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向内转”与作家的良心写作

2020-12-24 07:54肖晶
南方文坛 2020年5期
关键词:贺州作家文学

文学面临的主要任务,首先是要观照人心。作家站在赖以依存的土地上,无疑要思考文学如何呈现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如何表现现实生活,进而观照整个时代的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人的生存状况。

一、为人民抒情:文学不仅仅是“向内转”

新时期文学关于“向内转”的争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鲁枢元发表在《文艺报》的文章《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所掀起的一场文坛论争。鲁枢元提出:“文学的‘向内转,是从19世纪末以来文学的一个世界性的走向。”①随着对文学“向内转”论争的辨析进展,鲁枢元对文学“向内转”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具体表现为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情绪的个体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散文化、主题的繁复化。”②周晓燕提出:“启蒙思潮的涌起,表明文学对于真正的人的关注。这里的人,已不是过去文学中所表现的阶级和政治化的人,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③而白亮则提出:“文学的‘向内转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指文学的叙述向作家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转移;二是指文学的叙述向叙述对象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转移。”④他同时认为:“这个原本是对新时期十年文学的总结和评价的观点,在经过文学创作环境的改变、文学创作方法的更新、作家创作心理的位移、理论批评的转向、文学本体论的认识、文学审美观念的更替、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等不同层面的辨析和讨论后,‘向内转的话语叙述不仅宏观性、抽象性更为突出,理性思辨的色彩也更为浓重。”⑤因此,文学“向内转”无疑具备了学科含义和历史含义,它呈现出动态化、意象化、内生化的发展变化轨迹。文学如何“转”,“转”什么,已不再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作家、评论家乃至读者更多关注文学如何“转”向艺术本身,如何“转”向生命本真,如何“转”向心灵本位。作家只有处理好“向内转”和关注现实、“自我”和“大我”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呼应这个时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广西中青年作家阵容日益壮大。以60后为主,70后、80后、90后陆续走上文坛,并日渐成熟。广西贺州60后作家朱东的中篇小说《何物变》,是继长篇小说《股份农民》之后,再次聚焦农民,聚焦农村,聚焦农事,尤其聚焦瑶乡的人和事。他以“精准扶贫”重现了广西移民扶贫工作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场景,塑造了广西贺州“彩虹寨”第一书记李树明的文学形象,这是国内作家首次全景式聚焦瑶族支系土瑶乡村生活的文本,也是作家倾心书写中国精准扶贫民族村级样本。

朱东的《何物变》,以新时代广西精准扶贫的瑶乡生活为时空背景,讲述了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李树明和城里记者潘瑶瑶的感情纠葛以及重返农村感恩乡亲的故事,叙述了他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重返故乡贴近土地,带领村民修路脱贫致富,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由被爱人和村民误解到理解支持的变化过程,以小见大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场景,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基层官员形象。路遥的《人生》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讲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叙述了他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变化过程,展现了一个历史时代背景下艰难选择的命运遭际。朱东的《何物变》与路遥的《人生》,两位作家所营造的故事、所展现的南方北方农村场景,让我体悟到作家与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刻感受,那种深深植根在泥土里的味道,既有历史上的一脉相承,又有现实上的精神实践,就是那种独立的文学内向自省。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以往众多的阅读体验。

《何物变》以一首用勉话(瑶语)唱的土瑶情歌为引子,带出一种被山水滋润的瑶乡神秘象征,喻示着大学生村官李树明开启的起伏命运。高加林和李树明的人生经历同样是知识青年回到广阔农村,他们的命运同样与时代紧紧相扣。李树明是作家着力塑造的复杂性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高加林式的当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善良、感恩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受过高等教育,有着改变贫穷落后瑶山面貌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潘瑶瑶是李树明的大学校友和知心爱人,她美丽善良、知性真诚,在省城有一份很好的记者工作,值得李树明珍惜。他们之间彼此真爱,为了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李树明放弃城市里光明的前程,重返大瑶山甘于当一个大学生村官。潘瑶瑶对男友由开始的不理解到支持,她的内心渐渐起了变化,看到男友面对大瑶山的贫瘠、扶贫工作的艰辛、乡亲的误解、组织的考验仍保持执着和热情,她对男友的感情得到升华。在《何物变》中,朱东写到不同的生命形态,如同捕获的贫穷、分离、苦痛和温暖。瑶乡人的所向和所求,李沛明李树明兄弟俩朴实的报恩情怀,以及农村贫困户获得真脱贫的道路,无不体现在一山一水间。十三叔是小说着墨不多却极为闪光的核心人物,他代表着一种脚踏实地的历史经验,是一种精神指引:

你刚才说得真好,瑶瑶,大自然对这里的馈赠不是没有,而是缺少发现!听了十三叔的话,我昨晚想了整宿,其实是路制约了彩虹寨的发展,要是将路打通了,山里的东西能出得去,山外的游客能进得来,利用山里的资源,开办农家乐,配以土瑶最具特色的风俗,土瑶婚礼,土瑶长桌酒席,土瑶敬酒歌,再配以土瑶的特色美食,酸肉、烟熏腊肉、土鸡、姜花、石壁菜、芭蕉花、芭蕉心、苦笋等等,把乡村游搞起来,让民族风情炫起来,让村民都参与进来,岂不一举多得?既解决村民的忧虑,又解决村民的生活,这不也是脱贫的一条可选之路么?为什么一定要一刀切,一定要整村搬迁呢?⑥

遙远的过去和一样遥远的将来,都让这些老乡们有着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忧虑,心安之处即是家。瑶族的祖先曾经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备受冷落,好不容易有了安身之处,也有了心灵的安放之地,而今要变,变成何物?他们的生活肯定无疑要变好,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会变得更充实吗?他们的民俗文化会消弭吗?他们的道路该如何选择?作家试图以文学的形式,倾心揭示瑶乡人的命运,以及有关人所走上的路途。为人民抒情,为战斗在打赢脱贫攻坚路上的平凡的奋斗者而讴歌,为坚守在最基层扶贫攻坚的引路人而礼赞,为朴实的瑶乡人脱贫致富的梦想所做出的努力而书写,这大概是作家写作的初心。

安妮宝贝认为小说应该代表着一种内向自省,代表对表象的超越,它能够扩大心灵的范畴,增加对人性和事物诸多可能性和复杂性的理解。朱东的《何物变》何尝不是。改变人是最难的,朱东在小说中安排了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反哺乡村、“村民争当贫困户”“为脱贫截款修路”“接受纪委调查风波”等曲折变化,李树明的第一书记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和饱满。刘俊的《凤娟》从“精准扶贫”的视角出发,揭示了“真扶贫”“扶真贫”重要意义。“精准扶贫”题材小说及时回应了时代,又折射了人心,既有文学“向内转”的自我审视,也是反映大时代的生动写照。

二、为良心写作:让文学回到现场

我始终认为,钟欣作为80 后广西青年作家,其创作具有一种反思的历史观。他的小说《往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去》《冥婚》《赔偿金》《你为什么跟踪我》在一定程度上有文学的现场感。“这些小说的故事性压过了文字本身的技巧或表现力,如一阵清风,承接了南方小人物的生活与对话,它让我们品味到了一种潜藏的孤独,以及南方的种种想象。”⑦

钟欣熟悉南方,热爱南方,南方是他的故乡,是他创作的源泉。他的《灵芝水》故事有些散漫,更多表现为意识流的心理活动。小说描写了古镇平凡的小人物把生活过成了如壁画般的仙味,仿佛少了一些人间烟火。古镇各色人等也许一觉醒来注定各奔东西,奔向各自的生活。然而,古镇那种捉摸不定的脆弱而坚定的流浪气质,让人着迷。古镇里的客店老板娘英姐,会弹吉他,陶笛和葫芦丝也吹得不错,萨克斯吹得更是好听,有着小小的文艺情怀,只想追寻自己所想的东西,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作家试图把她塑造成为一个温暖的人,一个渴望和需要感情而又缺爱的女子,從不摆出恶劣的姿态使别人为难。她善良,待人总是热心肠。有一天,她隐隐感觉爱上一个有着艺术才华却不被世人赏识的画家梁齐,她爱他,包容他,包括他的怀才不遇。而他利用了她的爱情和真心,利用了她的温和与慷慨。钟欣似乎有意把故事铺叙得很平淡,“灵芝水”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以此认证英姐向往弥足珍贵的感情。这时,我想到了一个词——“黑洞”。

