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功业(一)

2020-12-23 04:58:15 美文 2020年23期

张炜

两个假设

我们对苏东坡的一生常有惋叹,忍不住就要做一番假设。历史上的苏东坡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形该有多好:顺利实现自己的抱负,成为一位左右时局的政治家,哪怕官居宰相之位几年的时间;拥有大把松闲自在的光阴,酣畅淋漓地将诗文写个痛快。可真实的境况是,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未能如愿以偿,虽在不同的阶段努力尝试过,可惜二者都远远没能满足我们的想象。对于他这样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天才人物,该是多大的遗憾。为什么会留下这样触目的人生残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发现毁去苏东坡大半生的,最终还是所谓的功名仕途,是许多读书人都渴望的宫廷之用。说到底,苏东坡的确是毁于宫廷的摧折。

当然人生和历史都难以假设,真实的情形是,没有这些毁坏就没有现在的苏东坡。我们瞩目更多的还是他文学与思想上的成就,特别是与一生连在一起的那些大磨难大起伏。剧烈的跌宕和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摧残,最后都化为深刻的痕迹留在文字中,这就是他作为一位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纵深地带,是最重要的色泽和存在。没有这些他将单薄得很,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就此来讲,我们又很难区分哪些是毁坏哪些是成全,也无法把不幸和有幸截然分开:它们更有可能是双面一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平时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一种事物,习惯上只愿取其一端,这实际上是一厢情愿,是肤浅的期许和人为的简化,任何事物都不会是这样。

诗人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自我定位于一个艺术创造者,我们还不知道;显而易见,最让他牵肠挂肚、最耗时最用心的还是从政生涯。他十分谨慎地处理自己与朝廷的关系,不敢稍有懈怠;在政事上,没有比他更用心的操劳者了。如果一开始就把他放到一个无所事事、没什么现实大用的环境,比如说像唐代诗人孟浩然那样到处游走,一定会让他极其焦虑和沮丧。孟浩然因此而留下别致高妙的吟唱:“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何谓“风雨”,何谓“花落”,我们可以想象很多。如果孟浩然当年得以出仕,成为朝廷重用的官吏,又将是怎样豪情焕发。他鞭打快马、潇洒英武的样子同样也不可假设。但那样肯定就没有了后来的孟浩然,没有了一位飘逸、散淡、在笔墨游戏中张望长安的孟夫子了。而苏东坡是完全不同的命运,他仿佛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走向何方都会有远大的前途。我们今天瞩目的只是他的政绩和文采,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音,是它的副产品。

他为政的过程中多想留下一些更大的劳绩,却总是难以实现。他在密州、徐州、杭州这些相对独立、能够由自己主宰政务的时段里,果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既有机会落实一位仕人强烈的社会责任,同时又将诗人的个人嗜好表现得淋漓尽致。赏花、逛寺院、找玄人聊天、与异人厮磨,那样随性和畅快。记录中他在杭州太守任上,一天公事之余最愿去的地方就是普安寺或祥符寺,进寺就寻一间静室,脱去官服,让护卫为他按摩。这可以看成一个权力者的放松和享受,也可以视为仕人迈进了另一个空间。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脑海里徘徊的当是另一些东西,思绪得以偏离和超脱繁琐事务的纠缠,轻松自如地漫流起来。

我们不难确认最初的苏东坡,包括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最高的志向和期待到底是什么。他们当然不是为了做一个光彩灿然、展现旷世之才的文人,而是当一个权高位重的报国者。那个年代至高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治理者,走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且苏辙和苏轼只差一步就登上了这个高位。然而最终就是这个强烈的诱惑和远大的理想,使兄弟二人受尽人生磨难。特别是苏东坡,一生曲折起伏悲凉凄惨,差不多成为一个令人惊怵的仕人标本。作为一个极其敏悟的人,他后来虽然多有悔悟和愧疚,有深省,但已经太晚了。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刻,体制的甘味和甜味也仍旧难弃,因为毕竟品尝过。

苏东坡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平生除了写诗作文再无其他快事。原来在一些特殊的时刻与心境下,他就吐露了埋在心底的志趣和热忱。在想象与抒发、梦幻与倾诉之时,他总能获得最大的满足。可叹这种兴致不能持久,无论怎样依依不舍,也还是要走开,转向沉重的仕途经济。

