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教材《敦煌百家姓》與晚唐五代的敦煌社會

2020-12-29 11:45任占鵬
敦煌吐鲁番研究 2020年0期
关键词:百家姓令狐姓氏

任占鵬

引 言

從西漢史遊的《急就篇》到北宋初年的《百家姓》,中間的一千多年没有與姓氏有關的教材傳世。但是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一類9、10世纪的姓氏教材——《敦煌百家姓》,對研究敦煌地區的姓氏教育、社會文化以及歷史長河中姓氏教材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共統計出22件相關寫本,這些寫本都没有記載題目,但是多數寫本以“張王李趙,陰薛唐鄧”開頭。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的時候,比照《百家姓》,把這些寫本定名爲《敦煌百家姓》,兹從之。

一些寫本,前人已經有所提及和討論。王仲犖對P.2995進行了録文,認爲是“雜姓氏書,係寫經生隨手所寫”,注意了到内容中既有中原姓氏,也有西域的大姓(1)王仲犖《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收入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8頁;又收入氏著《?円華山館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459頁。。陳祚龍亦對P.2995進行了録文(2)陳祚龍《中古敦煌的書學》,收入氏著《敦煌資料考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174—176頁。。汪泛舟對P.2995和P.3070V作了簡單介紹(3)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文史知識》1988年第8期,105頁;汪泛舟編著《敦煌古代兒童課本》,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5頁。。郝春文對S.865V、S.1392進行了録文(4)郝春文、金瀅坤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4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377頁;郝春文、趙貞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57頁。。鄭阿財、朱鳳玉稱P.3145《姓氏書》可能是敦煌流行的另一種《百家姓》(5)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73—74頁。。張涌泉認爲其可能産生於張氏歸義軍統治敦煌時期,並對16件寫本進行了録文(6)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八册《小學類字書之屬》,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4006—4018頁。。海野洋平對P.3145進行了録文和簡單探討(7)海野洋平《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史料輯覽》,《一關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研究紀要》第46號,2011年,27—28頁。。方廣錩、吴芳思對S.865V、S.1392進行了録文,並稱S.1392爲“敦煌姓氏雜寫”(8)方廣錩、吴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册“條記目録”,2頁;第21册“條記目録”,24頁。。可以看出,以上研究均停留在校録和簡單説明,缺乏深入研究。筆者《九、十世紀姓氏教材〈敦煌百家姓〉研究——兼論其與〈急就篇〉〈百家姓〉的關係》(未刊)一文對《敦煌百家姓》的編纂、性質、作者以及時代背景進行了探討,著重説明了它與《急就篇》《百家姓》的關聯以及在二者之間承上啓下的作用。但是,對於《敦煌百家姓》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關係,並未深入探討。《敦煌百家姓》誕生於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區,必然帶著時代和地域的烙印。所以,關於這一姓氏教材與敦煌社會的關係,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一 《敦煌百家姓》寫本簡介

《敦煌百家姓》寫本迄今發現了22件寫本,分别是:P.3369V、S.1392、P.3070V、BD5673V、P.2331V、P.3692V、S.4504V、P.3197V、S.2894V、P.4525(16)V、P.3145V、S.4106V、P.2995、P.3558V、S.865V、S.4443V、S.5104、BD3955V、羽29V、P.3211(p7、p8、p9)、P.3894(p1、p2)、P.4017。需要説明的是,這22件寫本的内容都不同,但是爲什麽把它們稱作《敦煌百家姓》呢?首先是因爲這些寫本中除了S.2894V、P.3211(p7、p8、p9)、P.3894(p1、p2)、P.4017這四件,其餘的寫本都是姓氏的羅列,與《百家姓》相似。其次,除了S.1392、S.4106V、S.4443V這三件,19件寫本中有“張王李趙”,17件以“張王李趙”開頭,11件寫本中存在“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安康石平羅,白米史曹何”這樣的内容,不僅比較明確地説明這些姓氏是按照一定的規律排列,而且有漢姓也有胡姓,具有敦煌的地域特點。所以把這些姓氏寫本統稱爲《敦煌百家姓》。但是,除了剛才提到的“張王李趙”等19個姓氏,22件寫本中記載的其餘姓氏不僅有同有異,而且没有規律,無法斷句。張涌泉也認爲“除‘張王李趙’幾句外,其餘姓氏序次各本差異很大,句讀不明,或係傳抄竄亂”(9)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八册,4006頁。。所以《敦煌百家姓》寫本雖多,但是還没有形成統一内容,還不成熟。

