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难忘的1975和1976

六、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地震还波及北京、天津等地。震得最厉害时，可以看到宾馆的烟囱弯来弯去。全国计划会议还没有结束，大家不敢在楼上住，待在停放在院子的汽车里，关上车门太热，打开车门有蚊子，一致意见是必须散会，抗震救灾。因我负责全国工交生产组织、调度和指挥工作，于是一面抓紧向中央、国务院汇报灾区情况，一面联系有关部门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当晚10时，我约工、交、建和军工各部门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以临战姿态，通报情况，研究抢险救灾事宜。要求把原计划由灾区调出的产品和物资都重新调整，作出应急安排。因开滦煤矿停产不能供上海用煤，事关重大，我当即与已调山东省工作的杨波商定，由山东计划外每天增调煤炭1万吨供上海;又同安徽商定，从淮南、淮北矿每天增调煤炭1万吨，也是供应上海。

7月29日一大早，我和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孙健（原是天津内燃机厂的工人，造反后上来的，“文化大革命”后返回天津）驱车赶到唐山，先到受灾最严重的市区察看工厂，其惨状目不忍睹。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用被褥、草席掩盖着的尸体，许多人是在睡梦中被建筑物倒塌砸死、砸伤的。地震时躲在机器旁的一般没事，向外跑的被塌下的建筑材料砸死、砸伤的较多。开滦煤矿井下基本没有伤亡，伤亡的都是井上作业的职工，但是井下全被水淹。我们驱车赶赴震区时，余震仍不断发生，坐在车子里都能感到大地在摇晃。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住在机场搭的临时棚子里组织指挥抢险救灾。

同刘子厚等交换了情况后，我又立即驱车赶赴天津。沿途只见房倒屋塌，人畜伤亡，村庄都搭起地震棚子。天津市区街道狭窄，两侧都是地震棚，车子勉强能开过去。当晚我们由天津返回北京，立即召开有关部委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灾区人民和抢险救灾队伍的吃饭、供水、供电、恢复交通和医疗、电信问题。在地震发生后的两三个月时间里，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组织指挥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工作上。

这次发生在唐山、丰南地区的大地震开始报的是震级7.8级，震中烈度11度。这一带历史上多次发生地震，据说1679年9月20日，曾发生过8级大地震，当时震中在三河、平谷两县之间。那时，这些地方是穷乡僻壤，人烟稀少，造成多大损失，不见记载。这次大地震，震中恰好在煤炭、钢铁、机械等工业比较集中，水陆交通网络密集，人口稠密的唐山、天津，还波及首都北京。而继发性地震不断，当日就发生了6.2级和7.1级两次余震，在两三天中发生6级以上余震不下10次。其破坏之惨重、伤亡之众多、损失之巨大，触目惊心。

唐山市区居民人口80多万人，后来统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90%以上房屋倒塌，城市被夷为一片废墟;铁路、电信、电力损毁中断;工业企业全部被毁，整个城市陷于极大的灾难之中。此外，唐山地区农田水利设施也受到严重破坏。陡河、邱庄、洋河三座大型水库大坝塌陷、裂缝，防浪堤倒塌。尤以陡河水库为甚，大坝一侧山梁纵向裂缝长6700米，最大缝宽1.6米，裂缝最深处96米，坝身局部滑坡、喷沙，最大下沉1.64米。全市9万眼水井，约有7万眼淤沙、错管。排水渠、防潮蓄水闸、扬水站大部被毁。许多桥涵沉陷、断裂。沙压耕地50万亩，水淹70万亩，牲畜伤亡惨重。直到1978年才逐步修复或重建。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从沈阳、济南等地调集1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立即赶赴灾区，投入抢险救灾和铁路、电信、电力、自来水等设施的修复工作。党中央、国务院组成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于震后几天内赶赴灾区慰问。这时，国家计委生产组实际已成为指挥部的办事机构，紧急组织调运大批物资到灾区。河北省委也成立了抗震救灾和恢复生产指挥机构，并组派医疗队、抢修队，前往灾区进行医疗抢救、转移伤员、掩埋尸体、慰问死难者家属、安顿受难群众。