假若苏东坡是一个拥有更多闲暇的人,将大量时间用来书写和游历,狂放不羁地豪唱、作漫长无尽的山水之赋,又会怎样?或许诗文的数量能够多出许多,但境界与色彩却不一定超越今天。说到底诗文不过是心灵的映像,是整个生命的综合传递。诗人因诗文而获罪,却又因获罪而大放异彩。文章不过是纵横交织的人生痕迹,过于顺遂和简化也一定意味着单薄。

植造无休止

苏东坡在《楚颂贴》中写道:“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还在《戏作种松》一诗里写道:“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可见他从小就喜欢种植,是一个在山川野地里忙个不停的少年。他喜欢盯视一个生命怎样与自己发生更紧密的关系,看到一株苍绿在手中存活并茁壮成长。这看上去不过是一种嗜好与性情,其实不然。

能够不断地种植,是人的一个重要品质,它可以体现在一切方面。这与毁坏和摧残是两种力量,是两种心灵在客观世界中的直观表达。为什么要让大地一片葱绿,为什么要让枝叶果实累累,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这就像我们目击狂扫千野的惨烈毁灭一样,一定会痛彻追问:为何要如此绝情、冷酷残忍,为何对其他生命包括动物和植物如此忌恨,以至于这样暴虐杀戮?罪恶令我们瞠目结舌,惊而无语。我们当然要回到人性,只有从这里追问才能辨析大仁善和大罪恶。它们源于两种不同的生命原色,置于二者中间的,可能是很大的一片庸常,人在這个空间里可以向两面倾斜。苏东坡属于前一种大善。他喜欢大地上的一切友伴,愿与它一起生长,在煦风里活动,迎接灿烂的阳光。这种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好奇就来自生长,来自生命的生机勃勃。这样的人生是一场烂漫的奔跑和抒发,是一种书写和诗意。这样的天性是先天铸造的,很难更移和改变。

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孔子只说了一句“性相近,习相远”,从一旁绕过,看上去好像更为超脱,实际上却包含了至大的深刻。人性中许多时候不是善与恶的简单分野,而是更复杂难解的元素纠缠在一起。苏东坡一生都没有停止植造。宋代地方官一任最多三年,他每到一地都留下了大量植造的记录。他总是大肆植树造林,修建房屋,兴修水利,乐此不疲;即使在极短促的任期内,也没有停止这些工作。他似乎不能容忍生活与自然环境中的缺憾,总是想方设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一切变得葱茏、完美、茂密和芬芳。他将自己的安居之心推及广大,处处体现了一颗柔软的仁心。然而上苍故意不让他安定下来,总是让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好像有另一种力量在考验他,检测他的耐心和意志。

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只要不是在旅途中,苏东坡就一定是在建设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十年何足道,千载如风雹。”还说:“遗我三寸甘,照座光卓荦。百栽倘可致,当及春冰渥。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东坡八首并叙》)。当他贬谪惠州,再次做长居打算时,便耗去所有的积蓄,在白鹤峰上建起一座新居。新居筑成同样要用那些喜爱的植物来陪伴:“当从天侔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砧稍大不伤根者为佳。不罪!不罪!柑橘柚荔枝杨梅枇杷松柏含笑栀子。”(《与程全父》)他寻找幼苗,心思缜密叮嘱细致,真是一位好林工和栽培者。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灵,他当然不会忍受苍凉和荒漠。

实际上人生来就是在荒漠上,神灵交给人的一个最大任务就是植造,没有绿色就没有甘泉。《荒漠甘泉》是一本书的名字,讲的是心灵与无所不能的上苍之间的关系。心灵的荒漠决定了视野的荒漠,它是无边无际、无时不在和无所不在的。人常常用一双失望的眼睛看着周围,难以接受这种触目的现实。不过有人很快就没了哀怨和绝望,奋起而为,以全部的生命和热情去寻找、汲取、浇灌。甘泉就在心里,有了这样的觉悟,苦难和贫瘠都可以变为甘甜与丰饶,绝境也可以化为坦途。

苏东坡有着不竭的精力,那是一种强旺的实践精神,一种让生活化为艺术的热望和追求。有些人会把“文人无行”的说辞看得自然而然,认为他们只做一个倡议者和计划者就够了,已经算是尽了职份;而在另一些人那里,比如心情热烈到不可按捺的行动者,却一定要亲手去做并看到结果,要尽善尽美。