這些寫本中又有兩種編撰方式:一種是羅列姓氏(圖1),大部分寫本是這種形式,比如“張王李趙,陰薛唐鄧……”;另一種是姓氏與名字結合的形式(圖2),比如“張賢君、王辛通、李君子、趙文賢”。

圖1 P.2995 縱29.3—29.9×横42—42.5 cm(IDP)

圖2 P.3894p1(IDP)

《敦煌百家姓》寫本的書寫時代,可考出最早的是P.3369V的乾符三年(876)。張涌泉認爲它們的編撰時代不會晚於乾符三年。對於其編撰時代的上限,張涌泉又認爲以“張王李趙”爲首,或許與張氏歸義軍政權有關。“張氏歸義軍自張議潮於大中二年(848)率衆起義,至後梁乾化四年(914)張承奉被曹仁貴取代,統治敦煌達六十餘年,乾符三年正屬張氏歸義軍時期。……則上揭别本《百家姓》很可能成立於歸義軍初期”(10)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八册,4006頁。。P.3145V的書寫年代最晚,是端拱元年(988)。可見在這一百多年中,《敦煌百家姓》流行於敦煌地區。

《敦煌百家姓》是姓氏教材。寫本中,與《敦煌百家姓》字體相同的内容有識字蒙書、詩歌、德行蒙書等。比如P.3369V、P.3145V、S.4106V、BD3955V中有《上大夫》,P.3692V中有《郎君須立身》《千字文》,羽29V中有《郎君須立身》《百行章》,S.4504V、S.2894V中有《千字文》。而且3件寫本中有學郎題記,分别是P.3369V、羽29V、S.2894V。這些情形反映出《敦煌百家姓》就是敦煌的姓氏教材。

22件寫本中,每件寫本的内容都不同,可能有多位作者。作者可能是學校中的老師們。歸義軍初期,百廢待興,缺乏可用的姓氏教材,所以老師們選取了已經存在的俗語“張王李趙”和胡漢大姓,組成了這套教材,以供學童學習。

二 《敦煌百家姓》與敦煌大族

22件《敦煌百家姓》寫本中共160姓,雖然不能確定這些姓氏都是名門望族,但是以P.2331V爲例,其開篇“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安康石必(平)羅,白米吏(史)曹何”,明顯是由當地名門望族組成。

首先來看“張王李趙”四姓。

敦煌地區的“張王李趙”四姓的確是名門望族。敦煌張氏在“兩漢時已爲河西人口大姓”(11)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爲中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60頁。,所謂“大姓雄張”(12)《三國志》卷一六《魏書·倉慈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512頁。,7—8世紀已是敦煌首望(13)參姜伯勤《敦煌社會文書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55頁。,尤其在張氏歸義軍統治時期聲望達到鼎盛。王氏自稱太原郡望,著名人物有河西都統王和尚。李氏源自隴西,可能是漢李陵之後(14)參馬德《敦煌李氏世系訂誤》,《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87—90頁。,在唐五代時期名人輩出。趙氏,“并非一流的名族”,是“河西地方的小豪族”(15)山口正晃《敦煌研究院藏“北魏敦煌鎮军官籍簿”(敦研068號)について》,載高田時雄責任編集《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京都大學,2007年3月,68頁。,馮培紅認爲其是河西大姓(16)馮培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上)》,《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3期,39頁。。

“張王李趙”的説法在漢代已經出現。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載:“張王李趙,皆黄帝之後也。”(17)應劭《風俗通義》,載劭思《姓解》卷二,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55頁;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佚文”卷“姓氏”條作“張王李趙,黄帝賜姓也”,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496頁。東漢張奂《誡兄子書》載:“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18)張奂《誡兄子書》,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三《鑒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422頁。《梁書·范縝傳》:“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托趙丁之體。”(19)《梁書》卷四八《范縝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668頁。與現在經常使用的“張三李四”類似。唐代僧人寒山子有詩:“張王李趙權時姓,六道三途事似麻。”(20)項楚《寒山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527頁。説明“張王李趙”從漢代到唐代一直都是名門望族,而且人口衆多,甚至成爲一句俗語,直到現在仍被使用。《敦煌百家姓》寫本P.2995中也提到“張王李趙,天下不少”,既指全國,也指敦煌地區。

