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传统礼学研究新成果
——评王志阳《〈仪礼经传通解〉研究》

2020-12-26 21:58曾文娟

安康学院学报 2020年3期

曾文娟

（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武夷山 354300）

《仪礼经传通解》是由朱子发凡起例、组织学生编撰的大型礼书，朱子仅主编完成前二十三卷的编订工作，还有十四卷以未定稿《仪礼集传集注》流传于世。在朱子去世之后，黄榦主编修订完成了《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但未及完成修订《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后由杨复重新修订完成。三代学者前后五十年的时间前仆后继，方才完成《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工作。但是，后代学者对《仪礼经传通解》的研究却极不深入，以致于到了清代中期，四库馆臣都混淆了黄榦修订、杨复分卷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和杨复重修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的《朱子全书》的《仪礼经传通解》点校者王贻樑还说：“朱子的按语极少，据我们初步统计，共有二百四十六条，属于校勘说明类的四十八条，属于释义类的一百九十八条。在如此庞大的巨著中仅有一百九十八条释义类按语，当然只能说是极少的。因此，本书在研究朱熹具体礼学见解上的作用确实不是很大，而这也就造成了以往人们忽视此书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1]。

随着《朱子全书》点校本的出版，学术界开始重视《仪礼经传通解》的研究，2004年，孙致文的博士论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是其中较早的研究成果，孙致文认为：“经朱子审订，但未定稿之《仪礼集传集注》十四卷，则列为辅助材料，并简称为‘《集传集注》’。至于《仪礼经传通解续》之《丧礼》《祭礼》部分，因为都未经朱子审定，因此不列入本研究讨论范围……”[2]其仅研究了《仪礼经传通解》前二十三卷，涉及《仪礼集传集注》的部分内容，尚未关注《仪礼经传通解》黄榦和杨复主编部分，错失了系统考察《仪礼经传通解》的机会。受孙致文影响，2017年，吉林大学李少鹏的博士论文《〈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将孙致文所用的研究方法扩大到《仪礼经传通解》的各个部分，但仍以朱子编撰部分作为重点研究内容[3]。

与上述研究视角及方法不同，王志阳博士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入选2016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福建省社科联博士文库全额资助，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8年1月正式出版。此书是王志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南京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删改修订完成的作品。相对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王志阳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取得了较高成就，开创了朱子礼学研究的新视野，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研究视野：宏阔而不失精微

孙致文的《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以《仪礼经传通解》前二十三卷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仪礼集传集注》为辅助研究对象，未涉及《仪礼经传通解》的其他部分，而李少鹏博士虽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仪礼经传通解》全书，但是具体研究过程仍着力于朱子主编的《仪礼经传通解》前二十三卷，只是在考查《仪礼经传通解》的影响时，以《仪礼经传通解》为整体，以便考查其影响而已，缺少开创性视野。与他们不同，王志阳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具有重要开创性。

（一）以《仪礼经传通解》全书为研究对象，考察朱子学派礼学思想演变过程

《仪礼经传通解》经由朱子、黄榦、杨复三代学者前仆后继编撰而成，是朱子学派礼学思想的结晶，只因黄榦、杨复在礼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远逊朱子，故多数学者的研究基本局限于《仪礼经传通解》前二十三卷，未暇深入考察黄榦、杨复主编的部分。与其不同，王志阳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全书有五章，依次是：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研究、第三章《仪礼经传通解》的文献研究、第四章《仪礼经传通解》的按语研究、第五章《仪礼经传通解》的影响研究。除了第二、三章以朱子主编的《仪礼经传通解》定稿和未定稿为主要研究对象之外，第四、五两章都是以《仪礼经传通解》的全部内容作为考察对象，尤其是第四章以《仪礼经传通解》的按语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朱子、黄榦和杨复三人的按语，创新成就最为突出，具体如下：

在第一节朱子按语研究中，第一部分先从文字概念入手确立编者按语及其统计标准，再统计编者按语数量，破除了前述王贻樑因概念不清以致出现的《仪礼经传通解》按语数量过少的结论，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第二部分考察《仪礼经传通解》朱子按语的分类，主要分为版本校勘、考辨注疏、编撰体例、辨析礼仪四大类。第三部分则考察编者按语的价值，从实用性和完整性两个角度考察了朱子按语三方面的价值：一是说明编撰方法、完善礼仪内容及强化礼学文献典范；二是促成新礼例，形成《仪礼经传通解》繁简分明的篇章格局；三是突出礼学文献实用性标准，力求通过礼学文献重构现实生活方式，建立社会新秩序[4]216-237。

