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早期“西盐”与陇蜀易盐历程之消长

2020-12-28 02:01蒲向明
文史杂志 2020年5期
关键词:盐官

蒲向明

摘 要:西汉水上游盐官营盐,从周秦以来至民国两千余年不乏“西盐”之称。秦汉时官营规模已大,私营情况不得而知,但肯定存在着公、私易盐并存的局面,只是私盐营运要卑弱得多。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除战乱等的非正常情况外,营盐状况基本上相差无几。宋时因为宋夏、宋金国势变化,陇蜀成为重要一线,盐官盐井为全国闻名。其产量和规模的剧增,一度出现了陇盐入蜀的情况。虽然历代都主政官营、打击民间私营,但西汉上游盐官的食盐生产、销售伴随着历代王朝的监管和调控,总有私营入蜀或至汉中的事实。考古证明民间陇蜀易盐还关涉南北丝绸之路。总体看,陇蜀易盐经历了朝廷征收过渡到间接专卖而后民间经营占主体的一个历程。西汉水上游的盐官镇成为陇蜀毗连地域重要的营盐和易盐中心,其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应予重估。

关键词:秦早期;西盐;盐官;陇蜀道;营盐;易盐

盐业在我国商周时期,已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比如秦人的兴起,论者以为与盐有关。梁云先生说:“秦人从甘肃发源,陇南山地盛产食盐,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食盐可以为秦国提供极大的财富,正是依靠陇南山地的哺育,秦人在其后的600余年间,逐渐扩大领地,直至扫灭六合,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1]类似论断亦见于其他文献,但实际的史料支持还比较贫乏,考古支持也未展开,故“盐业强秦”之论目前学界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在此做一探讨,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盐业滥觞与秦早期

“西盐”和“盐官”机制

从现状看,我国西北在甘肃、青海交界之处,有众多盐湖。最著名者如青海察尔汗盐湖、茶卡盐湖等;甘肃境内以高台盐池和靖远小红沟盐池,民勤苏武山、白亭、马莲泉、汤家海盐池和皋兰县八盘、红盐等盐池较为有名。[2]自汉代以来关于西北盐业,即广义“西盐”的记载并不少见。《汉书·地理志》陇西郡颜师古注称:“(陇西郡)秦置……有铁官、盐官。”就是说,在班固所处的汉代,早年秦在陇西郡设置盐官,负责王朝对盐业的管理并课以税赋,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至于秦早期有没有“西盐”,还要在史料文献中寻求解答。

据史可知,秦早期已有“盐官”体制,但并非他们的首创,其实是对西周“盐人”制度的继承和发扬。《周礼·天官·盐人》记载:“祭祀,共(供)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这段史料给我们提供了周人关于盐政的几个重要信息:第一,周人已设盐官,从事盐政管理,此载“盐人”,应是秦人效法之盐官,《管子·海王》里载有“铁官”“盐官”之属,情况相类;第二,从事祭祀活动的盐已经分为两大类,有苦盐和散盐;第三,接待大宾客(朝觐诸侯)用形盐,小宾客(诸侯卿大夫)用散盐;第四,天子、王后、世子的食用盐,则是带有甜味的岩盐(矿盐)——即“饴盐”,其为岩盐中的上品。

东周时秦人征盐税,春秋早期已经很普遍,穆公时官营盐业的记载今见已较详备。刘向《说苑·臣术》载:“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秦穆公不仅可以做战争的誓众之辞(《尚书·秦誓》),而且对向商人征盐税很在行。他允许商人运销食盐,但要交税,在中国西北部最早施行民营征税的盐制。秦穆公时期(前659—前621)的盐商(贾人载盐),应非一般的散户,而属于“包商”一类。

到了战国时期,秦人以盐税来保证战争的经费,孝公时(前361—前338)官营盐业成为盛况。《汉书·食货志》说:“至秦(孝公)则不然,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那时盐税已经相当高了。《盐铁论·非鞅》:“盐铁之利……足军旅之费。”秦孝公行营盐业,已能保证战争费用,因管理得法,而民不苦。“佐百姓而不急……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非鞅》指出:“秦孝公官煮盐业,如果不设置盐官,是无法管理的。”此论甚笃。