大中五年(851),張議潮成爲歸義軍的首任節度使,直到乾化四年(914)張承奉被曹議金取代,張氏家族統治敦煌達六十多年。《敦煌百家姓》誕生於這一時期,可能採用了流傳的俗語。

再來看“陰薛唐鄧,令狐正等”。

陰氏,P.2625《敦煌名族志》中稱陰氏“隋唐已來,尤爲望族”。姜伯勤認爲:“敦煌陰氏不僅支持了張氏歸義軍的建立,而且也支持了曹氏歸義軍的建立。”(21)姜伯勤《敦煌邈真讚與敦煌名族》,收入饒宗頤主編《敦煌邈真讚校録并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22頁。薛氏,姜伯勤認爲“亦不乏毫宗”,可能出自鐵勒薛延陀部(22)姜伯勤《敦煌邈真讚與敦煌名族》,46頁。。鄭炳林則認爲:“敦煌薛氏,源自汝南。”(23)鄭炳林《敦煌碑銘讚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465頁。馮培紅認爲敦煌薛氏源自汝南的説法“應當是晚唐五代敦煌薛氏攀附中原郡望的做法”(24)馮培紅、孔令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下)》,《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3期,111頁。。本文不研究郡望,所以簡單推測一下,此處的薛氏與漢族大姓並排,可能是當時人認可了薛氏的漢族身份。唐氏,出自魯國郡(25)項楚《寒山詩注》,40—41頁。,有名的人物有悟真,在869—895年擔任都僧統。鄧氏,亦是大族,莫高窟第390窟就是鄧氏供養的家窟,南壁題有“新婦索氏一心供養”(26)參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年,351頁;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149—151頁;徐自强、張永强、陳晶編著《敦煌莫高窟題記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342—346頁。。第98窟曹議金窟題有“女第十三小娘子一心供養(出適鄧氏)”。説明了鄧氏與索氏、曹氏的聯姻狀況。令狐氏稱太原郡望,“屬沙州漢代以來的舊族”(27)項楚《寒山詩注》,30頁。。“令狐正等”(28)S.4504V中作“令狐鄭宋”,P.3197V作“令狐宋”。,在P.3369V、P.3070V、P.2331V、P.2995中都有出現。“正等”不是姓氏,而是表示“令狐”與“張王李趙,陰薛唐鄧”的地位是等同的。

以上的這些名門望族,不僅在敦煌地區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且在歸義軍的建立和發展時期,都做出過很大的貢獻,比如有名的人物王景翼、李明振、陰文通、陰信均、悟真、令狐公等。

再來看“安康石平羅,白米史曹何”。

《新唐書·西域傳》載:“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29)《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6243頁。“安康石平羅(30)平,S.4504V、P.3197V、P.3145V、S.2894V作“吉”。,白米史曹何”,其中安、康、石、米、史、曹、何,共七姓屬於“昭武九姓”。

據學者研究(31)池田温《8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Ⅰ》,1965年,49—92頁;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79頁;榮新江《從聚落到鄉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團的社會變遷》,載高田時雄責任編集《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3號,京都大學,2009年3月,31—32頁,後收入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152—153頁。,敦煌在被吐蕃統治之前,昭武九姓主要生活在從化鄉,敦煌文獻P.3559《天寶十載(751)敦煌縣差科簿》中記録了從化鄉的人口,共22姓,我們把人數由多到少排列如下:康姓48人、安姓39人、石姓31人、曹姓30人、羅姓23人、何姓20人、米姓10人、賀姓7人、史姓6人等(32)參馮培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上)》,《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3期,44頁。。其中康、安、石、曹、羅、何、米、史等八姓在從化鄉中的人數位於前列,而這八姓竟然都在“安康石平羅,白米史曹何”一句中。所以“安康石平羅,白米史曹何”可能是當時敦煌人對境内的西域胡族的一句概稱。

這些家族在敦煌有好幾百年的生活史,人口衆多,在社會中已經有一定的地位,並且在歸義軍建立和發展中也做出了很大貢獻。有名的人物有安景旻、康通信、康賢照、羅通達、羅盈達等。

