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域美术通史的构建尝试

地域美术史的撰写由来已久，早在北宋，江夏人黄修复便因“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①而编纂了《益州名画录》，明清时期更是涌现了王穉登《吴郡丹青志》、陶元藻《越画见闻》等专门的地域美术史著。古代著录更偏重绘画尤其是卷轴画，真正全面研究各种美术形态的地域美术史近年才形成较大的趋势，如李福顺《北京美术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唐林《四川美术史》（巴蜀书社，2015）、李蒲星《湖南美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曹清《江苏绘画史》（《书画艺术》2015—2016年各期连载）、张亚莎《西藏美术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胡迅雷《宁夏书画美术史纲》（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等。“地方美术史的编写，预示着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细化。”②地域（尤其是远离中原和江南等传统中国美术核心的地域）美术史书写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以中原和江南为核心的传统美术史的极大丰富，更是中国美术传播和流布过程中复杂、多样演化形态的直观展现。

近20年来，广西地域美术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当代美术和漓江画派研究[如刘新《广西美术五十年（1949—1999）》，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桂林抗日战争美术研究（如李普文等《桂林抗日战争美术史》，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清代后期桂林画家研究（如黄国乐《岭南绘画集团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桂林摩崖石刻研究（如赵晓娇《桂林书法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铜鼓艺术研究（如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陶瓷艺术、织锦艺术、岩画艺术和民间美术等方面的研究。另有不少资料（作品）辑录，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编《广西文物珍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等等。谢麟、孟远烘《广西美术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和《广西美术图史》（以下简称《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2019）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应运而生。广西地域美术通史的首次书写和构建，使得广西地域美术研究朝向系统化和纵深化拓展，也拓宽了同其他地域美术研究对话的途径，同时彰显出当代漓江画派发展更深厚的根基和文化积淀。

《发展史》首先是作品史，对作品的收录和分析占据了较大的篇幅。同时出版的还有《图史》，以年代为序，用印刷精美、清晰的美术作品图片勾画出广西美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各时期美术作品的辑录和梳理，其学术意义不言自明。或基于此，对于《发展史》，作者大约受到传统画史和画品撰写体例的影响，采用了录、述结合的书写手法。录即著录，通过对广西地域的美术遗存（器物、摩崖艺术、建筑艺术、陶瓷艺术、绘画等）进行考察和辨析，以及相关美术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甄别其时代，论明其概况、形式和风格;述即阐述，闡述广西美术（作品）生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美术演变的促成因素，风格、手法和意义，以发展脉络，等等。当然，这种写作方式也跟广西美术历史上发展的不平衡有关。

《发展史》和《图史》便从实际出发，根据田野考察、传世作品和文献记载，将不同时期和区域多样的美术遗存多维地呈现出来。就绘画作品来说，历史上，广西美术长期缺失话语权，地方美术家和美术作品极少见于著录，有名姓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也很少流传后世。直到“清代，广西有了纸本绘画作品传世，雍正至光绪年间均有画家出现……数以百计，其中既有文人画家，也有职业画家，甚至出现了绘画教育机构……数个绘画世家”③。以李熙垣为代表的桂林画家保持了同文人画的密切联系，题材、手法和风格都受江南文人画风的强烈影响，且“大多缺乏个人面貌，鲜有开拓创新”，但地域的风貌也从此时逐渐明朗，秀丽的桂林山水作为主题开始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如广西临桂人罗辰“代表作为《桂林山水图》，共三十三幅，其中画桂林山水的占二十二幅，另有附近州县山水图十一幅”④;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张祥和“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二十五年（1845年）间在桂林任布政使。任职期间，画有《桂林名胜诗画图卷》共十八幅（现藏于广西博物馆），计有叠彩山、象鼻山、月牙山、栖霞洞、还珠洞、龙隐洞等”⑤，各景右侧均有题识，连缀成卷。尤其是后者，图文结合，以写实笔法记录桂林山水名胜，具备了地志绘画的基本特征。“地志绘画则是以图像的形式去描绘自然地理的变迁和人文建筑的变化。一幅或一组地志绘画，通常是某一地区在一段时期内的地形、地貌、建筑等一切地上可视物形象的延续。”⑥这一主题很快在随后的近现代得到了更多画家的继承并不断深化，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马万里、阳太阳、张安治等名家作品中均能见其痕迹。在当代漓江画派的创作中，这一地域特征则更见鲜明。

那么，如何建立这些碎片化和地域性作品之间的联系，构建完整的美术发展历史，是摆在《发展史》面前的另一重要议题，正如尚辉所指出的：“地域美术史写作必须呈现该地域的特殊历史文脉与文化生态。”⑦《发展史》和《图史》在充分考察了美术遗存后，采用两种方式构建了这种脉络和体系。

一是广西特有的“山水文化”精神，即“广西美术发展有一条主线，就是自然崇拜和生命崇拜，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贯穿始终;‘山水为命引发的‘山水美学精神是这种追求的审美表达，这与农耕文明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⑧。这一基本理念为广西地域美术遗存提供了地域文化精神的贯通性。广西地域美术生发于山水之中，与这一方的山水息息相关。原始陶器和青白瓷的制作取自然之土，围绕铜鼓展开的祭祀徜徉在山水之间，摩崖绘画、摩崖造像和书法石刻镌刻在高山崖壁，桂林山水的主题不断地启发着长于斯、游于斯的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二是美术作品在形制、手法、风格等方面具有贯通的传承脉络。尽管作者并未像介绍社会背景、美术概况那样专节阐述某一艺术形态的兴起、发展和繁盛，但通过美术作品的辑录、梳理和分析，我们还是可以显明地感受到其演变的轨迹，如曾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摩崖艺术、陶瓷艺术等。秦汉时期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画，“作为广西现存的最早的‘绘画”⑨，多以朱色绘制为主，描绘祭祀活动中的人物，地域特征鲜明。隋唐时期有摩崖佛教造像、雕刻，至宋代，则“承继了唐代的造佛遗风”，并出现新的艺术形式，及“崖壁、碑石的线刻作品”⑩，“人物线刻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并运用到别的人物题材创作上”11。此后，在崖壁之上刻绘的风气仍有传承，与摩崖艺术密切相关的碑刻、刻石等也时有发现。广西地区历代的匠人和艺术家对摩崖这一材质的偏爱，成为广西地域美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美术遗存的挖掘和分析、地域精神的显现、脉络体系的构建，是地域美术通史书写面临的几个重要议题。谢麟、孟远烘《广西美术发展史》和《广西美术图史》以录、述结合的撰写手法解决了这些问题，掀开了广西地域美术研究的新篇章。

【注释】

①《益州名画录序》，黄修复纂《益州名画录》，《画史从书》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第1页。

②陈池瑜：《地域美术史的写作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美术报》2019年1月28日第9版。

③④⑧⑨⑩11谢麟、孟远烘：《广西美术发展史》，广西美术出版社，2019，第184、188、8、46、112、113页。

⑤谢麟、孟远烘：《广西美术发展史》，广西美术出版社，2019，第197页。张祥和《桂林名胜诗画图卷》，见谢麟、孟远烘编著《广西美术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2019，第107页。

⑥莫小也：《黄格胜与广西地志绘画》，《艺术探索》2006年第6期。

⑦莫艾：《地域美术史研究的价值、方法与问题意识——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美术》2010年第6期。

（李晨辉，广西艺术学院《艺术探索》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