了叶子，风也开始硬起来了，从这里望去，能看见荷枪实弹的俄国兵，分站在贤良寺大门的两侧。这座刚刚经历了炮火的寺院，一片破败，僧人们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這是1900年10月11日，七十七岁的李鸿章只身重返贤良寺，准备和各国公使周旋。离京仅仅十个月，触目所见，已是地覆天翻，徘徊在遍地瓦砾之上，李鸿章的心情沮丧极了。

从这一年的开春起，他就有不好的预感。光绪二十六年春，岁在庚子，先一年在山东起事的义和团，迅速蔓延到直隶一带，对北京造成极大威胁。驻京的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致清政府“哀的美敦书”，要求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全部剿灭，否则将派水陆各军强行驰入山东、直隶，由他们来剿杀义和团。不久俄国也加入了对中国的警告，各国军舰聚集于天津大沽口，虎视眈眈;慈禧太后却出于她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一味纵容和利用义和团的排外情绪，最终酿成了庚子之变。

这个女人，一生发动过三次宫廷政变：辛酉政变，处置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甲申政变，驱逐了以恭亲王为首的全体军机大臣，戊戌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置满朝文武于股掌之上，翻云覆雨，心狠手辣，让天下的男人汗颜。而这一次，她之所以要縱容义和团闹事，是为了废光绪，另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帝，而载漪的妻子，是她的内侄女。在端王别有用心的操纵下，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焚烧教堂，6月11日，又在永定门外火车站，枪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北京城自此失控，烟火四起。到了6月15日，慈禧太后见局面实在无法控制了，这才命李鸿章火速进京，收拾残局。

前后下了四道“传谕”，整整观望了一个多月，李鸿章这才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朝廷的谕旨，已经不是在催促，而是在恳求了，即便如此，李鸿章仍然在上海滞留了两个多月，以观其变。他对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说，“和约定，我必死”，神色怆然。他是1900年10月1日，在天津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是满清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号称“疆臣领袖”，但重回权力巅峰的李鸿章，没有一丝喜悦。早在他抵京之前，慈禧太后就已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离了紫禁城，这时的北京，已经是外国人的天下了：前门外大街以东，英国辖区;前门外大街以西，美国辖区;前门内大清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辖区;崇文门以东，法国辖区……各国军队在辖区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各国划定分界之后，凡界内居民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旗一面，表示归顺。

举步彷徨，满城白旗。

偌大的北京城，名义上仍由清政府管辖的区域，目前只剩下了两个小院：一是李鸿章寄寓的贤良寺，一是奕劻的庆亲王府。而庆亲王府之外，有日本士兵持枪日夜站哨，贤良寺外，则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日夜把守。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的当日，即会同庆亲王奕劻，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11国代表进行谈判，而庆王老劻不仅苟且，而且贪腐，只会一味推延。马关遇刺的后遗症不时发作，有时谈着谈着，李鸿章就突然脸色苍白，天眩地转，大汗淋漓。有一种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恐惧。天气一天天凉了，转眼就到了北风呼啸，九城飘雪的年底。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签完他此生最后一个“乞和”条约后，李鸿章“吐血不止”，而此时的大清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他都想了些什么，历史将很多细节抹杀了，历史没有温情。骨瘦如柴的李鸿章，静静地躺在西跨院，感觉自己的生命，正一步步走向尽头。淮系的重要人物周馥，在保定直隶藩司衙门接到“相国病危，嘱速入京”的急电，匆忙赶往贤良寺，他见到的李鸿章，已是“鼻塞声重，精神困顿”。最让他悲愤的是，李鸿章逝世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竟然来到他的病榻前，逼迫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李鸿章一言不发，瞑目如死，俄国人竟然强迫他的助手，强夺李鸿章的印信，面对此情此景，周馥不由得放声大哭。

哭声惊动了李鸿章，他突然张开双眼，口唇颤动，却不能出声。周馥哭着说：“老夫子，老夫子，你还有什么心思放不下啊？你经手的未了之事，我辈可了，你请放心去吧……”

闻听此言，李鸿章双泪长流，“双目炯炯不瞑”。

他的双眼，是周馥给他抹上的。慈禧太后和满朝的文武大臣，此时远在“回銮”的路上，唯一留京的庆亲王老劻，有事只会推给李鸿章。已经入冬了，树木落尽了叶子，西跨院里一片哀凉。自1861年26岁入李幕，周馥与李鸿章同道同怀，相知相惜，“风雨龙门四十年”，创办北洋海军、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开平煤矿……是洋务运动后期实际的操盘手。李鸿章逝世后，周馥有“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的悼怀诗，沉痛慨切。他是安徽东至人，为官期间曾数度还乡，死后也叶落归根，葬于家乡的云雾坑。皖南地区，“坑”多为村名。今年春上我途经东至，在周氏后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东至周氏家风文化馆”，东至周氏从周馥起“六世书香”，百年间子孙鲜有宵小者，家风勤谨坦荡。周馥是淮系大员中，少有的谨饬廉正之人。世人多拿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做比较，是因为李氏的操守，实在不能和他老师比，就是比张之洞，也差了很多。张之洞死前，敢对子孙坦言：“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李鸿章就不敢说这个话了。“宰相合肥天下瘦”，在晚清，李鸿章的“贪腐”天下皆知，他能说什么呢？

