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此时是在上海（随笔）

陈东东

我已经无法确定，我能够忆起的自己最初的经历是在几岁，在哪一年？那时候我的确还很小，有一天下午，父母带着我去乘黄浦江上的轮渡，乘到对岸，我不肯下船，于是又乘回来，接着再乘回去，在我执拗的请求和顽强的抗争下，我们来来回回，连续乘了无数趟轮渡，直到，比如说，听说在黄浦江上还会有一种更好玩的“诗歌船”可以乘，我这才不再坚持，这才在满天星斗和霓虹灯的夜色里回家。那个上船和下船的地点，正是金陵东路码头，那个日子，现在，我愿意认为恰好是8月25号。

从出生开始，我就没怎么离开过上海。黄浦江上的轮渡，属于我和上海的一项最初始的记忆，它也成为后来不断改变着的我对上海之感受和定义的一项最根本的依据。将一件漂移之物当成最根本的依据显然离谱，然而用之于上海，我倒觉得并无不妥。二十多年前，有一个下午，我坐在临近外滩的办公室里，黄浦江上汽笛的圆号持续震颤着炙热的空气，一位来自北方的诗人到访。他说起他对上海的观察：上海，你只要给它一双翅膀，它就会立即飞离中国。然而我说其实相反，上海，它是飞来中国的一座都市。如果我说舶来，一定会更确切一些。

上海并不建立在一块坚实的文化大陆上，而是处在这块大陆变动不羁的边缘，它那码头般的文化形态一方面急于启航远行，去历险、去发现、去寻获，另一方面则是迎候，是接纳和搬运。说这种码头般的文化形态有种守望的姿势，应该也蛮真切。而航行在此岸与彼岸间的轮渡，作为一种换喻，在我看来，比码头更为形象地说出了上海独特的都市文化形态里那个穿梭式的事实——迅疾往返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时空之间，织就仅仅可以被名之为上海的这么一方魔幻飞毯。在黄浦江上，轮渡放慢了穿梭的速度，显现出某种上海的诗意。我不知道，我最初那么被轮渡吸引，是否因为还没有来得及磨损的儿童机敏，一下子就了然了这种诗意。

所以，2013年，当我参与策划一项上海的诗歌活动的时候，我很快就想到了这个轮渡码头，想到运用它来开展“外滩艺术计划”。于是，距上海开埠一百七十周年之际，黄浦江上头一回出现了一艘“诗歌船”。那是“外滩艺术计划”的真正首航，8月26号，来自各地的众多诗人到这艘照常运营的“诗歌船”轮渡上，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朗读诗歌。持续出现在轮渡上的诗人，就像“外滩艺术计划”的立意所言，“意欲将诗歌纯净的能量重新注入疲惫的日常……让人们在外滩这个典型且有着象征意义的当代场景里遭遇诗歌，与之对视、对话，交流乃至交融……”而企图一直驻留在轮渡上的诗歌行为的那个灵感，也许，就来自我关于轮渡的最初记忆。

“外滩艺术计划”继续进行，一年以后，比去年那艘“诗歌船”首航的日子仅仅提前了一天，8月25日，又有一艘“诗歌船”要以“陈东东号”的名义出发。尽管对于“陈东东号”，也可以称之为首航，然而它不应该被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标记。发生在此时此刻的这个仪式，也许，会让人觉得奇特，感到讶异，甚至似乎有点儿癫狂，然而，当我们想到我们此时是在上海，大概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就我个人的成长史和诗歌历程来说，这只是流逝着的又一个平常日子。那个流逝之上游，我已经无法确定年份的记忆里反复乘轮渡在黄浦江上穿梭的日子，以及由此上溯的某个现代性的“上海”作为诗歌词汇和意象被第一次写下的日子，我要视之为历史性的标记。

当上海的都市形象还仅仅被几句洋泾浜话语讲述的时候，就已经让人觉得奇特，感到讶异，甚至癫狂了。然而它的确是伟大的发明。作为都市，作为近乎对峙地出现在大陆边缘的曾经唯一的亚洲都市，其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自不待言。有人说上海是一百七十年来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缩影，然而，审视置于中国框架里的上海，这座都市跟整体中国的那种反差更引人注目——可以说，相对于古旧传统的价值系统，开埠直到现在，都市上海成长的进程、发展的格局、演变的结构，一直也更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梦影。或许，摩登（至少在上海话里，这个词跟“现代”并不等同），是这种现代性梦影的最佳命名。这个以未来的名义强行嵌入时间现在的摩登，被戏剧性地实在化、事件化、物质化、世俗化、观念化、价值化、理想化、美学化直至妖魔化的摩登，有着春梦和噩梦的双重交叠，有着芜杂迷乱交错的一系列繁复表情，有着截然不同于传统往昔的崭新诗性和诗象。

除了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众多事件、运动、危机和繁荣的策源地，上海也是新文化、新语言乃至新诗歌的策源地。跟那种认为上海不相协或正相悖于诗意想象的看法大不相同，在我看来，上海这座都市的兴起和扩展，不啻于宣告着一种全然不同于往昔的诗意想象的兴起和扩展。从我们所在的这个码头走出去一会儿，就到了延安东路，那条路最早的形态，是作为租界界河的洋泾浜。很可能，就是从似是而非的洋泾浜语言里，开始出现了这个后来从上海去美国的胡适在尝试的新诗歌语言观念的苗头。洋泾浜的语言被破坏性地创造和任性化翻译，活跃了上海人的话语，开放着上海人的思维，它漫延开来，在速度中变异，也为汉语带来了新的说法。

我相信，人被其使用的语言所界定。人的改变总会体现为语言的改变，而语言的改变，也就造成了人的改变。语言态度，有时则几乎是一种世界观。当有人把洋泾浜语言的各种别扭翻过来对待，翻过来期望，一种全新的世界，说不定也就产生和成立了。某种程度上，上海可以是这么一个全新的世界。上海这座都市的兴起和扩展，终将缘于被一种新语言说出的新诗里一种崭新的想象。兴起和扩展着的都市上海，却又再去孕育新诗里的崭新想象和语言。崭新的上海诗性和上海诗象强烈而微妙，它们完全应该被看作截然不同于往昔中国的这座大都市带给诗歌的直接影响。诗歌体式和方式的革命，跟这种影响密不可分。

许多时候，诗人在都市上海并没有一个独特的位置。都市的风尚和逻辑，令许多诗人的身份，常常隐匿在另一个或几个要么正经凡俗、要么不可思议的身份后面。但诗人独特的感受力，洞见真相和本质的能力，却仍然是上海这种前所未有的文明最敏锐的触角。可以说，正是诗人——以其诗歌——提供了最细致和激动人心的上海感性。而在原创和更为悠深的那个方向，应该说，是诗人——以其诗歌——为上海的都市文明预示着也许并不能实现的远景。然而，我想说，有了对于也许并不能实现的远景的构想和拓展，才有了上海历史和现实的华彩。当上海已经从大陆边缘朝着内地全方位地伸展，当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正在令整片大陆越来越上海化的时候，我会更加愿意自己是一个上海诗人。

这个上海诗人要让自己以轮渡不断往还的方式，去测量和把握现实和想象的上海诗性。他所抵及的两岸，都是离心的边界，也都是向心的内核。我们此时是在上海，将一艘轮渡命名为陈东东号“诗歌船”，大概，正可以更加明确这个上海诗人的诗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