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解决土地斗争由农民迷信引发之问题的典范

刘青环

摘  要：《寻乌调查》作为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篇调查报告，不仅极富政治影响力，是为寻找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所作的对中国国情的一次摸底，而且具有无法忽视的理论价值，促使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初步形成。不仅如此，在这篇作于中央苏区前期的重要政治文献中，毛泽东对于基层（寻乌）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分析，无所不包，非常全面，可以说是一份乡村治理工作极为难得的指导意见书。《寻乌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正确解决土地斗争由农民迷信引发的一些问题有新意，堪称典范。

关键词：毛泽东;《寻乌调查》;社会治理;中央苏区;土地斗争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一文中，对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情况，做了详尽细致的陈述与分析，使人们对中共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紧迫性与复杂性，以及应当采取的政策策略，有了具体而深刻的认识。其中谈到如何正确认识与解决土地斗争中，由于农民的迷信思想而引发的问题另有新意，堪称典范。

《寻乌调查》对占据该县全部土地达到四成的公田实，实则由祖宗地主、神道地主、政治地主构成的公共地主所拥有的土地进行分析的结果，揭示了它们的剥削本质，剥去了它们骗人的外衣，得出了没收土地必须在没收个人地主土地的同时，没收公共地主土地的结论。

在神道地主中，有小部分由农民立起来的“社坛”，每个村子一个，即使只有三户人家的村子，也有个社坛。“为什么要社坛？保佑禾苗没有虫子食、牛猪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们得到健康”。这样的初衷显然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怎么样对待它呢？毛泽东从剖析它的经济来源入手：“社坛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数是每月初二开会（要敬神）时候大家斗钱，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来吃的不出。”揭示社坛一般没有剥削性。继之陈述社坛的议事与管理规程，肯定它是农民自治共享的松散组织，得到农民的支持。

“开会的那天，同社的人每家来一个，不分贫富，一概有份，杀猪买酒，大吃一顿。吃过之后，开堂议事，作陂开圳呀、禁六畜伤害禾苗呀、禁胡乱砍伐山林竹木呀，条规不一，议论纷纷……虽然乱讲一顿，却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就是当那所谓‘老前辈或所谓‘更懂事的讲得‘更公道的时候，大家都他的话‘讲得好，就是这样子成了决议。这种就是群众的，虽然也信神，却与地主富农的神坛完全两样。这种社的会议是农民做主，不是豪绅做主，也不完全是富农做主”，是为大家所信仰的“更公道”的人做了主。

显然，这样的“社坛”虽然不无迷信成分，但并没有以迷信欺骗、盘剥社众，更没有对社会构成不公乃至犯罪的事。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妨暂放一边听之信之，等到土地革命深入到一定阶段，农民觉悟了，不再需要迷信外衣的聚合人心时，问题也就解决。诚如毛泽东早就说过的：“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丟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疱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寻乌调查》说到当地土地斗争中的房屋分配问题。本来按照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的规定：没收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土地的同时，没收其动产与不动产，包括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经过当地苏维埃，根据贫农中农的利益，将没收的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这个问题的处理已是有法可依，寻乌一时没有分配房屋，只是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还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为能彼此相安，这样的权宜做法倒也无可厚非。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迎亲的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

其实毛泽东在文中指出的这个问题，不只寻乌有，所有的寻乌一样的客家人所在地（聚居区），都有这种明显带着迷信气息的民情风俗。究其实，恐怕客家人到一地“新开盘子”（开辟新居）落地谋生不容易，惧怕别人借住（租住）久了，“鸠占鹊巢”，断送了自个的家业与前程。像这样不论贫富、革命与反动的人普遍有的心理负担导致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显而易见，毛泽东主张回归《中华苏维地埃共和国土地法令》去解决这一问题。这也不难理解，房屋是主要生活资料，它同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一样，都是农民赖以生存繁延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据为己有”就是确立所有权，贫苦农民成了房屋的主人。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他们参与党领导的土地斗争，苏维埃运动、民主革命的积极性，也就更高了。

《寻乌调查》考察该县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时发现，农民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另一个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的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多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也是客家人所在地普遍的民情风俗，即有客观因素，也有迷信成分。搬家要受損失自不待言，不说费钱费力建好的猪牛栏、厕所搬不走，就是比较笨重的砻啊碓啊等生活资料也搬不动。而搬到新的地方，这些建筑物、家具用具还得重新置备。这对于家境不殷实的农民来说，无颖是沉重的负担，是很不合算的。

那么，对农民出于迷信风水而不赞成移民即搬家的问题，该如何认识呢？毛泽东首先对“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心情，给予充分理解——“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悉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这实际是个经济理由，而不是所谓迷信思想作怪。其实，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农民不赞成移民的地理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些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最后，毛泽的结论，即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至于寻乌农民迷信风水，不愿轻易抛去祖宗坟墓，则不独客家有这种观念，就是所有中国汉族人都这种观念也不为过，因为它是受儒家文化长期教化传承的结果。在不得不远离祖宗坟墓时，客家人会开棺捡出祖宗遗骸，择地另葬，所谓“二次葬”也，体现的是客家人的“安土重迁”心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想到，在认识并解决土地斗争中，由于农民迷信而引发的问题时，应当采取的正确做法是：

1.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吃透一地之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情况，并进行综合分析，以求得对地情、社情的真切、全面、系统的了解，从而做到有的放矢。

2.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事物表象迷惑。农村中的一些迷信现象，如立社坛，不过是为想做之事找个组织形式，以神灵的神秘力量凝聚人心、立规示诫。因而处理这类问题一要宣传教育为主，二要耐心等待农民觉悟，千万不可鲁莽行事。

3.看待事物，处理问题当然要有政治眼光，但不能泛政治化。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产生的近因和远因，区别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承认经济考量是农民思谋现实問题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从而精准地、有区别地解决不同问题。

参考文献

[1]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3：179.

[2]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179页.

[3]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第179页.

[4]湖南农民运动考窕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33.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193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77-781.

[6]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第230-231页.

[7]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第231页.

[8]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第232页.

[9]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