战国中后期,秦官营盐业已成完整体系。秦惠文王时期(前337—前310),在产盐郡县大都设置了盐官。《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肆列,与咸阳同制。”看来,在当时的秦都咸阳,早就实行了郡县盐铁市官、盐铁长丞制度;蜀地成都各县设置盐铁市官,不过是仿效此前制度而已。同时,此期也允许私人煮盐。《华阳国志·蜀志》还载:“(自秦惠文王灭蜀后)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民给人足,以富相尚。”看来秦惠文王不仅已改孝公时期商鞅盐业专卖制度,而且还有一定的包户情形存在。迨入嬴政时期(前246—前210),秦产盐郡县建立盐官,已经成为政例,在中央设少府主管山海(盐铁)资源。《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司马)蕲孙昌为秦主铁(盐)官,当始皇之时。”《汉书·司马迁传》则说:“蕲孙昌,为秦王铁(盐)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秦朝时盐铁一政,各地设立盐官已很普遍。汉承秦制,从汉初的一些盐铁政策看,盐铁私营课税和民包政策并行存在。《史记·货殖列传》:“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对于发“盐财”的不轨盐铁商,秦国采用了迁徙荒远的措施,以带动偏僻之地的经济开发。

纵观春秋战国,秦国不同阶段的盐业经营,有一个连贯而流暢的发展机理。穆公时盐业民营尚允,但必须纳税;孝公时商鞅变法,施行盐业专卖;到惠文王时期,盐官与民营征税的盐业“宽管”俱存;至嬴政主政,秦人盐业政策差不多普遍定型下来,设置郡县盐官,同时施行民包政策,但对不轨盐商予以打击。[3]这种情况为汉初所继承,影响深远。

东周时秦国盐官专管的渐次演进路径,也为秦封泥实物的出土所证明。西安汉长安城遗址于上世纪90年代末出土的秦封泥实物,被誉为20世纪秦文化发展史上三大考古发现。其中的“西盐”“西盐丞印”等秦玺印封泥的存在,至少从历史实物的角度证明《说苑》《史记》《汉书》《盐铁论》关于秦穆公以来“盐官”的秦盐制度之不诬,而且由来已久。可以由此推想在西周时代的秦早期,盐官制度就已经存在,其标志应该是“西盐”官营和“西盐丞”的职能。

二、秦早期“西盐”“西”

地与西汉水盐官营盐状况

秦封泥“西盐”之“西”,学界普遍认为属秦汉陇西郡。单就封泥所指而言,西盐出于陇西郡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秦早期之“西”一地,其历史文化内涵不可谓不丰,两者之间又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秦人“西”地的最早历史文献记载是《尚书》。《尚书·尧典》有载:“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对此祝中熹先生论说:“西垂又名犬丘,即尧、舜时代肩负‘寅饯纳日使命的和仲一族西迁后所宅之‘西。它的位置,汉晋至唐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就是汉代陇西郡的西县。”[4]秦人“西”地的最早出土文献记载是《不其簋铭》。该簋铭文记载了一场大规模的征伐猃狁之战,周王命伯氏“羞追于西”。李学勤先生认为“西是具体地名”[5],即秦汉陇西郡之西县,古称西垂。实际上,西犬丘、西、西县等称谓,在《史记》《汉书》之中也不一致。从西周时的秦庄公到秦朝二世的长时间里,秦人称西垂祖地为“西”“西县”,不称“犬丘”和“西垂”,只有别族称“西”地为“西垂”。司马迁和班固有如此之分,溯源在西周孝王时期。《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养马有功,孝王封赏他“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这是与犬丘大骆部族为邻的申国君主申侯说的。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直到公元前2世纪时西都(西垂)故地仍有先祖宗庙,地位依然重要。从殷商时期秦先祖中潏“保西垂”算起,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基本上包括殷商后期和整个周朝(西周到东周)。至少在800年的时间里,“西”担当过守护陵园及宗庙重地的显要角色。

