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哭泣和爱你”

邱婕

杨庆祥，1980年生，安徽宿松人。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在《文艺研究》、《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有专著《“重写”的限度》、《分裂的想象》、《现场的角力》、《80后，怎么办？》等，诗集《在边缘上行走》、《虚语》、《我选择哭泣和爱你》等。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等多种奖项。

在给这篇文章命名时，我有“偷懒”之嫌，因为“我选择哭泣和爱你”本便是杨庆祥的诗句，这是一个取之于其用之于其的命题方法。但是，思来想去，我宁愿背负“讨巧”的名声，也实在不愿意修正题目，因为，杨庆祥的批评面貌仿佛就是“我选择哭泣和爱你”的真实写照。因为此前有着些许的关于杨庆祥批评的阅读基础，在综合阅读杨庆祥的批评世界之前，我有着较为清浅的初印象，比如学理性强、比如笔锋有力、比如视角独特……但是，当我真正沉浸在囫囵的杨庆祥的批评世界时，此前的具体而微的设想统统不作数了，这并不意味着我此前的设想是错的，而是因为有着更为强烈的意料之外的阅读感受裹挟着我：偏重于理性与思考的批评文字竟然也能如此直率地袒露疼痛与忧伤，流转爱意与希望。

经过长期正规学术训练的杨庆祥对于如何书写文学批评显然并不陌生，其批评的对象选择、遣词造句、逻辑层次，样样都精妙地踩在批评的文体范畴中，但是细读而去，却总有一种游离在批评之外的感觉。究其原因，大概与杨庆祥真诚到极致的批评态度密不可分。无论是路遥研究，还是“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亦或者是对“八零后”作家的探究，其中都灌注着杨庆祥真实的情感流露。作为一名“八零后”，杨庆祥对自己、对文学、对时代无疑有着独特的理解与爱意，而因着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杨庆祥又总能很是敏锐地发现自己、文学和时代面临的不安与困境。在批评文字中，杨庆祥一方面为兜转于困境中的存在忧伤落泪，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凭借着满腔的赤诚爱意为这些存在找寻新的出路。杨庆祥曾在自己的诗集中将自己的诗歌称为“新伤痕诗歌”，我想，杨庆祥的批评也可以称得上是“新伤痕批评”，这大概便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吧。

一

提到杨庆祥的学术起点，路遥研究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阅读路遥：经验和差异》《路遥耐读的秘密》《社会互动和文学想象——路遥的“方法”》《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这些杨庆祥所作的论文已经将其紧紧地和路遥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学界常有人将杨庆祥视为路遥研究专家。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还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便是《杨庆祥的路遥研究》。但是杨庆祥却似乎有些抗拒将自己与路遥研究专家画上等号，他坦认自己在路遥研究上取得的成绩，并认同路遥研究在自己的批评世界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种说法，但他却否认自己对路遥的偏爱。他直言：“路遥当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我并没有觉得他已经重要到需要我付出全部的心智来对其进行研究。我在博士就读期间之所以选择路遥，是因为在当时我个人的语境中，路遥的作品给我了一些触动。”急于与路遥撇清关系的杨庆祥显得有些“无情”，他甚至声称“最近我在给本科生上课时，又讲到了路遥的《人生》，然后发现已经没有特别让我激动的地方了。”对于杨庆祥的前后转变，我们自然无可批驳，因为批评家兴趣点的转移与改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批评对象“从一而终”好像才是批评停滞不前的表现。但是，这里杨庆祥的表态却暴露了他批评的密匙，他的路遥研究源于“触动”、终于“不激动”。这是一场唯我心灵独尊的学术之旅。

杨庆祥最初有关路遥的“触动”，说起来有些不怎么“专业”，并非建基于文学文本、而是由文本《人生》而改编的电影《人生》。在这场偶然的观影经历中，“文学青年”杨庆祥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情绪迸发，杨庆祥自身也是很疑惑的：“作为一个‘80后，为一部早已经‘过时，只能在老电影网站上下载得到的影片感动，怎么说都有点让人奇怪。”在感动与怀疑中，杨庆祥逐步走进路遥。其实，时至今日，当纵览杨庆祥的路遥研究论述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杨庆祥的感动其实并不奇怪。他在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的身上看到的是“离乡”青年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窘态，他们为自己的“离乡”而骄傲，却又不得不漂浮在不愿意接纳他们的城市上空，当他们真正想要回去的时候，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而在自我认知中，杨庆祥显然亦将自己视为“离乡”青年大军中的一员。心灵上的关联给杨庆祥获得了歌哭高加林、孙少平等“离乡青年”命运的理由，也给了杨庆祥探究高加林、孙少平等“离乡青年”出路的勇气。仿佛通过这些歌哭与探究，杨庆祥能真正找到在“离乡”的旅程中迷失的焦虑的自己，找到在当下语境中“离乡青年”们未来的方向与存在的意义，正如他本人所说：“是应该为我自己，以及更多像我一样生活的年轻人寻找一种历史定位的时候了。”