1976年8月4日和7日，国务院组织了两个联合工作组：一个是国务院天津联合工作组，一个是国务院唐山联合工作组。两个联合工作组深入灾区，现场办公，协助当地党、政机关抓抗震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

为了帮助灾区救灾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1976年至1980年，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给唐山拨款总计33.6亿元，其中救灾款11.6億元，基建投资22亿元;给天津拨款17亿元，其中救灾款6.7亿元，基建投资10.3亿元。

铁道部、铁道兵联合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地震灾区塘沽。郭维城任司令员、刘建章任政委，亲临现场指挥。那时余震不断，抢修不停。8月3日修通了京山线滦县、茶淀地段的线路、桥梁，修复了4列脱轨列车;7日，修通了通坨线7座下沉、有裂纹的桥梁，疏散22列货物列车和5列旅客列车，并转移旅客离开震区。在震后半个月内，从灾区运出伤员159列车，6.63万人到各地医院。抢运各种救灾、生产、生活物资，其中经天津运进80列车，约14万吨;经沈阳运进94列车，近11万吨;从北京经通坨线运进51列车，约8万吨。还抢修了唐山、古冶等地工矿铁路专用线21条，约295.5公里。

在河北省和电力部组织指挥下，保定供电局抢修队于震后第二天修复了北京经蓟县、玉田到唐山贾安子变电站110千伏高压线，使唐山市三条主要大街的路灯亮了起来。冶金部抢运一台125千瓦柴油发电机到唐钢，解决厂区医院、照明、抽水用电问题。辽宁省电力抢修队修复了秦皇岛经刘庄到吕家坨电站110千伏输电线路和煤矿输变电设备，唐山电厂分别于8月12、13日恢复两个机组发电，部分解决了矿区、市民和医院的照明用电。

邮电部抢修队伍，于震后第三天修通唐山到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的电话干线，很快使北京和唐山地区能直接通话。

调拨物资、组织增产、支援灾区是国家计委的责任。震后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大力增产药品的紧急通知》，我们立即商同有关部门安排增产所需的硫磺、红矾钠、黄血盐、活性炭等基本化工原料，以及增产医疗器械所需的钢材、铝材、铜材、救护车底盘等。上海市各制药企业战高温、夺高产，增产药品;天津制药企业受灾严重，他们以“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的英雄气概，很快恢复了生产。

开滦煤矿是上海等城市工业用煤和主焦煤生产供应基地，为尽快恢复开滦煤矿的生产，组成“恢复开滦生产会战领导小组”，我为组长，直接领导开滦煤矿恢复生产工作，对井下排水急需的大型水泵、阀门、吊车、电缆、高压开关板、高压综合启动器、继电保护屏、变压器、大口径高压钢管等，有现货的即刻调运，无现货的立即赶制。同时增调排水设备，使排水能力每分钟达到350吨，超过矿井涌水量。到1976年底，八个矿有六个矿先后恢复生产，产量达到震前的20%。

为防止停靠天津港的40多艘外贸船舶发生意外，我即商交通部、外贸部，有的转移港外锚地，有的调至其他港口。同时通知各国，暂不要向天津港派船，在途航行的改驶其他港口。

冶金部抽调邯钢、武钢等4个单位基建施工队伍2500人，分工包建天津12个冶金企业;调集10个冶金企业的施工队伍和设备以及电缆、高压电瓷瓶，帮助唐钢恢复生产。煤炭部组织10个省区的煤炭企业，分工包建开滦八矿、一厂和矿务局房舍。

石化部孙敬文等主动请战，到煤炭部联系支援开滦煤矿，当晚从华北油田派出水罐车10辆到达开滦。北京市支援震区汽车159辆、内燃发电机组8台、通信电缆120公里、麻袋一万条，以及钢材、木材、水泥、漂白粉、胶管、医药、氧气瓶和大量食品。解放军总参支援唐山吊车101台。铁道兵不仅参加抢修铁路，还承担天津化工厂、汉沽盐场和汉沽两座公路大桥的修复施工任务。国家建委成建制地调给天津施工队伍6000人，组织省市支援土建施工队伍4000人。这些施工队伍都自带工具、帐篷、车辆、机械设备等。

在祖国各地人民大力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对口包建、恢复生产的同时，灾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精神，他们临危不惧、英勇奋斗，抢救生命和财产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