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中的中国(四)

2020-12-29 12:00:42 山花 2020年12期

鲍鹏山

管鲍之交

管仲青年时与鲍叔牙交往,鲍叔知道他有贤才。管仲家境贫困,常常占用鲍叔的一部分财产,鲍叔一直理解他,欣赏他,让着他。后来鲍叔服侍齐国公子小白,管仲服侍公子纠。后来小白立为齐君,杀死公子纠,管仲被囚禁。鲍叔向桓公保荐管仲。管仲为相而桓公称霸。

管仲说:“我贫困的时候,曾经同鲍叔一道做买卖,分财利往往自己多得,而鲍叔不以我为贪婪,他知道我贫穷。我曾经替鲍叔谋划事务,结果事情给弄得更加糟糕,而鲍叔不认为我愚笨,他知道时机有利有不利。我曾经多次做官又多次被国君免职,鲍叔不认为是我无能,他知道我还没遇上好时运。我曾经多次打仗而后退,鲍叔不认为我是胆小鬼,他知道我家中还有老母。公子纠争王位失败之后,召忽自杀,而我被关在深牢中,忍辱苟活,鲍叔不认为我无耻,他知道我不会为失小节而羞,却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我在写孟子与齐宣王对话时,说到孟子为了拒绝齐宣王谈霸道,英雄欺世,对齐宣王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其实,《论语》里面,孔门师徒,谈齐桓管仲就有多条。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这是表扬齐桓公。同一《宪问》,还有这样一条,表扬管仲: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历来注家都认为这个“人也”,应该是“夫人”“仁人”之脱字,甚至这个“人”,就是“仁”。可见孔子对管仲特别优待,不惜以“仁”来称赞他。

再看一则孔子对管仲的批评,《论语·八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在此批评了管仲的很多毛病:不懂礼而放肆,不节俭而奢靡,器量小而霸蛮。因为器量小,在天时地利人和的难得机遇中,只做成了霸业,却没有做成王业。而他自己,德性低,只做成了“大臣”,而没有像周公那样,成为“圣臣”。

孔子这段话,与其说是对管仲的批评,不如说是对管仲的惋惜,也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重现文武之治巨大历史机遇,因为管仲器小而丧失的叹息。《史记·管晏列传》谓:“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不光孔子批评管仲,孔子的学生也疑惑管仲。《宪问》里,有这样两条: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二人都是齐襄公的弟弟。襄公无道,政局混乱,他二人怕受连累,小白由鲍叔牙侍奉逃亡莒国,公子纠由管仲、召忽侍奉逃亡鲁国。齐襄公被杀后,在鲁庄公发兵护送公子纠要回齐国即位的时候,小白用计抢先回到齐国,立为君。接着兴兵伐鲁,逼迫鲁国杀死了公子纠(见《左传》庄公八年、九年)。公子纠被杀后,召忽自杀殉节。管仲却归服齐桓公,并由鲍叔牙推荐当了齐桓公的宰相。这就引起了子路、子贡的质疑。面对着两个重量级弟子对管仲的贬低性认知,孔子毫不犹豫旗帜鲜明的为管仲辩护,并且给他加冕——仁。要知道,“仁”,这样的头衔,孔子是不会轻易许给别人的,比如,他弟子冉雍、子路、冉求、公西华(《论语·公冶长》),他就不说他们是“仁”,甚至他自己,都不敢称“圣与仁”(《论语·述而》)

值得注意的是,子路、子贡质疑管仲时,都以“仁”论而不以“忠”论;可见此时尚不如后世那么强调君臣之忠。若以“忠”论,则管仲无立足之地;以“仁”论,则孔子为管仲辩护,就有了大空间。

召忽以自杀与公子纠同成败,算是“忠”。而管仲,为什么却是“仁”?而且,“仁”在价值序列上,比“忠”还要高?

因为,管仲不死,反而为之相,作为引导者(相即引领辅助之意),他引导桓公走在正道上,“正而不谲”,以其坦诚和道德风范,再加上大国的威慑力,保有了天下四十年的太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中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这是“仁”啊!

