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三线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皖南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分析＊

朱 荫 贵

（1.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汉430079；2.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口岸城市，也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从金融业的角度看，到1937 年为止，中国的银行总行数达到164 家，资本达到四亿一千多万元。［1］114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华商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和大连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进出口贸易港口，1871 年至1947 年上海一口在全国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多数时间在50%以上或接近50%，1947 年甚至达到69.4%，可谓占据绝对优势。［2］68再从制造业来看，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上海市工业公会的统计，上海“共有88种工业，大小工厂12 570 家，产业工人450 588 人（职员与职业工人尚不包括在内）”。在全国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居于首位，尤以一般轻工业为高，“上海大约要占全国工业的50—60%”。［3］39-40因此，上海一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特别强调，“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他说：“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4］355-356

实际上，从近代以来，上海一直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先进的制造业水平、技术设备等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上海因中外杂处、五方汇聚，逐步形成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气质和品格。兼容并包、力求先进，并通过自身的发展影响带动其他地区，成为上海城市的代表性特点。本文以上世纪60 年代时期上海支援国内小三线建设为例，以皖南小三线建设和调整为重点，进行具体分析和观察。

一、小三线建设的由来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 年起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调整生产力布局的产业转移。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局势紧张。1964 年5 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第一次提出了要搞三线建设的主张。他说：“制订计划要考虑打仗，要搞三线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之后，他又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要吸取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1964 年8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会上，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并说，工厂可以一分为二，抢时间迁到三线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备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分要搬迁，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迁。”［5］8

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为加强国防、进行备战而进行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5］2其中，三线建设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之所以在大三线之后会出现“小三线”的建设，是因为大三线建设是在中国的大后方，重点是西部。但是中国国土面积很大，若东部沿海地区受敌侵犯，西部三线建设的战备力量鞭长莫及，无法支持相隔遥远的东部沿海。因此，不仅国家要搞三线建设，地方也要搞小三线建设，形成大小三线相互策动的战略格局。小三线是在全国一、二线（沿海沿边）地区的腹地，依靠地方自筹资金，以战备为中心、以地方军工和工业交通设施为主的全国性经济建设战略。小三线建设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调整并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大约历经20年左右。

为了加快小三线新基地、新厂矿的建设速度，中央明确提出了“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方针，充分发挥老基地、老企业的潜力；并具体规定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要一包到底；规定老基地、老企业，要为新基地、新企业配备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为新基地、新企业提供技术资料和投产初期的备品备件。具体的操作是按照对口地区和企业实施包建任务。三线建设期间，作为近现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工业基础最为雄厚、技术最为先进的上海自然会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上海提出的口号和形成的局面就是“好人好马上三线”，一批工厂内迁三线地区，一批技术人员、工人为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生献子孙”。［6］

除了按照中央指示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大三线”进行对口支援外，上海还在建设靠近自己的后方基地即简称“小三线”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里我们就以上海在安徽的小三线建设为例对此进行分析。首先是上海选择哪里作为建设自己基地的“小三线”。可以选择浙江，也可以选择江西，但为什么选择皖南呢？其选点的过程和原因是：1965 年5 月10 日，上海市委、市人委组成上海后方建设选点小组，由市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罗白桦同志带队，到皖南、浙西、赣东等地作了勘察了解，并于5 月22 日在黄山组织选点小组讨论研究上海后方的建设规划。上海市长曹荻秋、副市长宋季文同志参加了研讨会，曹荻秋和宋季文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上海后方安置的六条原则：1.是华东的战略后方；2.既要分散，又要适当集中；3.既要靠山隐蔽，又要便利交通运输；4.动力来源较易解决；5.距离市镇不太远，生活有依托；6.搬迁可分步进行，条件成熟的先搬。根据上述原则，经过比较，最后“确定以皖南屯溪为中心，建立上海科学技术后方”。［7］

后来曾任国家体改委和计委主任，当时是上海市副市长的陈锦华也回忆将皖南定为上海小三线的原因时说：“皖南离上海终究近一点，交通也比较方便，顺着长江就可以到皖南，公路也可以到皖南。”［8］3“小三线”建设的原则是“山散洞”，即“靠山、分散、进洞”。［8］5皖南是山区，交通还比较方便，有能源动力，地方基础好，适合建设小三线工程。