建筑者

苏东坡这样的人,不太可能将设计居所这一类大事和乐事拱手让与他人,而一定是亲手去做。在他看来,种种实际的谋划和设置是最有意趣的。他对此类事务一直是兴致勃勃的,简直没有疲惫的时候。即便在人生最沮丧时,比如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的风雨飘摇之期,他仍然为自己设计了尽可能好的居所,同时像以往那样大搞种植,让周边环境变得适意。这是一个擅长将生活诗化的人。“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二》)“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长江在北户,雪浪舞吾砌。青山满墙头,?鬌几云髻。”(《迁居并引》)在黄州,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居住理想,整天忙碌不已,晒得脸色乌黑;在惠州,他把新居筑于江水环绕之中,抬头即是青青山峦和朵朵白云。

黄州居所命名“雪堂”,是洁白无瑕的形象。什么人才配住“雪堂”,实在引人想象。苏东坡刚刚从阴森污浊的乌台中脱身,从构陷的烂泥中挣出,就要住进“雪堂”,可谓出污泥而不染。“雪堂”之名号源于修筑中的春雪纷飞,主人干脆把漫天雪景绘上四壁,没留一点空隙。他起居俯仰,左右全是白雪。“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雪堂记》)他在这里引用了《诗经·卫风·考槃》,其中写了一位隐士敲打木盘,穿着芒鞋葛衣,大声嚎唱,自得其乐。“新居已覆瓦,无复风雨忧。桤栽与笼竹,小诗亦可求。”(《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六》)居所进展如何,具体情状,他都告诉了弟弟。兄弟二人是苦旅中最亲密的一对友伴,虽然很难见面,各自忙碌,但一有机会就要互答诗文,倾吐一腔苦乐。

因为一个风餐露宿的人急于为自己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又好似遍体鳞伤的动物挖一个巢穴,所以总是尽快地筑居,这好比燕子衔泥,苦鸟啄洞。我们看到歌唱不止的百灵是怎样辛苦地为自己在枯草间做出一个精美的小窝,以不可思议的耐心和技巧编织一个完美无缺的小草篮,然后安栖、恩爱和生子。看着自己的幼雏毛茸茸地长起来,张开稚嫩的嘴巴呼唤,发出最初的鸣叫,然后飞上高空,歌声响彻云霄。诗人就是那只百灵。

苏东坡随时要化虚为实,将无形的诗情变为有形的存在。这种能力和情志在人世间是最可宝贵的,无论用于己还是施于人,都会极大地改变这个世界。这既是理想主义的,也是理性主义的。在密州、徐州、杭州、颍州,只要稍有可能他就修造不停,引水、筑堤、勘矿、炼铁、挖“小西湖”。他手中完成或正在完成的工程总是那么多,即便是晚年流放岭外,也依然关心当地的水利建设。他的实践精神简直无人能及,总是将自己丰裕的心性外化为真切的生活,这是多么可贵的秉性和人格。为普通劳民改善一处环境,他可以冒着触犯天颜的风险,一口气给朝廷上无数奏折。他在这方面的坚定意志是惊人的,已经完全不顾个人得失。在他垂老投荒、流放岭南的时候,已是不得签署公文的罪身,也仍旧不倦地关心民生,千方百计造福一方。在惠州这样的苦难之地,他仍然要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在东江和丰湖上修建两座桥梁。在至苦的儋州,他曾亲自编写教材,教书育人:“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穷则独善其身”,这时候的苏东坡已打破这条概率,“穷”也要“兼济天下”。潦倒之人自顾不暇,无处呻吟,却要大睁一双热目帮助他人。作为一个生命,他已经被残酷地毁坏,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振作,就要释放自己的热量。这是他在大地上写下的最为感人的诗行。

苏东坡一生的建设自里而外,又從外到内,循环往复以至最后。毁坏、修复,再拆毁、再筑起,不断地添砖加瓦。在自己的篱笆内,在陌生的旅途上,在闹市在穷乡,在一切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他都没有停止做工。“兼济天下”在他不是一句轻掷的大话,而是少年和血缘的许诺,他花了一辈子用来践诺。