如果说，杨庆祥对高加林、孙少平的探究动力来自于共同 “离乡”的惺惺相惜，那么，杨庆祥的路遥研究确是一场真切且迫切的精神“还乡”之旅。在深入探究路遥之前，杨庆祥的兴趣点大抵属于“时髦”的一派，秉持着“以西方现代经典作品为标准的美学谱系”。但是，路遥及其文学世界的出现给他提供了艺术呈现方式的“另外一种可能”。在《路遥的自我意識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一文中，杨庆祥专意将路遥“对‘现代派文学的‘犹疑态度”列为一节，文中，他不仅详述了路遥对于文学新思潮的抵抗，而且展露了路遥对于“现代派文学”的包容与善意，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路遥“反对的是把这种并不成熟和成功的‘现代派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标准，进而‘排斥了一些更为成熟的文学表现样式。” 由此可见，杨庆祥口中的“另外一种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以传统对抗现代的模式，而是逡巡于“传统与现代”交锋时熔铸的漩涡中，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路数，也许才是文学理想的呈现方式。可以说，路遥的这种自我意识与写作姿态，使得杨庆祥恍然从“新书堆”中抬首，堪堪消解凭借满腔奋勇在文学世界中匆匆赶路的焦虑，获得了与传统“和解”的姿态，重归了自己曾脱离的精神故园。

二

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大事件。对于这样一个改变中国现当代学科价值标准与书写形态的学术思潮，学界众人有着相当的探究热情。杨庆祥也不例外。杨庆祥对于“重写文学史”这一学术话题的积极参与行为背后必然有着多样动因，比如其自身所秉持的探索学术前沿的自觉性、其所置身的氛围浓郁的学术环境等等，这些内外因共同作用，促使杨庆祥对“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持续关注，并笔耕不辍、为学界贡献出质量并重的学术成果，有关这些已经很是不辩自明，自不必赘述。但是，如果我们向更深处开掘，我们会发现，杨庆祥的对于“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的探究其实也有着比较明显的“新伤痕”特质。

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中书写“自己的困境、脆弱和迷茫”，其中流露的痛感直击读者心脏。在杨庆祥的心灵体验中，历史的虚无无疑是困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80后的最大痛点。在“历史虚无主义”一节中，杨庆祥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笔法冷酷地、近乎残忍地书写出80后精神层面上历史感的缺失。他指出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历史记忆好像是浅淡的。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好似显著却遥远的光影，他们真实的生活着，却总也参与不到宏观的历史中去。历史坐标与定位的模糊导致80后在主体建构上总是隔着一层，无法抵达存在的彼岸。可想而知，对于自我历史坐标的定位，对于自我主体精神的建构，杨庆祥有着怎样的执念与渴慕、又有着怎样的努力与寻求。现当代文学作为杨庆祥深耕的园地，他凭借着灌注了强烈主体性的创作与批评活动，持续尝试着参与历史、建构自我的实践。其中，重写文学史之学术思潮的蜂拥给杨庆祥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许是因为对历史真实性的坚守，杨庆祥在进入并建构自己心中的“文学史”时并没有走自己惯常的学术路子，而是选择了一条对于他来说并不常走的道路。诚如程光炜先生所言：“杨庆祥一改他过去善于在讨论中推进问题的方式，采用从第一手文献资料中梳理问题的方法，甚至有在某些部分大量铺排这些资料的嫌疑。他这样做，无非是倾向于把‘重写思潮置放在更为结实的历史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看到，杨庆祥对于自身进入历史的方式是极为谨慎的。许是因为杨庆祥遗憾于自身存在中历史的缺失，因此当其有机会进入文学的历史、甚至于重构文学的历史时，他小心翼翼，一步三思，最终选择了将离历史真实较近的文献资料作为进入历史的凭依。在对文献资料的把握与铺展中，存在的安全感与历史参与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可能采取的论述方式并不怎么得心应手，但我想杨庆祥应该是欣喜的、雀跃的，因为他终于找到了给自己颤颤巍巍的飘忽不定的灵魂寻找皈依之处的途径。