选址确定后，从1965年开始在皖南选点建厂，所建企业分布在安徽徽州、宣城和安庆地区以及浙江临安，一共涉及13个县。除去54家工厂之外，还有配套的诸如管理机构（局、公司、处）、运输队、通信站、变电所、物资供应站、防疫站、医院、各类学校、农场、干校和计量所等企事业单位27家，总共81家单位。这些单位由14个局负责包建，上海市共投资7.52亿元，职工54 437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52 610人，集体所有制职工1 513人，职工家属17 000余人。“整个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东西相距263公里，南北相距135公里，相当于半个比利时的国土面积。”［8］21-22

二、上海在小三线建设中的支持作用

在整个三线建设中，上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做出了突出贡献，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环境下全国一盘棋的无私奉献精神。①如对江西的小三线建设支援情况为：1965年7月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确定江西小三线建设为67项，总投资3.0115亿元。其中，军事工业工程23项，军工后方服务工程44项。上海市包建江西小三线建设项目20个，“分别由上海市机电一局、化工局、仪表局、冶金局等八个单位负责”。徐有威：《序言（二） 小三线建设研究的重要文献》，转引自本书编委会编《我们人民厂——江西“小三线”9333厂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对安徽、江西、贵州等省的大小三线建设都有贡献。这里就以上海对口包建的皖南小三线为例进行一些分析。

在对口建设安徽小三线项目上，上海采取大厂包建的方式，叫做“一厂包建，全行业动员”，比如光明机械厂，是上海自行车厂包建的，一个厂对口包建一个厂，从领导班子开始到设备制造、人员动员，都由上海自行车厂负责。［8］225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把经验丰富、技术娴熟并且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精英派到山区，能够很快地将后方工厂的建设带入正轨。其次，上海的工厂可以在生产设备、生产原料等方面给后方工厂强有力的保障，使小三线工厂顺利投产和进行随后的长期生产。

为协调上海在安徽的小三线工作，上海成立了国防科工办，这个单位除了负责项目的布局和安排之外，另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协调。“因为后方这些厂都是上海工厂包建的，包建就涉及很多局，诸如仪表、机电、轻工、化工、物资和建工局等。”国防科工办不可能管的很具体，主要负责企业之间的调配资源。例如炮厂的生产涉及材料的供应，那就涉及钢厂，就要到钢厂去做工作。“要和各个部门协调：财贸、劳动人事，劳动人事负责劳动力来源，要组织人到后方去，还有物资的供应、医疗卫生，那就要协调卫生局，要组织医院去建医院，要电话局到那里搞通讯，还有运输，要交运局组织车队到那里去。”“真正军工生产，专门有一条线下来，就是第五机械工业部对口我们国防工办，我们的任务就下达到后方，后方下面还有四个公司：轻工公司、机电公司、化工公司和仪电公司，公司下面再到厂。”［8］185还有就是和当地的协调工作，安徽地市一级主要靠后方基地的同志去协调，安徽省一级的就由上海市国防科工办协调。

上海小三线施工力量主要由上海建工局所属建筑公司、安徽地方建筑公司和地方民工等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为承包上海小三线81 个独立单位的基本建设任务，上海建工局派出第一、第二、第四建筑公司共12 个建工大队、2 个安装大队，约一万余人参加小三线建设。安徽地方共支援二个建工大队，约400人和大量的民工。

除了上海建工局承包小三线基本建设任务外，小三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设备，部分是各包建局将现有设备中比较先进的部分成套地无偿地调拨给上海小三线。对小三线生产线安装中所缺的专用设备，各包建局组织行业各单位大力协作，进行自制。后方五七炮弹总装厂（燎原模具厂）是由上海汽水厂包建的，由于行业不对口，燎原厂所需设备除通用机械可购置外，相当多的专用设备需要自制。为此，市轻工业局和食品工业公司动员了食品行业11 个兄弟单位，近千名技术员和工人，为燎原厂突击制造设备，后方仪表行业在“八一二”指挥部的组织下②建设初期，由部队负责小三线建设，按区域设工程指挥部。徽州地区是八一二指挥部，池州地区是五〇七。，也积极动员协作支援，形成了“一厂包建，大家支援，厂厂有关，人人有份，为三线建设出力”的局面。自一九七〇年一月至八月，就制造300吨油压机，电动炮弹结合机、大型干燥室、运输机械等专用设备82台，占该厂主要关键设备的88%，为建成57 炮弹总装流水线提供了物质保证。