诗人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地奔走,早该疲倦了。可是直到最后的暮色渐渐笼罩,他的脸上还带着微笑。

才 与 能

“才”为先天素质,比如感悟能力和心智状态等。而“能”被视为行动力,是用来落实的。苏东坡可以说二者兼备,是极为难得的“才”与“能”的统一。当他把心中的谋划力化为行动的时候,也就是将“才”与“能”合而为一的时刻。他在任时一丝不苟的施政,卓有成效的工作,都需要“才”与“能”的合力。比如在地方抗洪修堤兴办大众事业,在朝则屡屡谏言,锐利争执,力陈己见,都是“能”在落实“才”,也就是展现行动力。如果一个人有“能”而无“才”,或者反过来有“才”而无“能”,也就干不成什么大事,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

知而不做是无“能”,说到底“能”是用来落实心志的本领,不过从实际效果上看,却往往是得失皆备。“能”者有建设,有实现,但也因此而更具破坏性。这让我们想到了现代的某些“开拓型”人士,他们“能”很大,但有时也成为危险人物。“才”因“能”而显,也因后者而得到客观判断。一旦能力将才华加以外化和扩展,就不再是一己之事了,而必定要涉及其他,使他人获益或受害了。可见如果没有“能”,没有行动力,也就不会伤害或援助他人了。可见这种行动力的拥有和实现,一定是涉外和涉世的,很难做到洁身自好。一个人如果“才能兼备”,那就可能度过极不平凡的一生,或卓有建树,或危机四伏。如此看来人有“才”而无“能”,或安于“才”而怯于“能”,倒多少可以自保平安。比如有人只注意保持内在的浪漫和想象,一生只完成纸上著作,生活中的危厄或许会少一些,但毕竟虚飘了一些;只有“才”与“能”并重,让实践与想象发生互证关系,一个人的生命才开始变得有力。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贾谊论》)苏东坡对用世之“才”以及后果了然于心,但许多时候却总是尽力而为,绝不避害就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古往今来知识人的一个品格。周备而全面的辨识力也是“才”的一部分,于是患得患失也就成为某些人的常态。落实一种思想必有后果,而这种如果以个人为中心,又有远近之别。苏东坡在政事上的执拗坚持,会有多么可怕的结局,已经赫然写进了历史。当时的这位冲撞者对后来的结局不可能一无所料,因为他如此睿智、聪慧和洞察,这种心灵特质也属于“才”的一部分,盛大弥漫到整个生命的角落,怎么可能无知昏昧到如此地步。入世的责任和勇气,才是他不顾一切的根本原因。这种心灵不是让他过于自信,而是成为更加有力的推动和催促。一切都不可阻拦,现实的利害和隐隐的恐惧都开始避让。在这个时候,“能”且稍稍退后一点,它不言而喻地跟随与辅佐,按照心的指向勇往直前。“能”一旦与“才”分离,也只能成为一个单纯的工具。然而这个工具需要锐利、有效和直接,心灵就要不停地打磨它,使它变得如愿以偿。

我们由此很容易联想到楚国的屈原,这是又一个“才能”过人的浪漫主义者。他恃“才”而纵“能”,一直走得很远。众所周知,诗人最后投入了汹涌的汨罗江,化为自然的一部分,不再存在也不再失去。如果没有那些心灵的记录,没有《离骚》《天问》《九章》,也就彻底淹没了一个最生动、最撼人心魄的关于天才和行动的个案。这样的大小故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关于英雄的悲剧上演不休,幕布垂落复又升起,一出又一出没有终了。

有的生命原来是这样强大、执拗,无休无止地撞碎自己。没有悲剧哪有世界,哪有所谓的历史诗篇、所谓的史诗。

史诗里不全是英雄,失去了魔鬼,也就構不成波澜壮阔的冲突。

热烈冲动之弊

对于自己无法改变的性格即命运,苏东坡当然是越来越清晰。而且我们相信他从政之初就并非模糊懵懂。他读到的历史文字太多了,知道历史上关于命运、关于坚持的种种结局。可是这一切都无法让他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他可以在岁月中不停地修葺,让其变得完美,却不是走向怯懦和孱弱。他的完美在于同理想的向度一致,而非其他。“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次韵僧潜见赠》)“从来性坦率,醉语漏天机。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引·三》)自我本如此,不管不顾自嘱自勉,自始至终。“不知下有行人行”,“猿吟鹤唳”,都出于本能。人在世俗之中时有醉语暴露天机,那仍然是自我的属性。醉语就是天真之语,是畅饮之后才有的。