曹氏,關於其是亳州曹還是粟特曹,一直都有争論(33)羅振玉《瓜沙曹氏年表》,收入陳國燦、陸慶夫主編《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歷史卷(一)》,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1—12頁;史葦湘《世族與石窟》,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154頁;姜伯勤《敦煌社會文書導論》,69頁;姜伯勤《敦煌邈真讚與敦煌名族》,12頁;榮新江《敦煌歸義軍曹氏統治者爲粟特後裔説》,《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65—72頁,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229—244頁;馮培紅《敦煌曹氏族屬與曹氏歸義軍政權》,《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73—86頁。。“白米史曹何”一句明顯是把“曹”看作昭武九姓的一支,地位不及粟特人中的安、康二姓,也正好爲曹氏是粟特人這一觀點提供了佐證。

土肥義和在“8世紀末—11世紀初頭燉煌近在氏族人名姓别數一覽”(簡稱“敦煌人數一覽”)表中對敦煌文獻中出現的人數進行過統計(34)土肥義和編《八世紀末期—十一世紀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6頁。,雖然是從7世紀開始,但是大部分敦煌的社會經濟文書主要集中在9、10世紀,很多姓名是出現在這一時期的資料中,所以該統計結果也能反映9、10世紀敦煌的人口情況。我們根據土肥義和的統計與《敦煌百家姓》中的“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安康石平羅,白米史曹何”這19個姓氏進行對比,列表如下:

“”“”2789138912123223111910783446334614139876462032711336854323922103384001115232436106198723717930

從上表可以發現,“張王李”三姓的確是“天下不少”,“張”氏也不愧是敦煌首望,出現人數最多,“王”“李”二氏緊隨其後,與其社會地位相吻合,也與《敦煌百家姓》的排序完全一致。“趙”氏的人數排在第14位,也驗證了上文提到的“趙”氏的社會地位不如“張王李”顯著,能與“張王李”並排,可能是受到了俗語的影響。另外,除了“平”“吉”二氏出現人數較少外,“陰”“鄧”“令狐”“安”“康”“曹”的人口數的排位在前15位以内,其餘也在20—43位之間。土肥義和“敦煌人數一覽”表中統計出姓氏有385個,人數共計19765,其中“張王李趙,陰薛唐鄧”等19個姓氏的總人數是10218,佔到了總數的52%。可見這些姓氏是名副其實的大姓大族,也説明把這一類姓氏教材命名爲《敦煌百家姓》是非常合理的。

綜上所述,從“張王李趙”到“白米史曹何”,幾乎都是敦煌地區的大族,人口較多,而且在歸義軍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功勛卓越。所以《敦煌百家姓》開篇是結合郡望和社會地位來排列的,與貞觀年間編纂的《氏族志》以及後來姓氏書的編纂方式一脈相承。這樣的方式不僅宣揚了他們的功勞,而且象徵著各自的社會地位。

除了以上19個姓氏,敦煌文獻中記載的一些有名的大族,比如鉅鹿索氏、濟北氾氏、太原閻氏、廣平宋氏、潯陽翟氏、京兆杜氏、扶風馬氏、敦煌吴氏、武昌程氏、豫章劉氏、安定梁氏、敦煌渾氏等(35)姜伯勤《敦煌邈真讚與敦煌名族》,25—47頁。,都出現在《敦煌百家姓》中。把土肥義和“敦煌人數一覽”與《敦煌百家姓》中所有的姓氏進行對比,可以説前者中人口數排名前100位的姓氏幾乎都出現在後者的内容中。説明《敦煌百家姓》中的姓氏都是較爲重要的、人口較多的,正如P.2995中沙彌所言“從頭至尾没閑姓”。王仲犖評價P.2995時説:“既有不少中原腹地的姓氏,也介紹了隴西的李、牛、彭、辛、聞諸姓,西平的麴姓,武威的賈、陰諸姓,敦煌的氾、索、曹諸姓,焉耆的龍姓,龜兹的白姓,鄯善的鄯姓,吐火羅的羅姓,昭武諸國的康、米、安、石等姓。”(36)王仲犖《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19頁。陸慶夫討論P.3070V時説道:“昭武九姓與漢人大姓同時出現在敦煌蒙童的習字文書中,説明粟特姓氏和當地漢人大姓一樣,被認爲是敦煌地方的重要姓氏。”(37)陸慶夫《唐宋間敦煌粟特人之漢化》,收入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366頁。這些姓氏肯定在當時較爲重要,所以才被編在一起,被宣揚和學習。