如愿以偿进入文学的历史的杨庆祥，马不停蹄地进行着重构文学史的工作。在对“重写文学史”的回顾与反思中，杨庆祥提出了相当数量的颇有见地的学术观点。但若我们细究而去，这些观点的背后或多或少都彰显了其批评主体历史感缺失的遗憾、以及在重构历史中找寻自我存在的努力。比如杨庆祥在总结分析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再度解读了“重写文学史”的两个关键维度，一个是“整体性”、一个是“当下性”。他指出，应该把“文学史视作一个从过去延续到当下的历史的主体，而这一‘过去之所以能够存在，恰好是因为‘当下进入了‘过去。”在这一辩证的观点中，我们看到了杨庆祥对于历史整体性的执着追求，这恰巧暗合了其曾经所抱有的对自身历史碎片化的遗憾，如此，我们能否将其理解为杨庆祥有着在色彩浓烈的整体历史中，即在从“过去”到“当下”、再从“当下”进入“过去”的逻辑中建构自我的倾向？我想这是合理的解读。

三

《80后，怎么办？》的问世使杨庆祥几乎成为“80”后的代言人。这样鲜明的代际意识于杨庆祥而言既是幸事、又是不幸。幸运的是，出生于1980年的杨庆祥能够凭借不容置喙的“在场”姿态，理直气壮地书写80后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面貌。不幸的是，过于鲜明的“在场”姿态可能会给本就敏感多情的杨庆祥带来感同身受的“伤痕”，一不留神就沉溺其中、无法挣脱，从而导致其批评文字的“走失”与“消散”。但是，杨庆祥却是一个善于品味文学的高手，他常常能很好地把握“幸”与“不幸”的度。他在“80后”作家的文学世界中流连，努力地寻找触动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并试图依此寻求到具有普适意味的精神原野和心灵天路。

因此，在论及“80”后文学时，杨庆祥的批评文字中常常呈现出令人感动的特质：纵風吹雨打，仍要在最陡峭的山崖上开出一朵最是红艳艳的花。如在论及韩寒这位有着赫赫盛名的80后作家时，杨庆祥并没有被其“惯于抵抗”的传统印象遮蔽，而是站立在新的创作现场中剖析韩寒之所以成为韩寒的原因，企图揭开面纱、直抵文学意义生产的真相。当一切都被赤裸裸地摊开时、当我们沮丧于自己所坚持的“抵抗者”被拆穿时，杨庆祥却又笔锋猛转，给读者以慰藉：“即使‘韩寒有这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依然代表了某种勇气。”再如，在对张悦然的《家》进行探究时，他对小说中塑造的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现代观念、现代群体予以解读，并将小说的主题阐释为“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教育问题”，并指出就在这充满着欲望、虚伪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中，意义开始丧失。但是，在此极度颓丧的生活体验之中，杨庆祥依然能够发掘出照亮前路的光，将笔力放置于探究主人公回到历史现场、进行个体的自救行为上来。虽然杨庆祥并不否认这种个人的解放与自救行为有着失败的可能，但是，他依然不吝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真挚赞赏。这是杨庆祥式的带着锐利刀锋的善良。“无论任何代际、任何地区，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这是杨庆祥从心灵出发，不惧风霜，为自己、为“80后”、为人们“在无路之处”找出的一条路。

辗转缠绵于“哭泣”与“爱你”之间，杨庆祥从“心”出发的“新伤痕批评”有着相当的魅力，但其批评的魅力并不仅限于此。我没有打算把阅读过的杨庆祥的论著收起来，因为我想也许很快我就将会重读。杨庆祥的批评文字很奇妙，常常让我有着阅读文学作品的体验错觉。也许这源自于杨庆祥对于批评创造性文体的追求。杨庆祥并不否认批评应该“言之有物”，他认为这是批评的“应有之义”。但他也不排斥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的趣味性很足的“美文批评”，他指出“批评当然需要强调‘写什么，这是批评最基本的要求……但批评不能止步于此，批评更要强调创造意识，要把每一篇批评文章都当作作品来写，写出别样的文体、语言和构思，这样批评才能赢得尊敬和荣耀。”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我认为，他做到了。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