苏东坡是俗语所讲的那种“直肠子”。“乌台诗案”后,他也曾经吸取教训,用力禁止自己的诗作流传开去,而且怯于动笔,但只过了很短的时间就“故态复萌”,仍旧大放心曲。官场上所习惯遵行的严谨和拘束,他远远不够,本来就是一个嘴巴不够严的人,还时有醉语。比如为了反对新法,他对皇上宋神宗恳切而激烈地进言,出门后却将皇上的赞赏讲与同僚,结果被政敌王安石等人加以利用,也引起更多人的提防。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为仕之忌。他的这种不周与随性,当然是性格使然。其实这样的天性最不宜于从政,就像李白和杜甫不宜做官的道理一样。这一类人最后投身于政界,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大不幸,对国家而言则是一种大幸。

在宫廷这个密闭阴浊的小世界里,苏东坡这样的人等于是一束光。这个世界有另一种声音回荡,才会打破沉闷。可惜这样的地方从来容不得他们,就像冷漠容不得热烈,密闭容不得缝隙一样,这个地方最需要的就是一起窒息,从黑暗走向黑暗,最后再完结于黑暗。然而作为一个来自生机盎然的蜀地眉山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必要把自小习惯了的那种生机和鲜亮,一再地移植过来。最后他只能成为一个流放者,被驱赶于野,去做他的野生之梦。就这一点来讲又成全了他的艺术,使他有了另一种收获,尽管付出太大。

就此,他对命运、宫廷、人生与社会,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也就有了更大的文章。

与挥挥洒洒的尽情吟唱完全不同,从政之途实际上是一种藏锋之术、隐忍之术,在专制主义的“家天下”传统里就尤其如此。只有离开这条道路,那点“浩然之气”才会泛上心头,举步远途,感受扑面而来的“快哉之风”。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他将越发认定固有的追寻,惊讶自己居然忍下了那么多。一波又一波的追悔总是来得太迟,总是无法改变。

他和朝云生下的唯一的儿子使他欣喜不止,为此作《洗儿》一诗,吐尽委屈:“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人生坎坷归结于此,不过是一种无奈。他当然知道,一切都因为生命品质的不同,哪里是什么聪明和愚笨之别。他不过是用一种浅显平俗的语汇来发泄罢了,回答的也并非自己。诚实坦荡与阴暗狡诈的人性之别,同聪明与否没有更多的联系。强烈的诗性一定是热情的,而冷漠与镇定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处世的要求。善藏者不可以为师,因为他们不会将心曲吐个干净。一个人没有隐藏的角落,一切都倾吐净尽,摆在明处,当然是非常危险的。

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成名之后,历尽屈辱磨难,最后吐出了一句肺腑之言:“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这里既指向了某些具体的人,但又不尽然。“他们”就是险恶、庸俗、普遍的人性的龌龊,而“我们”是一切明朗的人性,是生长的状态。“我们”当然属于所有的天才,“明处”和“暗处”的区别,注定了一切天才皆是悲剧。陀氏接着说:“那些折磨者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们人多,而我们人少。”

改变一切的那只手,显然不在人间;它有更大的力量,它是一只无所不能的巨手。

三次大遣散

苏东坡说到自己的“三大功业”,实际上不过是三大苦难。可见苦难比起富贵和安逸,总是给当事人更深刻的印象。它们深深地楔入人生深处,难以拔脱。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中,它们会留下强烈的刺疼,所以也就格外难忘。在这个抵御和反抗的过程中,诗人没有倒下,即感觉自己建立了一辈子最大的“功业”。“功业”是事功和伟业,通常不会和苦难的挣扎画上等号,当我们努力寻索和体味至此,才算理解了苏东坡,也算理解了生活以及我们自己、我们人类的命运。