七

传说李鸿章灯尽油干之际，曾挣扎着口占一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就是坊间流传甚广的李鸿章《绝笔诗》，或称《临终诗》。但李鸿章以事功著于世，并不以诗文名，据2007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李氏留下的大量文字中，为数最多的是函电和奏稿。《李鸿章全集》计38卷2800万字，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李鸿章著作汇编。李氏“少年科甲”，幼时起即致力于经学课业，具有丰厚的诗词修养;入仕授“翰林院编修”，为天子文学侍臣。他漫长的一生，留下了诸如《二十自序》《入都》《舟夜苦雨》《晚江即事》《游鹿洞归途感赋》《夜听四弟吹笛》《万年道中寄镜蓉琼芝二女并示静芳侄女》《鞋山阻风》等诗篇，或意气风发，或苍凉沉郁，也还不失风雅。但这首《绝笔诗》，是他写的吗？李鸿章死于公元1901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午时，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日夜陪侍的李经述曾手书《澹园日记》十一册，记录了那一个多月里，在老父身边的亲见亲历。日记遗稿目前由李氏后人保存，尚未公诸于世，暂不知道其中是否记载有李鸿章的“临终诗”，但在李国杰后来为其高祖、祖父和父亲合编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中，这首诗也并未见收录。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国内诸多权威专家参与编纂的《李鸿章全集》中，也没有收入这首诗。不但《全集》正文不予收录，连置诸卷末的“备考”也未有提及，这就很值得怀疑了。它是在李鸿章去世近60年后，才首次出现在众人面前，而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出处，为高拜石的《南湖录忆》。

所以很多人认为，此诗为“托名之作”。高拜石自1921年起，在北京、福建等地担任多家报馆主笔，1947年渡海赴台，毕生醉心于金石、书画、史籍，名重士林。自1958年起，高拜石在台湾《中央日报》《新生报》副刊连载近世史料笔记，状写晚清至民国百多年间名人轶事、世俗百态，广泛涉及军政、财经、学林、文艺、市井等各个社会领域。这些文章，后结集《南湖录忆》和《古春风楼琐记》出版。高氏长于纪览，文笔活色生香，在台湾学界享有“自梁任公、林琴南以来，罕与其伦比”之美誉。《南湖录忆》第一集中，有《李鸿章泪盎秋风》一篇，就是此文，披露李鸿章“易箦”前吟有七律一首。

“易箦”典出《礼记·檀弓上》，指把病重将死之人移于席上。此为《绝笔诗》在文献史上首次出现，但为什么这样一首如同遗嘱一般重要的遗诗，李国杰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和权威的《李鸿章全集》均未收入呢？又为什么李鸿章临终前，一直守在他身边寸步不离的周馥不相与闻，而直到将近60年后，被高氏挖掘出来了？

这就不去说它了，一团乱麻！

中国历史上，“托古”是屡见不鲜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现象，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曾因“托名”之作，而荣获“英雄诗人”的桂冠。但据罗尔纲先生考证，近世所传石达开之“遗诗”，仅有存于广西宜山县北山之《白龙洞题壁诗》一首为真，其余都是伪作。1902年，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首见伪托之石达开《答曾国藩五首》;1906年，柳亚子亲见南社鉅子高天梅为激发民气、鼓吹革命，一夜之间创作了20首“石达开遗诗”，以“残山剩水楼主人”名义发布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近来有人考证出，李鸿章《绝笔诗》的真正作者是康有为，李鸿章临终之际，康有为正在新加坡槟榔屿流亡，闻其死讯，感慨而赋此诗。不过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罢了。

不过托名李鸿章的这首《绝笔诗》，写得真好，不仅意象分明，音律谐适，格调沉郁，境界开阔，而且与李鸿章的生平际遇，语气格局甚为契合。《清史稿》上说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又说他“独主国事数十年”，“常以一身当其冲”，从诗史互鉴的角度看，“遗诗”把李鸿章的勇于任事、忍辱负重、茫然四顾、独木难支的悲戚神色，以及列强环伺、山河破碎、一夕数惊、风雨飘摇的历史情境，都完整地传达出来了。乔光耀的《李鸿章传》、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赵焰的《晚清有个李鸿章》、陈悦的《沉没的甲午》、王龙的《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刘刚《李鸿章之死》、汪炜的《一代重臣的最后归宿》、吴晓波的《跌宕一百年》、祝勇的《1894，悲情李鸿章》等等，都引用了这首诗，是被他“身在残阳秋风里”的孤臣形象，打动了。李鸿章生前树敌无数，四面楚歌，孤独无助;死后骂名滚滚，殃及子孙，死不瞑目。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到李鸿章的死讯后，写下了“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的挽联，是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痛其为，复杂极了。梁启超曾有言：“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李鸿章“盖棺”百年，至今未能“论定”，梁启超这话，不是应验了吗？

