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爱打乒乓球

◎文/纪东

周恩来总理对乒乓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所有体育项目里，他对乒乓球最熟悉，也最喜爱。

打乒乓球是难得的休息方式

周恩来总理的乒乓球之缘，还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据考证，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陕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乒乓球运动在这时也传入这个地方。战士们在领袖们的住地垒起几张球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便在办公之余，利用休息时间挥动球拍，调节一下疲劳的神经，活跃一下紧张的战斗生活。

总理本来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术基础。1939年，他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从此以后，他便有意识地多打乒乓球，以调理和锻炼右臂功能。

周总理年过古稀后，工作更加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为了锻炼身体，他还自己编了一套保健操，只要没有急事，起床后就在盥洗室做几下操，活动活动筋骨。总理在家办公时，偶尔也到院里散散步，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打乒乓球，即使在1972年生病后，还时常打上一会儿，直到住院。

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隔壁，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这张球台是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特意送来的。据老同志告诉我，那还是在六十年代初，西花厅本来有一张自制的乒乓球台，既不标准，也不结实，稍一碰，就摇晃。一天，秘书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在重庆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老部下、时任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的荣高棠，便对他说：“总理爱打乒乓球，工作疲劳的时候，我们陪他打一会儿球，让他活动活动。你们体委用过的旧球台很多，拿一张来放在西花厅吧。”荣高棠满口答应，第二天就给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张标准乒乓球台。总理发现以后，有些生气，并表示一定要给体委付钱，荣高棠则无论如何不肯收钱。最后还是秘书们想了一个办法，说这张球台是从国家体委暂借的。就这样，球台留了下来，直到现在还放在西花厅。

打球现出真性情

西花厅的卫士、秘书、医生、护士几乎都陪总理打过球。我第一次陪总理打球很拘谨。后来逐渐地放松了，并有意识地把动作放大，摆出姿势来。所以，总理夸奖我说：“小纪是打姿势球的。”我这样做，老人家很开心。

总理的右臂有伤，伸不直，在球台上不能左右兼顾，所以我们陪他打球，实际上就是给他“喂球”。我们往往向他正手偏中的位置送球。总理是横拍、直拍轮着打。开始，总理爱用横拍，他称之为“大刀”，推挡、削球、抽球，这些技术他都会一些，最擅长的还是吊球。总理吊球角度大，有些刁钻，猛然来那么一下，还真难接。有时我抢得先机，也“吊”他一下，他会猛然抽一下回敬过来。如果我们照顾他，总给他容易的球，他会不高兴，甚至埋怨：“这球太平了！”总理很会捕捉机会，如果送上去的球恰到好处，他会有力地抽上一拍，或者大角度“吊”一下，让你失分，这时，他便孩子般地得意，高兴地叫起来：“哈哈，你输了！”我和总理打球时，有时穿布鞋，木地板上鞋底很滑，有一次接总理的吊球，不慎摔了个“屁股蹲儿”，总理见状，哈哈大笑，当时邓大姐和在场的人也大笑起来。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到总理开心，我也蛮开心的。

1969年在玉泉山，是我陪总理打球最多的时候。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全国备战，总理临时住在玉泉山，但各种会议和外事活动还是在城内进行，所以来回奔波，有时住西花厅，有时住玉泉山。那时路窄，从城里到玉泉山的路况也不好，走一趟大约半个小时，最多时40分钟。总理从城里出发，警卫就给玉泉山上的值班室打电话，一是请大师傅起来做饭；二是告诉我们总理回来时，准备开楼下的大门和准备送批的文件。

每次我去开门，总理都让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球。总理太累了，有两次深夜从城里回来，在我开车门扶他下车时，他顺势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右肩上，我用左臂搂着他的腰部，搀扶着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没劲儿了，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很勉强。他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这三十来米的距离，我们走得很慢很慢，我尽量让老人家身体的重量往我身上倾斜……当然，这也因为到自己的家了，又是我这个西花厅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扶他，不然，他是宁肯强打精神硬撑着，也不会这样让人搀着走的。

到了乒乓球房，他打起精神，玩了几下，驱赶了疲劳，然后又去办公室批阅文件。不是眼见亲历，谁能想到那么神采奕奕、那么风度翩翩的总理能累成这个样子，能累到这种程度！直到现在，每当我向朋友谈起这个情节，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

对世乒赛的关心

第31届世乒赛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由于种种原因，此前我国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男女队的技术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往日的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体委的每一期训练简报，他都仔细阅读，有时还做出批示。世乒赛开始后，总理不管多忙，每天都会过问比赛情况。体委送来的比赛秩序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总理不仅让我给他报比分，他自己也在册子上圈圈点点，谁出线了，下一轮对谁，他心里都有数。

有一天男子团体比赛，庄则栋先输了两局。我心想，别让总理不高兴，就没到办公室向他报告。总理觉得不对劲，就摁电铃叫我，并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来？庄则栋打得怎么样？”

我说：“他输了两局。”总理笑了笑，说：“前面赢了，你那么积极报告，输了你就不进来了。那有什么，两国交兵，各有胜负，不能只想赢、害怕输，哪能胜了报，输了就不来了呢？”

为国产乒乓球取名

1959年的25届世乒赛，容国团勇夺男单金牌。当周恩来总理向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世界冠军伸出祝贺之手时，容国团对总理道出心愿：“如果来年能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使用我国自己生产的乒乓球该多好啊！”

总理把这一期望寄托于上海。当时，上海只有一家“华联乒乓球厂”生产乒乓球，他们的产品都只是手工缝制的儿童玩具，谈不上任何质量标准和技术数据。而国际比赛用球，严格规定了重量、圆度、软硬度、偏心度，还有腰部、顶部的尺寸等10项质量标准。为了完成总理下达的光荣任务，研制人员先从当时独享世乒赛用球资格的英国“海力克斯”乒乓球上，测出重量以及各部位尺寸，之后，又进行了200多次原料配方的试验。

100天后，上海制作的乒乓球通过了国际乒联鉴定。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亲自提笔，取名“红双喜”。“双喜”二字，指的是国庆十周年和容国团为中国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两件喜事；一个“红”字，则是表达着对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乒赛夺取世界冠军的美好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