宋初《百家姓》的編纂方式與《敦煌百家姓》頗爲相似。最早討論《百家姓》編纂的古籍是宋代的《玉照新志》,卷五中記載:

其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氏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38)王明清撰,汪新森、朱菊如校點《玉照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8頁。

以大宋皇帝的姓氏“趙”爲首,後接吴越國主“錢”氏,再接妃子的姓氏和地方大姓,四字成句,這種編纂方式不僅模仿了“張王李趙,陰薛唐鄧”的模式,也是繼續關照現實政治,並參考郡望和人口的體現。可見,《敦煌百家姓》的編纂形式深深影響了後世的《百家姓》。

三 《敦煌百家姓》與敦煌教育

《敦煌百家姓》寫本中,與其同時出現且出現次數較多的有《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士由山水》《千字文》等習字教材以及社司轉帖稿等,字體多稚嫩,而且三件寫本有學生或者學郎、學士郎的題記,説明《敦煌百家姓》的確是敦煌地區學校中所使用的,與《上大夫》《千字文》在同一學習時間範圍内的姓氏教材。也就是説,學童在習字的同時,已經在背誦、抄寫《敦煌百家姓》。姓氏學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敦煌百家姓》與歸義軍官職、僧官相結合

姓氏的使用,首先體現在人名中。《急就篇》的開篇就直接讓學童學習人名“宋延年、鄭子方、衞益壽”等。《敦煌百家姓》S.2894V、P.3211(p7、p8、p9)、P.3894(p1、p2)、P.4017寫本也是人名的形式。人名在敦煌文獻中的社會經濟文書中也隨處可見。而且一些寫本就是以人名爲主的,比如S.1153“諸雜人名一本”、P.3211(p7、p8、p9)“人名目一本”、S.395V“人名一本”,其中部分寫本還會把歸義軍官職、僧職、僧名與姓名抄寫在一起,這些寫本其實與學童教育有密切關係。

《敦煌百家姓》S.4443、P.3145V寫本中不僅有姓氏,還記録了普通人的姓名、歸義軍官員、僧人等。

S.4443V,卷子,縱30 cm,横41.5 cm。寫本正面是《阿彌陀經讚》。寫本背面共15行,分别是“乾元寺宋苟兒諸雜難字一本”(8行)、“妙法華蓮經觀世音菩薩”(1行)、“地藏菩薩經十齋日”(6行),出自同一個書寫者(與正面不同)。“乾元寺宋苟兒諸雜難字一本”的内容如下:

寫本中除了姓氏,記録了“法師、上坐”等僧職5個、歸義軍官員名8個、僧名10個、普通人名10個。依據《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的題解,寫本中大部分的官員、姓名、僧人都可見於其他實用文書寫本,寫本的書寫年代大約在10世紀後期(42)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八册,4269頁。。姓氏中除了鄧、曹,其餘皆不重複,名字中重複的字也比較少。

P.3145V,卷子,縱30.1—30.4 cm,横41.4 cm,寫本正面是社司轉帖,題有“戊子年閏五月録事張”,前賢已經推知是988年(43)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書の研究》,收入氏著《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增訂版),京都:朋友書店,2002年,482—483頁;藤枝晃《敦煌曆日譜》,《東方學報》(京都)第45號,1973年,431頁;郝春文《敦煌寫本社邑文書年代匯考(二)》,《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5期,79頁;海野洋平《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史料輯覽》,27頁。。背面有20行字,爲《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士由山水》《黄金千萬斤》、姓名、官員名、敦煌鄉名、《敦煌百家姓》。寫本的正背面的書寫者是同一人。《黄金千萬斤》之後,《敦煌百家姓》之前,寫有歸義軍官員名、姓名、僧官名等,這部分的内容如下:

翟使君、索指揮、陳都衙、閻馬步、安校揀(練)、陽孔目、羅鎮使、慕庫官、陳縣令、陰都知、張虞候、薛榮田、曹四大口、李將頭、安鄉官、泊知客、吴驛官、米判官、王羊司、高酒司、郭柴場、石市令、趙帳使、董平水、氾知馬官、押牙鄧大眼、樊安升、韓保盈、令狐海通、范善興、李存德、齊法律、唐闍梨。(44)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八册,4128頁;海野洋平《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史料輯覽》,28頁。

其中記録了官員名23個、僧官名2個、人名5個。

還有一件非《敦煌百家姓》的寫本S.1153(卷子,縱30.3cm,横47cm),内容與上兩件寫本類似,共13行,首題“諸雜人名一本”,内容如下:

翟使君、索指撝、暮(慕)容都衙、韓衙推、陳縣令、鄧作坊、張司馬、陰都知、安校揀(練)(45)揀,當校作“練”,《敦煌資料》《唐五代歸義軍武職軍將考》校作“練”,《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校作“檢”。全部録文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敦煌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206頁;榮新江《唐五代歸義軍武職軍將考》,收入氏著《敦煌學新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53頁;郝春文、金瀅坤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5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46頁。、曹庫官、宋鎮使、米帳使(46)帳使,《唐五代歸義軍武職軍將考》校作“長史”。、氾目孔(孔目)、陽員外、吴押衙、僧統、僧録、唐僧正、郭法律、闞硉魁、仍夜盃、擲(鄭)?樫A鷄、朱游弈、孟鄉官、價(賈)將頭、康訥兒、閻瘦筋、竇彦貞、邦緊?柡J、馮願定、盧富盈、桑阿攣、石清忽、祝再昌、吉衍奴、侯山胡、何什德、申懷恩、杜飽子、令狐章午、賀江進、裴狂拙、孫(下缺)

該寫本中共計歸義軍官員名18個、僧官名4個、人名20個。其中“翟使君”“索指撝”“慕容都衙”“陰都知”又見於S.4121+S.4643+S.4700“甲午年(994)五月十五日陰家婢子小娘子榮秦客目”,説明這些官吏是有真實來源的。而且寫本中没有重複的姓氏、官名,而且少有重複的字,這一點與《敦煌百家姓》也頗爲相似。

P.3145V和S.1153相同的部分有翟使君、索指揮、安校楝(練)、陳縣令、陰都知,P.3145V和S.4443V相同的部分有翟使君、令狐海通。可見這三個卷子,時代相近,都是10世紀後期,而且可能有同一個來源。

以上這三件寫本有一些共同點:

其一,内容都包括了歸義軍官員名、僧官名以及人名。

其二,官員名部分,都是以“翟使君”開頭,然後是“指撝”“都衙”等,是按照官職的大小排列的。

其三,這些官員、人名等似乎都是真實存在過的,而非書寫者杜撰。

其四,同一寫本中,姓氏、官員名、僧官名、人名較少有重複。

那麽,書寫者把這些内容寫在一起的目的是什麽呢?

S.4443V“乾元寺宋苟兒諸雜難字一本”和S.1153“諸雜人名一本”的題目有點類似。“諸雜”表示各種各樣、很多。敦煌文獻中還有BD3925“諸雜字一本”、P.3698V“雜字一本”、P.4017“雜字一本”、S.5431“雜字一本”、S.5463“諸雜字一本”、S.5671“諸雜字”、S.9992V“雜字一本”、羽41R“雜字一本”、羽693“諸雜字一本”等,這些寫本記録著當時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字。S.4443V和S.1153的性質與它們類似,是記録日常生活中的官員名和人名,屬於“諸雜字”的一種。但是這種記録不是官方和非官方在某一活動中的正式記録,因爲不僅它們的題目不是正式記録的名稱,而且寫本的字體也不佳,所寫姓氏也没有重複。郝春文、金瀅坤等就認爲S.1153“似爲學郎練習書寫人名之用”(47)郝春文、金瀅坤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5卷,146頁。。P.3145V中這部分内容是和習字教材寫在一起的,也説明了書寫者的目的是學習。

歸義軍的官員們擁有著不錯的社會地位,是社會的管理者。寺院中的僧官和普通僧人也是社會活動的重要參與者。所以,在日常生活和各種文書的寫作中,官員名和僧官名都會經常用到。學校中的學童以後會成爲官吏或者社會精英,姓氏、人名、官名、僧名以及官職的高低和相應的職能都是需要掌握的。而且,採用真實的官員名,有利於學童樹立目標。人名的選取有積極的意味,比如樊安升、韓保盈、范善興、李存德、祝再昌等,可以鼓勵學童積極向上。另外,姓氏和官名、人名中較少有重複的字,也是爲了提高識字效率。