在第二节黄榦按语研究中，王志阳博士先从《续丧礼》《续祭礼》的价值及其研究范围入手，论证黄榦主编部分的价值，再从黄榦按语分类考察其按语，最后通过按语比较黄榦与朱子礼学思想。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属第三部分，因为王志阳博士通过考察《仪礼经传通解》朱子主编部分与黄榦主编部分的按语获得三方面重大发现：一是强化礼例特征是黄榦创新发展朱子礼学思想的重要成果；二是结构体例规范化是黄榦强化朱子礼学编撰体例成就的重要成果；三是辨别注疏是黄榦践行朱子礼学思想的新成果[4]258-276。

在第三节杨复按语研究中，王志阳博士先疏证杨复与《仪礼经传通解》的关系，再对杨复按语进行分类研究，最后考察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的特征。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当属杨复《续祭礼》特征研究。他从编撰体例、重经思想与实用礼仪关系两方面考察杨复对朱子、黄榦主编部分编撰体例及礼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情况[4]293-315。

（二）开拓了朱子学派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目前学术界对朱子学派礼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以《家礼》为研究对象，少数涉及《仪礼经传通解》。这些学者的研究大体分为两途：一是以《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为对象考察朱子礼学思想，二是以《仪礼经传通解》为对象考察朱子的经学文献思想。他们的研究虽有助于丰富朱子学派礼学思想，但是存有考察对象过窄或过于狭隘的问题。王志阳博士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突破了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瓶颈，主要从三个方面开拓了朱子学派礼学研究领域。

一是朱子学派礼学思想对宋末元明清四朝政治文化思想、礼学思想、诸经研究方面的影响。目前考察朱子礼学对宋元明清具体作品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通过梳理《仪礼经传通解》全书、系统考察全书对宋末元明清各个方面领域的研究则极少有人涉足，故王志阳博士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为朱子学派礼学研究的后世影响提供了一个涉及政治文化、礼学及诸经研究的综合性领域，为学术界后续研究《仪礼经传通解》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引领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辑佚学等学科综合利用《仪礼经传通解》中的文献资料来实现预期目标，从而为《仪礼经传通解》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

二是在礼例思想研究方面的影响。《〈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对历来被视为清儒礼学最大成果的礼例着手进行全新研究，勾勒出了朱子学派礼例思想沿革演变线索，有助于开拓朱子学派礼例研究新领域。王志阳博士通过考察《仪礼经传通解》前二十三卷和《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两大部分，梳理比较各部分内容，总结出了朱子学派礼例思想源出朱子，最后成熟于黄榦。这为朱子学派的礼学研究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翻开了朱子礼学研究的新篇章。

三是在礼图研究方面的影响。《〈仪礼经传通解〉研究》重新考察礼图发展史，以《仪礼经传通解》全书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杨复主编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和《仪礼图》，通过比较分析杨复的《仪礼图》与张惠言的《仪礼图》，获得朱子学派礼图思想发展脉络，即源于朱子，发展于黄榦，成熟于杨复，并对张惠言的《仪礼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为朱子学研究，尤其是朱子学派礼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方法：多元视野与传统经学方法相结合

对《仪礼经传通解》的研究从白寿彝开始，历经百年，仍局限于传统经学方法，未取得大突破，正如叶纯芳所说：“学术界向来缺乏分析像《仪礼经传通解》这种经学著作的有效方法”[5]。以致《仪礼经传通解》研究虽历史悠久，却较长时期仍处于起步阶段。直至孙致文以传统经学方法为切入点进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此研究方法也深刻影响了李少鹏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他们主要着眼于《仪礼经传通解》对礼学文献的编撰、注释与传统礼学文献的差异及其对清代礼学的影响研究，难免遗漏了朱子学派礼学思想及其演变发展过程，尤其是遗漏了黄榦、杨复对朱子礼学思想的创新发展过程及其成就。而王志阳博士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则运用多元视野和传统经学方法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仪礼经传通解》的文献编撰、学术思想的演变过程。