“西”地今天的地望,虽然专家看法不一,但基本不出大堡子山以上西汉水流域;而秦早期产“西盐”、设置“盐官”均在西汉水上游地区。秦封泥“西盐”,为秦陇西郡西县盐官,基本已成学界共识。[6]考古发现今礼县盐官镇北有以前的“盐池”及夯土遗迹,当地人称之为“涝坝”,据传为汉代以前生产池盐,唐以后才转为井盐。[7]从考古情况判断,秦汉时期西县盐官(今礼县盐官镇)产盐规模最大且为池盐,唐以后规模缩小转为井盐。[8]杜甫陇蜀纪行诗《盐井》摹写盛唐时期该地产盐的情况:“青者官盐烟”“煮盐烟在川”“汲井岁榾榾,出车日连连”,说明官家营盐有其机制,而煮盐在川、汲盐水不断、每天盐车连连,都说明营盐规模、产盐数量都不可小觑。从“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的交易情况看,当时隶属成州长道县的盐官之地的官、私盐商业发达。史籍记载说,唐有盐井六百四十,“成州、巂州井各一”(《新唐书·食货志》);“盐井,在成州长道县东三十里,水与岸齐,盐极甘美,食之破气。有盐官故城。”(《元和郡县志》)

西汉水上游盐官,唐以后营盐更甚,宋时纳入陇蜀易盐体系,文献记载较为翔实。《文献通考》载:“蜀盐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州之淯井,皆大井也。”[9]在宋廷看来,西和州之盐(即唐长道县西盐)不仅属蜀盐系统,而且和其他产盐诸州一样,属于产能和易盐的大井,已经在全国盐业占有一席之地。《宋会要辑稿》称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见利州路西和州盐官镇盐井岁出盐七十余万斤……契勘盐官盐引给秦凤、永兴军一路”[10],说明西和州盐官镇盐井的官营盐业年产量达到七十余万斤,私盐情况尚不包括其中。朝廷“各申严行下阶、成、西和、凤州禁止,毋得透漏,如未觉察,守令并取旨,重作施行”[11]。可见盐官镇之出西盐在汉中入川,民间易盐之风不仅屡禁不止,而且还影响着朝廷对陇蜀之盐贸易政策的制定。

元蒙哥攻蜀时期,盐为军备“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12]。盐官镇所出井盐有一部分随陇蜀道(水道嘉陵江漕运)进入四川。这种情况持续到元世祖继位,阆州(今阆中)帅杨大渊于中统三年(1262年)获准“于利州、大安军以盐易军粮”。但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元朝采用了宋朝官营外盐入川政策,“禁蒙古、汉军诸人煎、贩私盐”。西汉水上游的盐官镇营盐、易盐主要以陇蜀道(汉中以北)区域“内运”“内销”为主。

明清时期西汉水盐官因受易盐范围和规模限制,营盐状况已经与宋元时期大相径庭。明嘉靖杨典《盐井碑记》载盐官镇:“其盐,西南通徽、成、阶、文、礼县、汉中,东通秦陇。”[13]这个范围就在陇蜀古道的主体秦州至汉中一段的范围内,显然和元代相比几无变化。到了明代中后期,隨着朝廷营盐规模的不断扩大,盐官镇产盐一度超过了宋元时期,达到130余万斤,易盐范围西北至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一带。[14]清初,盐官镇营盐划归河东监管,康熙朝改令甘肃巡抚就近管理,雍正朝地丁银征税,盐官镇易盐归民自营,后改为招商运销。嘉庆、道光年间以票代引在漳县、西和(盐官)、惠定、花定、白墩子五处设立盐局。光绪时盐官在籍盐户250户,营盐规模(产销量)达到了23万斤。[15]

三、秦早期“西盐”