市交运局积极组织货物运输，满足小三线基建需要。小三线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物资和职工生活日用品，除部分由安徽当地供应外，大部分从上海和外省市运进。市交运局为满足小三线建设第一、二次规划项目基建的需要，派出606 和807两个车队，及时把大量物资送到建设工地。随着第三、四次规划小三线建设项目增多，布点分散，运输任务更加繁重，为了适应建设需要，交运局根据市革会指示，于1969 年上半年组织汽车、内河运输等单位，开辟了上海至湖州、长兴、泗安的水运和泗安至后方各建设点的陆运线路。后方水路中转运输线路的开辟，减少了汽车运力和货物流转费用，1969 年至1972 年底，水陆中转联运货物7.5 万吨，共节约汽油187 万公升，减少小三线建设单位运费225 万元。1969 年底，根据上海小三线第五次规划的507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兴建的需要和以前四次规划项目陆续建成投产的需要，市交运局全面规划了小三线建设运输网点，先后在贵池、东至、休宁、旌德新建四个车队，在绩溪、宁国扩建了二个车队，形成了小三线建设运输网络，较好地满足了小三线建设大规模基本建设和竣工投产后运输方面的需要。

市卫生局、二医在基建阶段，先后几次派出医疗队，为施工、设备安装的干部、工人及其他人员就医送药；市商业、粮食、物资等部门及时提供充足的副食品。这对于稳定基建阶段的干部工人思想，起了很大作用。①以上参见上海大学李婷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媒体报道与上海小三线建设（1965-1988）》，第9-10页。

皖南建设小三线工程，给当地的社会基础设施、生活条件、文化生活等等多方面都带来了改变和改善。安徽省绩溪县小三线交接办公室副主任汪福琪所说的状况和举的例子就很典型。

20 世纪60 年代，上海小三线厂来到这里，对绩溪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是电力方面的贡献。当年绩溪还没有发电厂，用一个柴油机组发电，仅供照明用。上海小三线来以后就把华东电网拉过来了，给绩溪解决了供电问题。电来了以后，对企业，首先是对人民群众生活有很大改善，一些企业都用上了电，靠近小三线厂的农村也点亮了电灯。第二是公路交通方面的贡献。瀛洲过去是泥土路，晴通雨堵，后来改成比较好的砂石路，到1982、1983 年就浇为柏油路了。当时凡是有小三线的地方，路都修得很好的。小三线来了，开始建铁路和公路。当时人民群众非常高兴。我们这里是山区，四面环山，交通很不方便，铁路、公路修好了，我们跟外面联系就频繁了，地方的工业、经济马上就起来了。［8］201

得益于小三线厂，地方上的医疗条件方面也得到明显改善，“小三线每个厂里都有医务室，在离县城6 公里的公路旁，上海人还建有专门的医院，当时叫东方红医院（即瑞金医院）。我们县医院不能做的大手术，东方红医院都能做，条件非常好。我们这里人需要动大手术的，医院都会接收我们这里的病人”。［8］201-202“上海二医附属东方红医院包建的瑞金医院，设200张病床”，“上海二医附属工农兵医院（即现在的仁济医院）包建的古田医院，设150 张病床”②古田医院始建于1969 年上半年，最初院址在宁国县胡乐乡河东祠堂坞。1971 年10 月25 日正式收治病人。1973 年开设病床144张，门诊设胸外、脑外、神经内、心血管内、中医等16科及病理、血库等10个辅助科室，是座科室完备、设备齐全的综合医院。1986年3月1日，随着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撤销而停诊，其设备全部移交给宁国县人民政府。宁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宁国县志》，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02页。，“由市卫生局所属的第一人民医院包建的长江医院，设150张病床”，上海“长宁区所属的天山医院，计划设100 张病床”，“四所医院分建于皖南四个县区”，［8］246-247虽说主要是为小三线各单位服务，但也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水平。

小三线厂的建立，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也提供了生活福利，“小三线厂当年每星期都放电影，各个厂都放”。“大概周围五里路以内的农民都去看电影”。［8］202“小三线照顾当地人，比如厂里放电影，我们厂里的职工去看，门票是一毛钱，当地人去看则是5 分钱”，“片子都是上海提供的，基本上一星期一次，两次的少，每周都有。上海放什么电影，那边就放什么。像日本电影《望乡》也在我们厂里放过，当时是属于内部电影，按理说不能放的，广电公司进口有规定的，哪些地方能放哪些地方不能放。旌德当地就不能放，但是我们小三线厂能放。”洗澡的情况是“每个厂的政策都是不同的，工农厂当地人洗澡要收钱，卫东厂不收的，其他厂是一星期有一天给本地人免费洗澡。小三线刚去的时候，当地农村没有水电，洗澡就是用一个木盆”。［8］213