“她用灵芝水招待过梁齐,梁齐走的时候,她还送了他一朵。那是她多次进货中最漂亮的一朵,她一直舍不得煮来喝,放在床头柜上摆设着。他离开时,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送他,转念一想,就把这朵灵芝拿了出来。”⑧

此时,“灵芝”是纯洁爱情的润滑剂。如果英姐给自己设置的爱情只是目标,她更想使爱情成为唯一想要追寻感情的依托,却被落魄的画家梁齐生生变成了一个“黑洞”,让人看不到尽头。小说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相似的人生,有疏离,也有温情,而如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寻找灯光明亮的地方,也许对前往的目的地一无所知,夜深人静时,会嗅到冬日树叶和河流的气味,以及人的皮肤和头发上所散发出来的荒芜和孤独。钟欣尤为注重人的内心,灵芝水有一股不同于茶水的淡淡清香,一入口,味道就四下散开了。而钟欣却将这种散开的味道聚拢起来,好像有一种天真和洁净的况味,非常散文化,少了一些绵密的细节。小说的结尾,再一次出现了“灵芝”的意象:

“到了后面,她才突然想起来,要送一朵灵芝给我,恍然大悟一般说,对了,灵芝。灵芝就放在她的包里。她取出来,用两个保鲜袋包裹着。她打开保鲜袋给我看了看,足足有两个巴掌那么大,晒得很干了,黑中带黄,中间还穿着一根树枝。她说,给你。我说,是不是跟每个客人分别,你都会送一朵灵芝?她说,就送了梁齐和你。我说,我可没有东西跟你交换哦。她说,讨厌,拿着。我就拿了过来,塞进自己的包里。”⑨

也许,在这种絮絮叨叨的叙述中,看似有一种迟钝的触觉,在试图湮灭某种指向。作家似乎想表达一场巨大幻觉中的繁华盛世,花好月圆,或岁月静好。故事有些散漫无痕,不着边际,如同英姐总想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她所看到的男子,哪怕只是一个过客,但她心之所至,仍然是美好而洁净的,她最终选择抵达的彼岸却让人捉摸不透。作家所描述的古镇,虽然有一种让人着迷的流浪气质,但是无法让人靠得更近,如同英姐抓不住的感情。一个好的作家,营造的文学氛围感动我们的不是文字的表面,而是作品之外或者说隐于文字之后作家的灵魂。钟欣试图表达一个温暖的故事,塑造一个温暖的人生,故事的架构却在散淡疏离的叙述中变得虚无缥缈。作家应该描述的是“大家的感受”而不是“个人的感受”,让文学回到现场,写作的视野会更具有穿透力。

贺州瑶族作家冯昱与“崩冲”瑶寨构建了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体现在“崩冲系列”的每一片肌理中,处处散发出瑶乡的文化密码和乡野味道。作家熟悉松树和杉树的气味,正如他对这里的山间晨雾、树叶上和草叶上的露珠、空气、山林、人情和父老乡亲有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瑶乡的文化符号已根植在他的血液,“这些文化符号和族群记忆为冯昱的草根写作提供了源泉和动力,生活的艰辛充实了作家的思考维度,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探寻也进一步丰富了作家的创作素材”⑩。所以冯昱的写作是重返故乡,从瑶乡的山林中寻找一种共情。

我们将冯昱(笔名冯日立)的中篇小说《阳光普照》放置在他个人创作序列中来考察,在冯昱的“崩冲系列”文学标签和光谱下进行打量,这部小说保持了作家一如既往的柔软、温暖和纯粹。他书写的仍然是“崩冲的人和事”,仍然是叙述乡村的种种困境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但这部小说的寓言味道更足,表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张力。《阳光普照》中的盘庚妹,“脸上就像刚剥皮的杉木那样白净,深潭般的眸子透出山水一样的灵气”,善良,懂事,希望一家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能安静的读书,可面临失学和被父亲抓来换钱交上欠学校费用的“大蛙们”,救蛙还是换钱?贫穷无助的她陷入了两难。可她还是把“大蛙们”偷偷放跑了,尽管招来了父亲的暴打,她宁愿相信这是父亲被巨大的生活压力遮蔽了父爱,为摆脱贫穷和困顿的生活,为让女儿和儿子有书读,母亲别夫弃子走出大山进城打工挣钱,所以她选择了原谅和放下。