以来陇蜀易盐历程的消长

对于中国盐业的初始,古文献记载早在神农时代就已显现。西汉刘向《说苑》:“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归神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古者宿沙(一作‘夙沙)初作煮海盐。”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解释说:“炎帝世诸侯夙沙氏叛,是夙沙为古国名。”南宋罗泌《路史》说:“《世本》言夙沙氏煮海为盐,以为炎帝之诸侯。或以为灵公之臣夙沙卫,非也;齐多此姓,其后耳。”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进一步指明:“盖当神农之世,非春秋时之夙沙卫也。”清同治盐运使乔松年《明珠寺撤废旧址改建记》载明了当时盐业盛况:“盐之资于人久矣,江淮间盐利尤饶,上以佐国赋,下以给民用。”民国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一:“世界盐业,莫先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此海盐所由起。煎盐之法,盖始于此。”凡此种种记载,就是对周前时期盐业史录做了一个总结。至周代有形盐之习,西汉水盐官或有继承。东汉郑众注疏《周礼·盐人》时说:“筑盐以为虎形,谓之形盐。故《春秋传》(《左传》)曰:盐虎形。”郑玄说:“形盐,盐之似虎者。”盐作虎形,象征威武。西汉水盐官镇民间传说称,大锅煮盐成品,多以碗形,也有人形、虎形。人形或与盐神(盐婆婆)崇拜有关,虎形应为周代盐文化的继承,也可能是秦早期崇虎文化的一个表现。

西汉水上游的盐官盐业,最早出现于何时,没有翔实的史料记载。有人认为起于周秦时期,也是一种推想。清乾隆版《西和县志》上说:“按汉初已设盐官,盐井之发现想在周秦时代。”[16]但秦早期玺印封泥“西盐”“西盐丞印”的发现,表明西汉水上游的“西盐”发祥于周代秦人占据“西”地之时成为一种历史事实;而且后来秦人的崛起,因“马大蕃息”而被周孝王首封“秦”,乃至逐渐东扩跨越陇坂至关中而后成霸业,与盐业开发有密切关系。[17]秦汉时期西汉水上游设有“盐官”,表明此处营盐规模已经相当盛大。遗憾的是,在此区域内进行的专门盐业考古调查工作还不多,目前还不能确定可以与秦封泥“西盐”等直接对应的遗址,研究还有待深入进行。[18]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说此处:“有盐井,水与岸齐,味甘美。汉时尝置盐官于此,唐亦谓之盐官镇”,勾勒了汉唐易盐文化一个大体的发展脉络。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所记“右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这是对清人论断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汉水上游盐官营盐的一个有力补充。

考察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从秦汉陇西郡到唐时陇右道,西汉水上游所产盐的官营与交易,基本是在本土进行,还没有进入陇蜀易盐的商贸文化体系。但考古发现却证明汉唐时期,“西盐”民间交易(私营)的范围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北据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下通川蜀南丝绸之路起点。20世纪70年代在盐官镇周边永坪、永兴两镇出土的铅质饼钱(别称“波斯铅币”),上有西文字母(夏鼐先生认为是希腊文或波斯文),考古界定为两汉间流入的西方(或为西亚)铸币,显然是陆上丝路贸易的遗留;20世纪80年代在盐官、祁山一带出土三国“五铢”“定平一百”“直百五铢”等蜀汉钱币,说明陇蜀商贸(包括易盐)颇为频繁;同期在盐官镇出土“突骑施钱”,有粟特字母拼写的回鹘文,属西突厥钱币流通中亚,因贸易至陇蜀地域。黄文弼先生认为时在开元年间。[19]这些都说明陇蜀古道从汉唐时期就是连接南北丝路的重要连线通道,在经营丝绸、茶马和盐卤方面有重要历史意义;只是营盐规模相对于其他方面较小而已。

陇盐入蜀,是随着宋夏、宋金战争的进程发生发展的;特别是宋廷经营陇蜀地带成为护佑朝廷的重要屏障后,盐官之盐一度输汉中、再转输进入四川。因此,盐官镇的营盐、易盐规模一度成为宋代整个行政区划里面的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三称:“诏减西和州官卖盐直之半,先是州之盐官井岁产盐七十余万斤,半为官吏柴茅之费,半鬻于西和、成、凤州,岁得钱七万缗,为利州铸钱之本。”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盐官镇的盐由官方文件确定为外输型,易盐范围向东扩展到京兆府(今西安)以东地区。盐官陇蜀营盐和易盐收入,大多用来支持官衙运行开支。一般以行销陇蜀古道之祁山道、青泥道或阴平道沿线地域,所得利润作为利州地方发行货币的价值保障。所以南宋实行的陇蜀易盐文化,实际已经扩展到陇蜀的行政文化和金融文化,意义不同寻常。