小三线的建设还拉动了当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县城里没有菜市场，他们来了之后，农民就运菜到县城卖菜了。开始是小规模的，沿街上卖一点，特别是星期天，小三线职工进城来采购一些东西，就形成了市场，但大宗蔬菜、肉类他们还是到外地去购买。”［8］203上海则始终是小三线最坚实的靠山和基地。小三线企业的物质供应和副食品供应都是上海运过去的。“猪肉由安徽供应。遇到水灾时，副食品供应不上，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指定上海的某个菜场负责轻工公司，某个小菜场负责基地局机关。你缺物质，可以到那个菜场去拿，保证供应。”［8］227

上海在对口支援建设安徽小三线工程的过程中全力以赴，做到了出人、出力、出设备、出技术，包建工厂和配套设备，包建道路、水电设施，包建医院，学校，保证副食供应。给当地民众带来了电影、副食和自来水等生产生活上的便利，改善当地生产生活环境，缩小了东部大城市与中部山区在生产生活上的差距。不可否认的是，两地协作中，上海是主动的一方，奉献和支持的一方。

三、小三线调整时期上海的奉献

备战时期匆忙上马的小三线工程，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留下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选址、投资和生产等诸多方面。

首先，从选址上来看，上海小三线过分强调所谓“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不少单位的厂房单位建设过于分散，不能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造成工艺不连续、不成线。如联合厂手榴弹总装一条线竟盖了21 个单体，分布在长达3 公里的三个山沟里，严重影响生产和质量，浪费劳动力，结果只好再花十多万元，重新建造了一个900平方米的总装车间进行补救。［7］18

其次是投资问题。1970 年，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上海小三线建设以抢建“五〇七”工程为重点，并着手筹建相应配套的化工项目，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明确规定各个局“充分发动广大革命职工，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落实到每个单位，坚决反对贪大求洋、铺张浪费，紧密地和当地贫下中农团结在一起，夺取革命建设的新胜利”。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关于上海小三线1970年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1970年6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B112-2-270-3。转引自上海大学李婷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媒体报道与上海小三线建设（1965-1988）》。由于建筑材料运费很大、城市施工设备无法使用，只能人挑肩扛，工程造价比上海同等质量标准的造价高出20%以上。［7］17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这些超标准设计和施工都被不加分析的斥责为“贪大求洋”“铺张浪费”。“八一二”指挥部和“五〇七”工程指挥部先后多次举办学习班，开展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使一些符合生产要求、方便职工生活的设计和施工，受到不恰当的批评，有的甚至被错误地提到两条线路斗争的高度作了批判。

上海小三线建设伊始，就收到国务院在投资经费方面的建设参考：房屋造价，按省委已规定的工业建筑，平均每平方60元以内，民用建筑25元以内坚决执行外，工厂不建办公楼，但必须要的办公用房，可建简易的平房。公路道班房、邮电通讯站的生活房屋，一律执行低标准，每平方应控制在30 元以内，贯彻“干打垒”的精神，做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②《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关于转发中共湖南省委国防战备领导小组“关于小三线建设中的几条规定”的通知》，1966年3月21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号：A38-1-358-45。勤俭节约的建设宗旨一直贯穿于整个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时期，甚至有一些基础设备都是能减就减，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组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济计划组对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革命委员会的批复中写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特别要提倡勤俭的，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后方建设必须贯彻生活从简、生产从实的原则，注意投资的节约使用。我们的意见，对工农厂车间的蒸汽采暖和日常维修的三吨行车不予考虑。”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济计划组关于工农器材厂、延安机械厂扩大初步设计的批复》，1968年3月26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号：A38-1-358-45。为了进一步节约资源，上海市仪表局医疗器械公司在皖南小三线，利用祁门县两个停建的研究所，改建为七一器材厂生产医疗手术器械。将这个厂的生产规模设定为年产各种医疗手术器械10 万件，10 毫安小型爱克司光机150 台，以及一部分注射针、筒；全厂人员为220人；建厂房220 平方米、家属宿舍1 320 平方米，改建投资压缩在120 万元以内。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关于仪表局革委会“关于上海小三线七一器材厂建厂方案报告”的意见及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的抄告单》，1970年7月4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号：B246-1-342-113。因投资规模有限，大多数企业生活设施过于简陋，食堂矮、小、拥挤，宿舍阴暗、潮湿，职工生活十分不便，致使以后每年上海财政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偿还生活设施的“欠账”。

第三是生产问题。1971 年，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包建的19个工厂情况如下：

小三线厂总的情况还是好的，但是从战备需要来看。在生产任务上还有不平衡现象。十九个厂的生产情况大致可分三种：

第一种，任务较足，国家又需要，能开足马力把生产搞上去的，有三个厂，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六。

第二种，生产能力大，任务不足，吃不饱，或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有积压，目前无法开足马力的有十个厂，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