黄、惠、儋三州之前,苏东坡的生活还是安逸的,那时候他有很多的仆役,家人也得到幸福的团聚。他在宫廷为官,特别是身居高位时,当是十分优渥的。宋代对高官待遇优厚,当时享乐之风极盛,苏东坡和其他同僚一样难免奢华。记载中他蓄养了很多歌妓、伶人以及服务的仆人,有堂皇的居所,而且建在了最好的地段。这既是当年为政和日常生活所用,又是很难例外的风习。人脱离了风习也就脱离了时代,也就不容于世俗。除此之外他还有外地任职的经历,这时候,那些习惯了在都城汴梁生活的一些家庭成员、一些跟随者,就不得不另作它谋。

苏东坡常常举家迁移,有时候到富裕的苏杭一带,有时候到比较清冷的密州一带。许多时候他只身一人上路,亲人不能随行,尽管身处“牧者”的高位,但远迁跋涉毕竟辛苦。因为难以安顿,在京都陪同他的家小,那些仆人和女子,很难继续围在四周。当他到了新的任所安定下来,稍稍如昨的生活才能开始。灯红酒绿,笙歌不断,一连串的聚会和迎来送往,少不得有一些服务者。苏东坡当然多情,风流才子的名号是无法抖落的。他勤于劳作,也颇能享受,挥挥洒洒。一个有权有势者安顿自己要容易得多,但有时也很麻烦,如同俗语说的“树大荫凉大”。苏东坡一次次改任、定居和再次上路的间隙里,有许多忙碌和操劳。最难割舍的是旧友的分别:有人死去、有人远走,新人不断补充进来。他要重新适应和接纳这些变化。每一次遣散都伴随着一些凄涼和悲伤,也不得不如此。

聚拢多盛,遣散就多大,一个时代和一个人都是如此。盛唐与大清有多么惊人的聚拢,遣散也是轰轰烈烈。北宋是一个文官至上的时代,似乎是官僚阶层中文人最得意的一个时期,他们放肆地享受物质,十分幸福。在当时和后来,都有知识人不惜笔墨赞誉这个时代。他们大概忘了,这种奢侈的消费总是以黎民的痛苦为代价的,朝与野的巨大反差如数记在了书中。宫廷人士所有的奢华,都是以劳民的贫苦和辛酸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当年,一旦形成制度确立下来,有些人也就渐渐习惯了。当时皇帝后宫佳丽上千,官僚自然效仿,妻妾成群十分常见。苏轼父子三人在这方面算是较有节制,从记录上看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一生只有一个妻子,生活安稳,敦厚朴素;苏东坡则是这个家族的例外。在文字记载、特别是他自己的诗章中,可以见到多位女子的身影:“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朝云诗并引》)那是在苏东坡又一次遭难、大势已去、众妾作鸟兽散的特别时期。这时唯独忠诚可爱如朝云者追随诗人,共克时艰,成为他最大的安慰,让其深深地感动以至于作诗纪念。陈鹄的《耆旧续闻》中说,有人见过苏东坡的手稿,上面所记载《贺新郎》一词中提到的“榴花”,也是他的一位美妾。“东坡有妾名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惟榴花独存,故其词多及之。”

可见北宋时期,生活奢靡是官场的常态,就像百姓的苦难属于常态一样。专制统治总是以残酷剥夺民众为基本特征的,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敏锐如苏东坡者,在这种普遍生态之中该有一些痛苦。当然他不是圣人,追随时代之俗,在他和关于他的许多诗文中多有记载。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卷十记载:“子瞻守杭日,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夹道云集而观之。”这一段记载想必真实客观,那种游玩的恣意与盛况清晰再现,活画出一幅北宋官场游乐图。

过于奢华的享受当然会有后果,会引起诸多神秘的平衡。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用一生的苦难,大致抵偿了身为利益集团要员的奢侈。朝云之名当来自宋玉的《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朝朝暮暮,如此沉迷。朝云约小苏东坡二十六岁,初入苏家仅有十二岁。就是这个爱妾,在最困窘之期陪他一路南下,远赴瘴疠之地,忍受屈辱和饥寒。这成了一个佳话。

这种不得已的遣散既是苏东坡对下人的怜惜,也是当时形势使然。他的一路行走携风带雨,打湿了周边衣袂。直至苏东坡来到恐惧的大坎,就是从湖州太守任上被五花大绑拖至乌台的时候,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后就是免死,贬谪黄州,等于死而复生了一次,也让其得知了命运的本来颜色。这之后尽管还有登州的崛起,有再次还朝的富贵生活,但一切都不比从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