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路径研究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将储蓄率维持在合理区间内，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我国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而作为影响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性别比在短期内无法有较大程度的改善，因此如何有效调控储蓄率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性别比最有可能影响储蓄率的六个路径；选取了32个省级单位在2002-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而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筛选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的有效路径，并进行敏感度排序，从而发现劳动参与率与婚姻率是性别比影响储蓄率的主要路径，最后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储蓄率；性别比；勞动参与率；婚姻率

一、引言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一直维持高速发展的态势，由此也带来了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消费长期低迷，而储蓄率日渐攀升。储蓄率代表着经济主体跨期的最优化处理结果，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近些年来，我国高水平的居民储蓄率（Chamon和Prasad，2010；Yang 等，2012）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2002- 2010九年间，我国居民储蓄率由 31.47%上升至 42.10%。将储蓄率维持在合理区间内，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男女性别比分别是100/106.74和100/105.20，位于世界前列。而作为影响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性别比在短期内无法有较大程度的改善，因此如何有效调控储蓄率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目前分析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对居民储蓄率影响路径的相关研究不多，大多数是针对个别因素分析对储蓄率的影响，如人口老龄化（Leff，1969）、老年抚养比（Loayza等，2000）等因素。在理论研究上，本文从男女性别比角度出发，研究对储蓄率的综合影响路径，具有补充意义。在实证分析上，本文通过建立模型研究性别比影响储蓄率的主要路径并进行敏感度排序，为更有效调控储蓄率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分析性别结构如何影响储蓄率的传统研究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由于无法在微观主体的特征与储蓄率之间建立联系，所以针对性较弱。近些年来，有关储蓄率的研究逐渐由宏观转入微观，通过研究历史数据，提出政策建议，针对性更强。

（一）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其他大部分国家性别结构较为均衡，国外关于性别结构与储蓄率之间联系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使用大样本调查研究的不多，且研究成果较少。Modigliani和Cao（2004）将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归结为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认为工作年龄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越高，储蓄动机就越强。Wei S.J和Zhang X .（2011）通过研究中国居民储蓄率历史数据，发现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居民储蓄率的增长，并首次提出了竞争性储蓄理论，用于描述婚姻竞争视角下的储蓄问题，为后来研究居民储蓄率与性别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针对性别结构对储蓄率影响的相关研究不多，研究大都集中在近二十年。苏华山等（2016）认为储蓄动机与性别比例失衡程度正相关，婚姻市场中的适婚男性会通过提高储蓄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王常红（2018）针对性别比、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发现性别比与居民储蓄率负相关，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居民储蓄率正相关。余丽甜和连洪泉（2017）从婚姻竞争视角出发，研究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家庭未婚子女数量较多，往往存在着高储蓄率现象，反之，子女已婚的家庭储蓄动机相对较弱，储蓄率则相对较低。徐春华，龚维进（2019）分析了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认为房价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是不同效应共同作用的联动过程。

（三）文献述评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是基于竞争视角的单因素路径分析，从这些路径研究的成果不显且较为分散，无法形成系统化的框架。基于此，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研究了在性别比影响储蓄率过程中的多种作用机制，通过实证分析，探究性别比影响居民储蓄率的主要路径。

三、理论机制

性别比例影响储蓄率主要有两个作用机制。一是婚姻竞争作用机制。性别比例失衡在婚姻市场中引起了竞争性储蓄动机，当婚姻市场中的男女数量失衡较为严重时，数量多的一方求偶竞争会更激烈，为了增强竞争力，这些经济主体往往会增加储蓄以提升财富水平。同时近年来物价水平的提高以及房价的飞涨都进一步增强了竞争者们的储蓄动机。二是男女性别差异作用机制。由于男女本身存在的差异，相对于男性，女性的职场竞争力和经济水平较弱，会在提升家庭的财富水平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同时女性平均寿命更长、忧患意识更强，这些因素均导致女性的储蓄动机更强。

四、变量说明、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一）变量说明

因变量是居民储蓄率，自变量是性别比。居民消费水平体现了竞争者的竞争力；房价的飞速上涨拔高了求偶者经济水平的上限；结婚率可以反映婚姻市场的运行状况；因此针对婚姻竞争作用机制，本文选取了居民消费水平、房价和结婚率三个因素作为中间变量。受教育程度与职场竞争力高度相关；近些年兴起的创业浪潮某种程度代表了财富的转移趋势，研究显示男性创业比例更高；女性结婚后部分会放弃事业，劳动参与率会显著下降；针对男女性别差异作用机制，本文选取了受教育程度、私营企业数和劳动参与率三个因素作为中间变量。（见表1）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的23个省份、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共32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2018年之后的数据存在缺项，故截取时间长度为2002—2017年。自变量是性别比，中间变量有居民消费指数、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受教育程度、结婚率、私营企业数、劳动参与率共六个指标，因变量是储蓄率。以上指标所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 2017）、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 2017）、国家统计局、民政部、世界银行数据库。