八

站在人头攒动的李氏故居前，不由得感慨万千。

它现在的名字叫“李府”，是目前合肥最拿得出手的一张文化名片。临近岁末，李府所在的合肥步行街人头攒动，张灯结彩。一些衣着光鲜的外地游客鱼贯而入，是慕名而来的旅游团。李氏故居建于19世纪末期，李鸿章一跃而为疆臣领袖之后，其兄李翰章此时也已身居高位。据李家后人，“老三房”的李国衡夫人高氏说，这座房子是属于“老二房”的，他们“老三房”的宅子，在今天合肥怡和锦江饭店一带。李国衡是李鸿章三弟李鹤章之孙，清朝举人，在合肥小有名气，曾出资修建“廉泉井亭”，并撰文记载贪官因喝“廉泉”水而头痛的传说，今天，在包公祠的亭壁上，还能看到他的这篇奇文。

1882年，李鸿章老母去世，他回家奔丧，就是这一次，他委托三弟李鹤章兴建了“李府”，同时捐资修复了战火中毁坏的包公祠。清制：父母之丧，官员守孝三年，此为“丁忧”之制。但李鸿章是畿辅重臣，枢廷倚重，因此只能“给假三月”，叫作“夺情”，亦称“移孝作忠”。即便如此，日本还是趁李鸿章“夺情”之机，在朝鲜发动了“壬午兵变”，由此可知李鸿章对于清廷来说，有多么重要。

这是一座典型的晚清江淮官邸建筑，布局严整，气势开阔。当年李氏兄弟聚族而居，深宅大院，鳞次栉比，覆盖了合肥老城今淮河路最繁华的路段，时称“李府半条街”。今天的李鸿章故居，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还不到原建筑的十二分之一。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前厅、中厅，三进为二层阁楼，后两进楼下有回廊相通，楼上有美人靠，回廊相连，俗称走马楼，因供内眷居住，又称“小姐楼”。楼上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所居，菊耦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光绪皇帝御笔亲书的“钧衡笃祜”四个大字。故居辟作“淮军陈列馆”对外开放的部分，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陈列展示与李鸿章有关的军事、外交、洋务等各个方面、各个时期的图片、资料和实物。其中最令人骇异的，是李氏后人捐赠的半部《李氏宗谱》，谱上“李鸿章”仨字，被红笔打上了大大的红“×”，边上是朱笔标注的“大卖国贼”四個大字。

这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年合肥市委中心组学习，将他的奏稿与言论进行摘编，发给了每个中心组成员。在列强环伺、国家积贫积弱之时，李鸿章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匡扶行将倒塌的帝国大厦，强烈感受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威胁。因此他鼓吹天下穷则变，变则通，他的“变局观”，比康梁都早。为了表示对士大夫乐此不疲的章句小楷的蔑视和厌恶，李鸿章从40岁起就不再写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通过种种方法改变和更新年轻学子们的知识结构，创造条件让他们亲近西学，了解西学。怀着富国强兵，国家中兴的希望，他投身于清政府几乎所有新兴的、冒险的事业。这场被后来的史学界称作“洋务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十分巨大的冲击，西方将它视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淮系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走上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淮系带出了一大批中国近代化人才。

在淮军陈列馆里，陈列着多幅李鸿章与外国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时的历史图片，为我们再现了李鸿章时代那巨大的悲哀。但它同时也陈列展示了李鸿章创造的多个“中国第一”：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海军基地、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支洋枪队洋炮队、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甚至连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龙旗”，也是由他奏请朝廷，由原兵船的旗帜改制而来。

又一次想起梁启超的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百感交集;又一次想起毛泽东主席的话“吾观合肥李氏，水浅而舟大”，无限感慨。和曹操、朱元璋一样，李鸿章是战争不断的江淮大地上陶冶出来的政治枭雄，具备皖派政治人物娴熟于权力场上，关键时刻做殊死一搏的非凡组织才能和政治手腕。

冬日里风静，冬日里阳暄。坐落在无边的城市楼宇之中，李府愈显出气象俨然。屋脊上的鱼鳞小瓦，被岁月洇成了黑色，门廊上的大红灯笼却鲜艳如染。近代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集团政治的兴起，晚清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的崛起，标志着封建末世中央专制皇权的衰落，而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就是从这里起步，从地方走向全国，从内地走向沿海，由地域性集团成为全国性集团，改变着中国近代政治的格局，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史称李鸿章疏髯长身，风采凛然，但他留在历史中的背影，却是踽踽独行，四顾茫然。他知道他盖棺百年，难有定论吗？抑或他对这一切，早有预见？

孤臣泪，双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