(二)《敦煌百家姓》與社司轉帖相結合

社邑活動是敦煌地區非常重要的一項社會活動,而社司轉帖是社邑中傳遞活動信息的文書。從敦煌社邑轉帖的寫本來看,存在很多書寫雜亂或者不完整的稿件,它們應該是學童所寫。學童學習社司轉帖,就會涉及社員的姓名,所以姓氏與社司轉帖的寫作也有重要的關係。

《敦煌百家姓》寫本P.3145,上文已經提及。寫本正面社司轉帖中的人名共6行,計21個。以下是人名的録文:

景慶進、梁繼紹、胡醜撻、竇不藉奴、蘇富寧、黑骨兒、程祐住、穆再温、彭章午、麴山多、屈幸全、郝端兒、鄯流潤、祝懷義、就願受、崔馬兒、橋(喬)兵馬使、申衍悉鷄、傅粉塠、候遂子、任昌進。(48)録文參海野洋平《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史料輯覽》,27頁。

從“景”到“任”,基本是按照其背面所書寫的《敦煌百家姓》的姓氏順序(49)海野洋平《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史料輯覽》,27頁。,而且重複的字很少。從字體來看,寫本正面的社司轉帖與背面的《敦煌百家姓》是同一人所寫。

《敦煌百家姓》寫本S.2894,卷子,縱29 cm,横220 cm。寫本正面是《四分戒本含注一卷》。寫本背面是有《千字文》、壬申年社司轉帖6件、《孝經一卷并序》以及“壬申年正月一日浄土寺南院學士郎安教信、曹願長、安長子到官樓蘭喏道長坐轉經,僧曹願長,?儩(齋)來者”“開寶悟(五)年癸酉正月廿日浄土寺學士郎辛延晟、曹願長二人等同心一會,更不番悔記,願長記”等内容。“開寶悟(五)年”是壬申年(972),“癸酉”是下一年,寫本的書寫年代大概是這兩年之間。出現錯字“悟”,再結合稚嫩的字體,可以推斷出這部分内容的書寫者年齡不大,應該就是浄土寺學士郎曹願長。他们年齡雖小,已經受到了社邑的影響,學會了結社(50)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32頁。。

寫本中央有比較長的一份社邑名單(也就是《敦煌百家姓》),字體比其他内容好一些,可能是另一人所寫,共有15行姓名,姓氏按照“張王李趙,陰薛唐鄧,安康石吉羅,曹白米史……”的順序書寫,計79個人名。以下是這部分姓名的録文:

張富德、王清兒、李万定、趙没利、陰彦弘、薛什子、唐慶住、鄧福勝、安員吉、康幸深、石海全、吉崑崗、羅瘦兒、曹達怛、白擖?棦、米不勿、史幸豐、唐文通、宋苟奴、邦醜撻、泊知客、辛懷恩、孫昌晟、令狐万端、鄭?兟禍、程滿福、劉建昌、郭幸司、高憨灰、陽继受、氾再昌、樊賢者、范醜奴、菜魄莘、董胡八、賀吉昌、索善通、翟大眼、尹酉子、孔阿朵、閻員保、闞硉魁、左山榮、馮阿察、馬良興、桑阿率、陳喜昌、温員遂、雒咄拙、就彦深、雙仏德、傅奴子、星粉堆、沈尚憨、竇討墼、善姜住、達麴麵、史大頭、盧漸勝、彭悉?椷1、譚什德、韓通達、郝延(51)“郝延”二字,寫本中有塗抹痕跡,疑似被删除。、郝安定、蘇醜兒、解儒晟、吴頽奴、吕端絶、武明藤、柳?棤?頭、姚延郎、嬌病温、姜午子、姜黑頭、雷灰子、黑住奴、仍歸盈、燒不勿、周押衙、城將頭、麴像子。