钱穆《论语新解》此节下,释曰:

管仲、召忽之于公子纠,君臣之分未定,且管仲之事子纠,非挟贰心,其力已尽,运穷势屈,则惟有死之一途而已。而人道之大,则尚有大于君臣之分者。华夷之防,事关百世。使无管仲,后世亦不复能有孔子。孔子之生,而即已编发左衽矣,更何有于孔门七十二弟子,与夫《论语》之传述?故知子路、子贡所疑,徒见其小,而孔子之言,实树万世之大教,非为管仲一人辩白也。盖子贡专以管仲对子纠言,孔子乃以管仲对天下后世言,故不同。

以管仲、公子纠“君臣之分未定”来为管仲辩护,孔子也做过。《家语·致思》记孔子说:“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超过)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

其实,即便是孟子,对齐桓公和管仲,也还是肯定的多。

孟子之所以有时候故意要贬低一下管仲,其实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身处战国“争于气力”(韩非语)之世,他担心这些“放恣”(孟子评诸侯语)的诸侯,崇拜武力而一心只是“富国强兵”,忘记仁义,从而给人民带来苦难。在写孟子的那一篇里我写到他在齐宣王面前那样一种清高看不上齐桓晋文的姿态,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姿态。再比如《孟子·公孙丑上》这一段: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 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 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因为有孔子对管仲境界不高的惋惜,孟子当然不能以管仲自认。何况孟子本来就眼高于顶,视天下之人为蔑如。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以道自任者,都有这样的眼界与境界。

但是,在不涉及到具体当下,也不涉及到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政治理想的时候,孟子对于管仲的“霸道”,也还是有相当的温情与肯定。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其實已经说明,“霸”还是“假仁”的,更重要的是: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孟子·尽心上》 )

说得白一点,哪怕是假仁假义,如果终生奉行,习惯成自然,岂不就是真仁真义?

而下面这一段对桓公事迹的描述,则显然带着肯定甚至赞美: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

《春秋谷梁传》僖公九年所记的五禁,是“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不可壅塞水源,不能阻碍粮食流通,不可改换嫡子,不可以妾为妻,不可让妇人参与国事。)孟子的版本要丰富得多,并且多出去的部分,还都是儒家观念中的荦荦大者,如尊贤育才,敬老慈幼,不可擅杀大夫,不可有封不告等等,既有政治上的尊王,又有文化上攘夷,还有伦理上的仁孝,可见孟子对这次会议的肯定。而以此指控“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更是对这次会议精神的褒扬。

还有下面这样的句子,虽然后面鼓吹宣扬王道,但于霸道,还是肯定的:

孟子曰:“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孟子·尽心下》)

霸者的百姓欢欣快乐,王者的百姓无忧无虑。

简言之,“王道”与“霸道”,关键不在“道”之不同,而在担当者不同,实现的路径不同。“王道”是有王行道;“霸道”是圣王不作,只好诸侯之伯站出来,由霸行道。霸者,伯也。此事绝如一家之中,先是父亲主持公道,后来父亲老衰甚或昏聩,便由大哥主持家务,主持公道。王道也者,父道也;霸道也者,伯道也,兄道也。父亲主持家事,有身份在,其权威来自天赋天胤,故可以无论实力,所谓“以德行仁”之“德”,不光是指他的伦理德性,也是指自然天赋之禀性与夫父亲身份相应的权威——如此,“以德行仁者王”,乃是王以其“身份”行仁。而兄长主持家事,由于缺少父亲这个天然家长的“德”(身份),当然需要有能力有实力,如此才可以服众,所谓“以力假仁”,正是对兄道的客观描述,是兄道之无可奈何处,不得已处,并非专指霸者纯任武力或喜欢动用武力。

管仲,就是春秋时期的带头大哥。

王道之代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霸道的代表人物,就是齐桓公和管仲。

但是,管仲的横空出世,绝赖于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鲍叔牙。他一生事迹中,最为人熟知的,贩夫走卒都津津乐道的,甚至不是他的霸业,而是他和另外一个人的交往。没有这个人,管仲出不来。

鲁人拘管仲而效之,鲍叔言而相之。故谚曰:“巫咸虽善祝,不能自祓也;秦医虽善除,不能自弹也。”以管仲之圣而待鲍叔之助,此鄙谚所谓“虏自卖裘而不售,士自誉辩而不信”者也。(《韩非子·说林下》)

韩非的意思是:管仲当然厉害啦!但是,没有鲍叔牙,他出不来。

这就要讲到一个典故了:管鲍之交。我们直接看司马迁的《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按照今天的文章分段法,《管晏列传》可分为五小段,这是前三段。看这前三段,你觉得司马迁这是在给管仲作传吗?不,这是在给鲍叔牙作传呢!三百多字,鲍叔牙的名字出现了十六次!而传主管仲的名字,只出现了八次。更重要的是,每一段的重点,都是鲍叔牙!尤其第二段,借管仲之口,讲述鲍叔牙对他的种种关照提携,简直就是《鲍叔牙赞》!

更有意思的是,管仲传竟然不交代传主管仲的承绪后代,而交代鲍叔牙的子孙繁茂。诚乃太史公“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牙能知人也!”