实际上,早在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因西北爆发宋夏战争,西川食盐匮乏,朝廷为筹备战备物资,就允许池盐入川,陇蜀易盐文化由此抹上了官方色彩,但禁止民间以盐通商。盐官产盐一度入川,走上陇蜀易盐之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五记云:“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且军兴用度调发不足……偿以池盐,又禁商盐私入蜀”。这种陇蜀易盐以官衙垄断营盐的形式,一开始还是有效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发生变化,逐渐表现出其不切实际而松弛的情况。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益、利二路井盐(包括盐官镇所产),在官盐之外可以自卖交易,“由市易司榷卖,其两路(益州、利州)井盐,须俟官无解盐,始听自卖,但此非经常之制。”[20]这个允许陇蜀民间易盐的“非常之制”持续了多长,无确切记载。但按时间推算也就是几十年时间。南宋经略陇蜀,实际一直重视入川私盐的控制。这个控制的枢纽在陇盐南下和川盐北上的要地兴元府(汉中)。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兴元府都统制吴挺上奏朝廷说:“本司同安抚司增置赏钱,募人告捉盗贩解盐入界,见系出戍官兵把截去处严行搜捕外,有不系官兵出戍地分,乞行下沿边州郡督责捕盗官司搜捕。”[21]吴挺作为南宋把守陇蜀的劲旅“吴家军”后期统帅,也是陇蜀一线重要的行政长官。他对落实朝廷的禁贩私盐入蜀政策身体力行,即便是当时戍守官兵涉嫌贩盐,也要“严行搜捕”,对戍地军营也不随意放过。他更知道兴元府延边出盐的陇蜀要地阶、成、西和、凤州等州郡,需要督责搜捕,从源头解决陇盐私贩入蜀的问题。从吴挺的稽察部署和汇报朝廷的言辞可以看出,当时陇蜀易盐除了官营的主渠道外,私盐在陇蜀的交易规模不小。

蒙元初期,陇蜀易盐以官为主兼有私盐和民间交易的情况,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后来由于朝廷增税主因,严厉禁止陇蜀私盐贩运,加上巴蜀井盐产量跃升,陇盐到达汉中以后即向东入陕,基本鲜有南下入蜀的情况。这种陇蜀易盐的消弭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清乃至民国。稍有变化的是,西汉水上游的盐官易盐范围,在晚清民国不仅销往陇东南,而且向西北销往枹罕(今临夏)一带。

民国所出《盐务汇刊》载:“西和盐井(今属甘肃礼县)由井水熬煮,漳盐成块,销陇西临潭岷漳,西盐不成块,销西和武都徽县等处,年产共约万担云。”[22]这已是20世纪30年代再次收缩范围后的“西盐”行销局面。

民国到新中国初建的前几年,西和(礼县)盐官镇营盐年10余万斤,最多记载达到了40万斤,易盐范围主要在陇东南地区。但随着交通的发达,外盐尤其青海雅盐进入陇东南,以价格的低廉消弭了西汉水上游盐官井盐的优势和特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式碘盐的供给成为时代背景下市场易盐的主流,盐官井盐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注释:

[1]梁云:《论早期秦文化的两类遺存》,《西部考古》,2013年,第205—217页。

[2][18]熊贤品:《出土文献所见秦、楚食盐产地的分布》,《盐业史研究》2016年第1期。

[3]罗庆康:《秦的盐制管窥》,《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3期。

[4]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5]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6]后晓荣:《十九枚秦封泥的地名再读》,后晓荣:《悠悠集——考古文物中的战国秦汉史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页。

[7][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第2页。

[9](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六《征榷考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六之四十三》,影印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1][21]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下《宋孝宗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明)宋濂等:《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点校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3]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16页。

[14]陈建荣:《盐官盐业发展兴衰》,载政协礼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礼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95年版,第63页。

[15]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5页。

[16](清)邱大英等:《西和县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70年版,第209页。

[17]周晓陆等:《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19]刘可通、汪玲玲:《古代盐官镇的昌著与丝路货币文化的积淀》,《甘肃金融》2001年(增刊)。

[20]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5页。

[22]佚名:《甘肃宁夏两省盐产概况》,《盐务汇刊》1933年版,第23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生态保护研究”(项目编号:17BGL2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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