79個人名中,大部分字是不同的,不僅有漢人,還有明顯具有胡人特點的曹達怛、米不勿、桑阿率、雒咄拙、彭悉?椷1、燒不勿等。這部分人名之前,另有兩件社司轉帖值得關注。第一件社司轉帖的人名部分有“張昌德、李万定、王清兒、趙没利、陰彦弘、薛什子、唐慶住、鄧福勝”。第二件的人名部分有“史員吉、康幸深、石海全、吉崑崗、羅瘦兒、曹達怛、白擖?棦、米不勿、史幸曹、唐文通、宋苟奴、邦醜撻、泊知客、辛懷恩”。這兩件社司轉帖中的人名加起來是22個,應該是從寫本中央的社邑名單中抄寫而來。該書寫者把原本的“富”寫作“昌”、“安”寫作“史”、“豐”寫作“曹”,應該是因爲對這些字不熟悉而寫了錯别字。

把社司轉帖中的人名按照《敦煌百家姓》的順序來書寫,一方面説明《敦煌百家姓》在敦煌地區非常流行、有影響力,學童在寫社司轉帖的時候,不自覺地受到它的影響。比如S.5139V抄有“涼州節院使押衙劉少晏狀(抄)”、《千字文》、親情社轉帖等,是報恩寺沙彌善住抄寫。其中親情社轉帖中的人名部分,抄有“知客張郎文德,張郎、王郎、李郎、楊郎、翟郎、康郎”,便有可能是善住受到“張王李趙”的影響,不自覺地按照這個順序抄寫了“張郎、王郎、李郎”。

另一方面,P.3145的書寫者在寫本背面寫了《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士由山水》《敦煌百家姓》等習字、識字教材,他的身份應該是學童,S.2894就是浄土寺學士郎曹願長所寫,這兩件寫本明顯是學童把社司轉帖和《敦煌百家姓》結合在一起學習的。因爲姓氏教育是實用教育,與實用的社司轉帖結合起來學習,事半功倍。我們還發現,《敦煌百家姓》寫本P.3369V、P.3070V、BD5673V、P.3692V、S.4504V、S.1392、S.2894V、P.4017、P.3558V、S.865V中,書寫者都抄寫了一些社司轉帖,説明了姓氏與社司轉帖學習的重要關係,也可以推測出它們的學習大體在同一時間範圍内。

小 結

張議潮率領民衆結束了吐蕃在敦煌地區的統治之後,亟需發揚漢文化,建立穩固的秩序和各個家族的威信,所以在乾符三年(876)出現了第一件以“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開頭的寫本(P.3369V)。以“張王李趙”開頭,是對漢文化的認同,宣揚了張氏之功,也正好契合了敦煌地區的漢族大姓的地位和人口狀況。以昭武九姓爲代表的西域胡族在敦煌地區已經生活了好幾百年,進入晚唐,他們已經擁有了不錯的社會經濟地位,融入了漢族生活,並且在歸義軍的建立和穩固過程中立下了功勞,所以乾寧三年(897)的《敦煌百家姓》寫本P.3070V中出現了“安康石必(平)羅,白米史曹何”,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昭武九姓的社會地位和人口狀況。把這一句話放在“令狐正等”之後,是對這些胡族大姓當時的社會經濟地位的認可,也有團結敦煌各族共同抵禦吐蕃及其他敵對勢力的可能性。

姓氏具有實用性,正如顔師古在《急就篇注》中所説:“篇首廣陳諸姓及名字,以示學徒,令其識習,擬施用也。”(52)史遊著,曾仲珊校點《急就篇》,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35頁。晚唐五代時期敦煌的姓氏教育在與實用相結合的同時,也反映了時代和地域特徵。學童在學習姓氏的時候有多種方式。首先把姓氏與當時歸義軍的文武官員名混在一起,一方面是因爲實用所以學習,一方面也體現了政治對教育的影響。其次,學童還抄寫僧官名、僧職以及僧人名,説明了寺院和僧人在當時社會中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再者如果是寺學中的學童,他們有的就是沙彌,學習這些再正常不過了。再次,學童會把姓氏與社司轉帖相結合進行學習。因爲學童一方面是社邑活動的參與者,一方面在以後的生活中可能成爲社邑的管理者,社邑已經影響到了教育。學童學習社司轉帖的時候,按照《敦煌百家姓》來書寫姓名,也反映出了教育對社邑的影響。教育本來就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二者相互影響的過程在敦煌文獻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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