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理学鼻祖”的“仕”与“隐”

2020-12-29 11:54:26 风流一代·经典文摘 202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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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爱莲说》仅有119个字,却成为千年来的传世经典,跟刘禹锡的《陋室铭》一样,都是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奇迹。

然而,很多人能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脱口而出,但对它的作者是谁却要好好想一想。很多人知道它的作者叫周敦颐,却不知道周敦颐除了写过《爱莲说》还干过什么。

若生在当代,周敦颐绝对属于“歌红了人没红”的那种明星。但周敦颐不是歌星,也不是文学家,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开山宗师”,他的思想至今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个人与时代

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生于1017年,出生时并无任何祥瑞异象;但他出生的年代,北宋立国逾半个世纪了,需要重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以应对新的历史时期。

宋代之前是纷繁变乱的五代十国,那个乱世被宋人描述为人心离散,价值错乱,道德崩溃。而乱世的发生,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思想的坍塌,从而失去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宋朝立国后,几代士人都在寻找维持人心和社会平稳的思想资源。周敦颐长大后加入了寻找的行列,并最终脱颖而出,成功构建了他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经过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发扬而成理学,成为此后近千年主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周敦颐最早显现出来跟别人不一样之处,是在14岁那年。他征得父母同意,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许多书本,在一个仆人的陪同下,跑到了离家数十里外的月岩,在孤冷的岩洞中读书思考。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月岩悟道”,是周敦颐思想升华的滥觞。

一年后,周敦颐的父亲病逝。15岁的少年只能跟着母亲投奔在京城开封做高官的舅舅郑向。郑向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外甥,指点他攻读经史。后来,朝廷给予郑向一个恩荫子弟入仕的机会,郑向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荐了外甥周敦颐。

又五年后,舅舅和母亲相继病逝。

在为母亲守丧期间,20岁出头的周敦颐已经颇有名气。比他大28岁的范仲淹专程到周敦颐读书的鹤林寺,跟他交流思想。少年王安石则三次慕名前往拜会周敦颐。还有欧阳修、苏轼、曾巩等等,年龄跨度相差大约半个世纪,都是北宋第一流的人物。这些人,面对时代的根本命题——如何重建一套安稳人心的思想体系,各自作出了努力。最后却是官职最为卑微的周敦颐,最好地完成了这项使命。

一个“小官”的名声

在古代,人们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在于他的德行和作为,而不在于官职大小。因此,周敦颐虽然官职不大,但他的政声很响。他一生为官30余载,辗转十来个州县,湖南、四川、江西、广东等地,都留下他为官的足迹。

尽管周敦颐在每个地方做官的口碑都极佳,但他的升迁极为困难,好在他并不在乎这些。

1040年,周敦颐服完母丧,被派往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任主簿,一个低级的事务官。一到分宁,年轻的周敦颐就解决了一起陈年旧案,当地人很惊讶,交口称赞:“老吏不如也。”

很快,他被推荐做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司理参军。有个人犯了罪,但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是个酷吏,想将此人判死。所有人都不敢跟王逵争辩,只有周敦颐不怕,依法力争。王逵不听,周敦颐当即决定弃官而去:“这样的官有什么可做的!杀人以媚上,我干不了。”王逵这才领悟到自己的霸道,改正了作风,后来还推荐周敦颐做了郴县县令。

在南安,周敦颐有个上司叫程珦。程珦见周敦颐气貌非凡,一交谈,便知此人学问不得了,随即让自己两个儿子拜其为师。这两兄弟便是后来的理学大儒程颢、程颐。周敦颐每到一地,都勤勉为官,从不以官小而懈怠,且为官清廉。

被《爱莲说》包裹的纠结

通常认为,《爱莲说》写于公元1063年初夏,莲花盛开之时。当时,47岁的周敦颐在虔州(今江西赣州)任通判。

《爱莲说》篇幅很短,仅有119个字,写出了莲花可爱可敬的七种品质,成为托物言志的小品名篇,传诵至今。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敦颐在这篇文章中流露了他的纠结,并给出了他纠结之后的答案:

关于古代士人最经典的人生命题——“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该如何抉择?在文章中,周敦颐以牡丹、菊花和莲花三种意象,来指代这对矛盾以及它们的中间状态。而只有一个现实中遭遇磨难,却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如此纠结于自己的选择。

对于《爱莲说》的解读,一些人认为周敦颐对以菊花代表的陶渊明及其隐逸文化采取了否定态度。其实并非如此。

周敦颐的亲友都曾在诗文中将他比作陶渊明,两人的区别在于现实的处境不同。周敦颐的生计压力决定了他只能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沉浮,他只能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而不能是“花之隐逸者也”的菊花。

在周敦颐笔下,与其说这是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如说是一种纠结的心态。但周敦颐之所以是周敦颐,正是因为他在无奈的现实中寻找到了超脱之道。菊、牡丹和莲都是观照人生的隐喻,分别暗指了隐逸之乐、富贵之乐和君子之乐。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菊代表儒家所称的“内圣”,牡丹代指“外王”,而莲则是“内圣外王”的结合。

这样,悲催的处境就变成了周敦颐的修炼之路,一方面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另一方面隐居是为了参悟哲理,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爱莲、似莲的周敦颐。

被遗忘的开山宗师

只有追溯周敦颐一生的经历与思想,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篇幅仅相当于一条微博的《爱莲说》,为什么是他最重要的传世文献之一?

事实上,作为一名极具思想原创性的开山宗师,周敦颐留下来的文字极其有限,总共不过6000多字。后世研读他的思想,基本上离不开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和《爱莲说》。

后世构建理学体系,都离不开周敦颐在这些文章中运用的概念,比如無极、太极、阴阳、动静、性命、善恶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儒学的第二次生命,是由周敦颐开创的“濂学”赋予的。

周敦颐首次提出要学颜回,“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是儒家“外王”的榜样,是唐代以来就被推崇的;但周敦颐专门强调,颜回也是士人学习的榜样,是“内圣”的典范。

周敦颐第一次提出,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倡导圣人平民化。在此之前,漫长的历史中,圣人的头衔仅授予尧、舜、孔子这些遥不可及的偶像,现实中的人与圣人似乎处在平行世界中。周敦颐希望打破这种区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普通人通往圣人的过程,共分为三层修炼阶梯:士—贤—圣。

他也不是一个思想狭隘之人,相反,他能够构建起濂学体系,并成为“理学鼻祖”,正是源于他的开放与包容。不像前辈士人对待佛教或道教的仇视态度,他不设藩篱,兼用三教,“太极”概念主要来自道教,“莲花”意象主要来自佛教……

1071年,周敦颐辞官,定居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将门前的小溪命名为家乡的“濂溪”,他的书堂就是“濂溪书堂”。

1073年,周敦颐病逝,终年57岁。而他的价值真正被发掘,是在他病故100多年后。1220年,朝廷追赐谥号“元”,后世称其为“元公”。1241年,朝廷追封其为“汝南伯”,从祀孔庙。

至此,周敦颐作为“理学鼻祖”的地位得以确立。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这名儒学宗师的真正身份才被渐渐淡忘,好在人们始终记得他的《爱莲说》。

(桂玲摘自《阅读时代》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