第三种，由于新产品试制尚未定型，只有少数人从事科研，加以各厂又无正常的老产品生产，造成目前多数人无事干的状况有六个厂，占百分之三十二。③《关于我局皖南小三线建设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请示报告》，1971年10月12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号：B246-2-687-32。以上所引见上海大学李婷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媒体报道与上海小三线建设（1965-1988）》，第10-11页。

总体看，没有问题且能生产正常的是少数，多数企业处于生产不正常甚至“无事干”的状况中。

此后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和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小三线企业也随之发生调整和转型。在调整过程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上海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小三线企业调整首要目标是“军转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20年内不会打仗，国防工业大部分力量转为民品”。但小三线转型普遍存在的困难是，“军品任务不足，民品生产成本较高，销售困难”。

［8］133上海小三线企业在皖南山区，普遍存在着民品生产可选择的空间小加上交通运输条件差，种种不便和困难都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些企业明显“感到在那里搞民品不像上海这么方便”，上海小三线有81家企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状况都不理想。这些现象都显示安徽的小三线建设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不得不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撤离返回上海。这种企业搬迁，也曾到当时中央领导的肯定，“三线工厂可以从山沟里搬出来，改为民用经济，来降低成本，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8］24

皖南山区小三线企事业单位撤回上海时，姿态很高，给当地留下大量固定资产。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阮崇武说：“全部的厂房、设备和资产都留给了安徽，我们一样资产都不带，我们带的就是家属、行李。我们还留了流动资金给安徽。如果安徽方面要继续自己搞的话，我们上海还可以从技术上、资金上帮助他们。”“东西全部留给安徽，连厂房机器设备全部都不带，还有剩下的粮食和副食品全都留给了安徽。”［8］13这些留下的厂房设备，以及小三线企业培养出来的安徽技术人员和上海对安徽的后续支持，改变了皖南地区原来落后的工业基础。从1985年5月起，皖、沪双方对皖南军工资产进行清理和交接，经过充分协调，达成“分类规划、调整改造、择优搞活、分期移交”的原则，并成立各级政府的交接工作班子，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和交接方案。上海在皖南的901个单位分三批交接完毕。上海在皖南小三线原有固定资产原值7 523 781 万元，净值49 867.76 万元。除报废的固定资产外，实际移交56 103.08 万元，净值37 441.29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原值24 604.14万元，建筑面积195.6万平方米。同时，还移交给安徽国拨流动资金7 876.96 万元，企业流动资金9.72 万元。在此过程中，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对接收后的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利用改造工作十分重视，立足小三线的现有条件，立足当地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发展地方经济。由小三线单位所在县就近就地边接收、边规划、边改造、边利用。省及有关地市县成立了专职机构，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帮助指导接收单位确定利用改造方案。［9］202

总的来看，上海从近代以来就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对东部沿海地区乃至全中国发挥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上海除在产品、技术、贸易、财政税收等方面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外，还一直承担着支持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任，从上海这个点延伸出去形成的线和面，从技术、资金、产品、人才等多方面推动和改变了内地和落后地区的面貌。广东阳江生产的刀剪产品远销欧洲、美国、日本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的80%以上，质量可以媲美世界名牌刀剪。阳江的刀剪质量高，关键是钢材好，这种好的钢材是来自黄山钢厂。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陈锦华曾说，“黄山钢厂的前身就是上海小三线期间的八五钢厂，而八五钢厂就是上海的上钢五厂包建的。上钢五厂是我们国家特殊钢的基地，上钢五厂到黄山去建厂，带去了技术，带去了人才，带去了管理经验。在半个世纪以后，它的钢还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的阳江刀剪的材料。”他又说，小三线建设“是一种播种性的工作，去掉‘左’的政策和形式以外，这件事情对后进地区，是一种现代化的播种工作。它会开花、结果”。［8］6-8上海在皖南小三线建设中，主要起到支援与推动的作用，安徽则肩负着援助与配合的任务。在此期间，安徽对皖南小三线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土地、劳动力、建材和治安保卫等方面。［10］这种历史经验，对于推进新时期长三角经济一体发展，构建沿海与内地、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良性互动关系，不失为一种厚重的积淀。皖南小三线建设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经济布局的一次调整，可视为一次带有行政、军事色彩的产业转移，是近代以来沿海发达城市辐射内地地区的延续和提升，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工业结构不平衡的状况。皖南小三线已然成为陈迹，也留下诸多缺憾，但已鲜明地体现出时代特色以及那个时代上海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所起的促进作用，这一点是我们评述三线建设历史时必须指出并不能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