（三）描述性统计

选取32个省级单位的性别比、居民消费指数、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受教育程度、结婚率、私营企业数、劳动参与率、储蓄率等八个指标在2002- 2017年间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分别计算各个指标的均值分析数据的集中趋势，通过计算各个指标的标准差来分析数据的离散程度。统计结果如表3。

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性别比近些年虽有下降趋势，但时间序列上总体分布较为集中，离散程度较小，表明我国性别比不均衡情况未得到较大改善，男性数量仍远多于女性。储蓄率初始逐渐升高，在2010年达到最大值点，然后开始下降，其离散度仍较为稳定，总体上变动不大，表明研究储蓄率的调控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居民消费指数、受教育程度、结婚率、劳动参与率等变量值在研究区间内围绕均值上下波动，较为稳定，这些变量反映出国内经济运行平稳，发展态势良好，这与高储蓄拉动经济增长的理论相吻合；房价和私营企业数上涨趋势较为明显，这与近些年的国内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密切相关。

五、实证分析

为了优化分析过程，保证结果的合理性，本文主要分两步进行实证研究。第一步首先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Stata软件检验自变量性别比对中间变量的影响，筛选出受到性别比影响的中间变量。其次通过计算相关系数，按照受性别比的影响程度对被筛选变量排序。第二步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储蓄率为被解释变量，以第一步筛选出的变量为解释变量，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模型显著性检验对各解释变量进行筛选，确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的变量，最后通过标准化系数的方法确定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敏感程度。

（一）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一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在统计意义上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性。将两个经济变量X、Y在时间序列下的因果关系表述为：若要判断X能否引出Y，则考虑Y的过去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Y的当前值，然后考虑加入X的滞后值是否能提高解释水平。若加入X的滞后值可以提升对Y的解释水平，则认为X是Y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1969）。为了筛选受性别比影响的指标，本文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

首先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ADF 检验以预防虚假回归，检验方程如下：

标准化系数绝对值大小反映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对解释力，绝对值越大的变量变动对被解释变量变动的贡献越大，故由标准化回归模型可以得出，居民储蓄率对劳动参与率更为敏感，婚姻率次之。同时根据系数的正负性可以判断储蓄率与劳动参与率和婚姻率均为负相关，可通过提升婚姻率与劳动参与率的方式达到降低储蓄率的目的。

综合模型一与模型二，可以得出性别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路径主要有劳动参与率、婚姻率两种，分别对应理论分析机制中的男女性别差异作用机制和婚姻竞争作用机制，进一步说明了模型的合理性及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32个省级单位的性别比、居民储蓄率、劳动参与率、婚姻率等指标在16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性别比影响储蓄率的两条主要路径，并在男女性别比无法在短期内达到均衡的情况下，为了更有效地调控储蓄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因为性别比通过劳动参与率路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最高，因此提升女性在社会工作中的参与度，平衡男女之间的社会资源，提高女性对于社会竞争、发展事业的积极性，使女性更多的投入到工作生产当中对控制储蓄率有较大作用。

二是，因为性别比通过婚姻率路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次之，所以可构建与“男女平等”主流思想相匹配、能够引导人们性别观改变的长效配套机制，通过相关政策刺激婚姻市场，及时控制为了致富与异性结合的趋势，为适婚男女树立正确的婚姻观。

（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安徽 蚌埠233030）

参考文献：

[1]Marcos D.Chamon，Eswar S.Prasad.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J].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0（1）.

[2]Joseph P.H.Fan，Randall Morck.“Capitalizing China”[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3]Nathaniel H.Leff.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

[4]Norman Loayza，Klaus Schmidt-Hebbel，Luis Servén.What Drives Private Saving across the World？[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0（2）.

[5]Franco Modigliani，Shi Larry Cao.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 - Cycle Hypothesis[J].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4（1）.

[6]Granger C W J.Investing casu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J].Econimetrica，1969（37）.

[7]郝海霞.人口轉型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J].时代经贸，2017（27）.

[8]王常红.性别比例、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D].南京：南京大学，2018.

[9]余丽甜，连洪泉.为结婚而储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7（6）.[10]徐春华，龚维进.房价如何影响中国居民储蓄——地级市空间联动效应视角[J].产业经济评论，2019（6）.

基金项目：安徽财经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国男女性别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1037818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远飞（1999—），男，安徽萧县人，安徽财经大学2017级会计学专业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