在立足点方面，王志阳博士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立足学术思想发展变化过程的客观事实，系统考察了朱子学派礼学思想演变发展过程。第一章《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研究分为三节，分别是《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缘起研究、《仪礼经传通解》编者队伍的特质，《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目的衍变过程。王志阳博士均从内在学术原因入手分析《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起因、队伍及目的，开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尽管已有多人研究过《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原因，但王志阳博士对其也能够从学术视角开掘出全新的研究内容，如殷慧的《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第四章第二节《〈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缘由》中指出，从学术层面考察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在引导学者研习《仪礼》[6]93；二是纠正杜撰之风[6]94；三是对宋代《礼记》学研究的反思[6]96。虽然殷慧的研究涉及学术层面，但她主要依据《朱子语类》等文献呈现的学术环境来考察《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原因，尚未涉足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内在学术生成发展规律。王志阳博士则突破了殷慧等前学者从《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宋史》中涉及的《仪礼经传通解》部分入手分析其编撰原因的藩篱，转而深入分析朱子学术思想变化发展过程，得出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原因主要缘于朱子学术思想体系，即“下学上达：由义理回归文本的内在动力”[4]22，“切问近思：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学术根源”[4]25，“纠偏与发展：《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的直接原因”[4]30。王志阳博士从内在学理角度剖析朱子着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根源，彻底解决了《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的内在学术原因。

在横向研究方面，王志阳博士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引入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这使《仪礼经传通解》的研究进入了全新阶段。在第三章《〈仪礼经传通解〉的文献研究》中，王志阳博士将其分为五节，分别是四礼关系研究，礼与诸经关系研究，礼与诸子学关系研究，礼仪与礼义关系研究，余论。在这五部分当中，既有针对中国经学史关注的经学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又有全新的经学研究领域。一方面，针对传统经学史关注的问题，王志阳博士从经学文献入手，条分缕析，获得全新结论。如四礼关系研究，从魏晋开始就成为礼学研究热点，在朱子讲课中也不断出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7]在《乞修三礼劄子》中也提道：“《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使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8]王志阳博士通过系统研究《仪礼经传通解》各部分内容后，推翻了四礼关系存在经与传的关系，认为：“四礼无经传关系”[4]95，“五礼的实行过程：确立文献经文的根本依据”[4]107，“解释礼仪名物制度：确立传记地位及组织传记的依据”[4]122。这些论断发前人所未发，且有严密的逻辑论证过程，是朱子礼学研究的全新成果。另一方面，针对学术界研究《仪礼经传通解》方法不足的问题，王志阳博士以《仪礼经传通解》文本为依据，通过文献学、考证学、统计学等方法，多方面考察朱子在礼学文献编撰中呈现出来的经学、诸子学等领域的学术思想，开拓了朱子学研究的新视野。王志阳博士的研究最具创新性的是通过统计学方法，立足文献，建构了《仪礼经传通解》以礼仪与礼义关系为结构的新型经传关系。并分三步论证其观点：“《通解》的新型经传关系：礼仪与礼义的结构体系”[4]193；“《通解》具体结构模式：礼仪与礼义平等组合”[4]197；“《通解》编撰目的：礼仪与礼义平等组合的依据”[4]206，由此完成了礼仪与礼义构成新型经传关系的论证过程，得出了前人所未敢言的结论。

在纵向研究方面，王志阳博士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了朱子学派礼学思想演变发展过程。在第四章《〈仪礼经传通解〉的按语研究》中，他在系统考察了朱子、黄榦、杨复三代主编者的按语后，分析比较了朱子与黄榦、朱子与杨复、黄榦与杨复三代学者在礼学典籍编撰思想、礼例思想、礼图思想三方面的演变发展过程，抽绎出了朱子学派三代学者礼学思想演变发展过程图，使朱子学派的礼学思想不再是简单的平面化或者碎片化的模式。如在黄榦按语研究部分，王志阳博士对黄榦按语进行分类后以“黄榦按语深度性：黄榦与朱子礼学思想之比较研究”为标题，阐述了“强化礼例特征：黄榦创新发展朱子礼学思想”[4]258，“结构体例规范化：黄榦强化朱子礼学编撰体例之成就”[4]267，“辨别注疏：黄榦践行朱子礼学思想”[4]271，呈现了黄榦对朱子礼学思想的重大发展。在杨复按语研究部分，王志阳博士以“继承与新传统：杨复《续祭礼》特征”为标题，考察杨复《续祭礼》的按语，分为“编撰体例：从朱子到杨复继承与创新并存的学术传统”[4]294，“折中与创新：重经思想与实用礼仪之间的结合体”[4]308，重点考察了朱子、黄榦、杨复在文献编撰与礼学思想之间的变化发展过程，这是学术界中首次系统考察朱子学派礼学思想变化发展过程的成果，具有重大开拓性意义。除此之外，王志阳在第五章《〈仪礼经传通解〉的影响研究》中，系统考察了《仪礼经传通解》中的宋元明清时期的政治文化、礼学思想及诸经三个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学术界中首次从宏观角度系统考察《仪礼经传通解》在宋元明清时期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梳理朱子礼学对后世社会各方面的具体影响。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