小说中,盘庚妹最终还是失去了母亲,她的母亲在步城死的,死于产后大出血,具体的地点是一家私人诊所。她的父亲为了活下去,放弃了人的身份、感受和尊严,仿佛挣扎着活就是目的。求着为人打工伐木的父亲最终把命都丢在南山上了,可狠心的老板赵接青却连一分钱都不愿出。她和弟弟成了孤儿,是他的老师黄天明对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给予了真诚的抚慰和希望。小说的结尾,“清晨的阳光普照在水面上,普照在桃花云朵上,就像是无数双崩冲女人的眼睛熠熠生辉”11,喻示着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盘庚妹艰辛前行的路,给她凄苦的人生抹上了一道亮色,有一种寓言的况味。冯昱试图把最真实的人性一面揭示出来,有善良,有美好,有丑陋,有邪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思,有众生平等的真实感悟和敬畏生命的自觉意识。

莫永忠的《火种》从历史维度描写了过山瑶同胞赵福民和韦遇春将革命火种点燃了穷苦人革命激情的故事,昭示了作家的写作意识和写作初心。而莫华杰的《蝙蝠洞》(《贺州文学》2019年第6期)写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田元秀,还没出嫁却在“蝙蝠洞”生下一个来路不明的儿子,被田螺寨子的人们议论、嘲讽、排挤、谩骂,被父亲打骂。寨子里的人都拒绝给儿子取个拦路名,儿子没有拦路名,就无法挂灯摆酒,也不可以吃上百家饭,直到田螺寨最有派头的人物李正耀的出现,让田元秀看到了希望。

李正耀为田元秀的儿子取名叫天义,于是,我们看到了“在田元秀的笑声中,整个寨子变得一片安宁与祥和”的现实场景。莫华杰通过故事的铺陈和环境的渲染,表现了人性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描摹了大时代背景下底层民众的生存焦虑与生存困境,真实展现了特定时代的升降沉浮与集体精神的无所适从。在这个时代所编制的巨大困境中,時时刻刻上演着一出又一出人间悲喜剧,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现实维度。

王忠民的短篇小说《漩涡》(《贺州文学》2019年第6期),写了小瑜、唐浩、魏钧梓三人渐近渐远的故事。故事似乎与爱情有关,又似乎与爱情无关。作家张小娴曾说过:“三个人的爱情太拥挤,选择离开你,是因为不想被你的贪婪抛弃!”他们的故事也许与“三个人的爱情”有某种关联,但魏钧梓的“两万元”打赌资金,无疑是导致小瑜和唐浩分手的导火索。

他们的爱情能轻易被一个轻飘飘且没有边界感的玩笑击碎,信任支柱坍塌,最终落得一地鸡毛,还是因为他们不够爱。唐浩走出了小瑜的世界,魏钧梓也没有走进小瑜的心里。不由得想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胡琴咿呀,开始一段苍凉的故事。然后结束。仍然鲜有爱情,有的是算计,看到两个明明可以相爱的人一点点,一丝丝,一毫毫算计着,你进我退,你退我进。死生契阔,地老天荒,还是要有生活的底色作支撑。信任的支点缺失了边界感,人的良心就变淡了。

综上,关注底层,关注生命,是贺州作家群的创作底色和普遍选择。60后的朱东、王忠民、莫伊、黄山,70后的林虹、冯昱、莫永忠、杨美英,80后的莫华杰、钟欣、邹业本、刘俊、唐波、丰山钟,90后的麦荣校、子阿等构成了贺州小说作家群。这支队伍创作的作品无疑带给我们鲜活的社会生活场景,作家将读者引到文学现场,以及对细微生命的认知和尊重,并由此共同体验生命的悲欢离合,体悟小人物与大时代、人与社会的本真关系。因此,文学不仅仅是记忆的重述,更是记录和展示时代历史画卷的载体,它需要作家具有人文情怀的良心写作。

【注释】

①②鲁枢元:《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

③周晓燕:《“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辨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④⑤白亮:《“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⑥朱东:《何物变》,《中国作家》2019年第11期。

⑦肖晶:《南方的想象:“80 后作家”钟欣的小说现场扫描》,《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⑧⑨钟欣:《灵芝水》,《贺州文学》2019年第6期。

⑩肖晶:《族群记忆与身分焦虑——瑶族作家冯昱小说创作透视》,《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1冯昱:《阳光普照》,《贺州文学》2019年第6期。

(肖晶,贺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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