管仲感慨万端说鲍叔牙与他交往的这一段,我简单理一下:

管仲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牙经商,分财利时管仲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贪财,而是认为管仲生活贫困,只能如此。

管仲曾经为鲍叔牙谋划事务,结果却使鲍叔牙陷入更大的困境,但鲍叔牙不认为是管仲愚笨,他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不是管仲的责任。

管仲曾经多次做官,又多次被君主免职。但鲍叔牙不认为这是管仲没有才干,而是认为管仲没有遇到好时机。

管仲曾多次上战场作战,又多次临阵逃跑,但鲍叔牙不认为是管仲贪生怕死,而是认为管仲家里还有老母,管仲丢不下。

公子纠谋求做齐国国君失败,与管仲一同辅助公子纠的召忽为公子纠而死,管仲不愿意就这样死了,宁愿被关在深牢中受屈辱。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无耻,而是认为管仲不会为小节而羞,却会因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

更重要的是,鲍叔牙不仅不认为管仲忍辱不死是无耻不忠,他还救了管仲一命。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左传·庄公九年》)

这段的意思是,公子小白回到齐国即位了,鲍叔率兵攻打鲁国,要逼鲁国杀死和他争位的公子纠以消除隐患,鲍叔带领军队到鲁国,对鲁庄公致辞说:“子纠,是我们国君的亲属,就请贵国国君诛杀他。管仲、召忽,是我们君王的仇人,请交给我们,让我们称心快意地处置他们。”于是,鲁国杀了公子纠,召忽殉死自杀,管仲被鲍叔带回,到了齐国堂阜,就解开管仲的枷锁,让他自由了。

不仅救了他,让管仲回国,还推荐他做新君的相。要知道,这本来是鲍叔牙自己的位子,《左传·庄公九年》上文接着是这么几句:

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回国后,鲍叔牙向桓公秉报说:管仲的才能高过高傒,可以让他辅佐君王。高傒是谁?高傒是齐国的老贵族,与小白关系极好,小白能回国抢到国君之位,外有鲍叔牙,内有高傒。鲍叔自己不坐相位,想必高傒也就没有什么话说。结果是,齐桓公答应了。

《左传》记事简略。对于杀己仇人,小白哪里能那么大度。这中间,有着鲍叔牙的一番剖肝沥胆的劝诫。

鲍叔荐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柔爱,臣弗如也。忠信可结于百姓,臣弗如也。制礼约法于四方,臣弗如也。决狱折中,臣弗如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士卒勇,臣弗如也。”(《韩诗外传》)

其实鲍叔说的管仲这五个优点,在管仲此前的各项经历中,看不出来。而只有鲍叔知道,这是眼光。一下子说出自己的五个不如对方的地方。不惜如此自贬以抬高对方,这是胸襟。

很多时候,看出别人的能力优点,只是第一步。能否举荐他甚至使之超越自己,需要胸襟。后来战国时魏国的公叔痤,就看出了商鞅的才能,但是,出于私心,直到自己临死,才向魏惠王推荐。公叔痤缺乏的,就是鲍叔牙具备的。两个叔,差距很大。

其实鲍叔牙并非无能之人,也不是一个置身事外之辈,齐桓之霸业,管仲固然有首功,但也少不了鲍叔的辅佐。《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苏代言曰:

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

《韩非子·难一》也有“昔者齐桓公两用管仲、鲍叔”之言,可见,鲍叔牙是深度介入齐桓霸业的人物。齐桓霸业,有管仲的一半,也有鲍叔的一半。

鲍叔牙之所以自贬,那是为了相对地抬高管仲。这种胸襟,确实古今无两。

好,再看《列子·力问》:

鲍叔牙谓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国。”桓公曰:“我仇也,愿杀之。”鲍叔牙曰:“吾闻贤君无私怨,且人能为其主,亦必能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鲁归之,齐鲍叔牙郊迎,释其囚。桓公礼之,而位于高国之上,鲍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国政,号曰仲父。桓公遂霸。

《韩诗外传》所记,是鲍叔牙用自贬的方式抬高管仲,这一段则是鲍叔牙给齐桓公讲政治伦理:从君主的角度讲,“贤君无私怨”,以国事为重。从臣下的角度讲,是“人能为其主,必能为人君”,像管仲这样为公子纠尽心尽力的人,也一定能为国君尽心尽力。接下来的文字,又是管仲叹曰:

吾少穷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最后是作者的评价:

此世称管鲍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这样理解管仲,那就是他去世一百多年后的孔子: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之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无惭心,是无丑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暗也;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知权命也;桎梏而无惭心,自裁审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孔子家语·致思》)

子路问了孔子一个问题:“管仲的为人怎样?”

孔子回答:“仁也。”

可是子路不服。他说:“管仲游说齐襄公,齐襄公不听从,说明管仲没口才。他想立公子纠为国君却没能成功,说明他没有才智。家人在齐国遭到杀害他没有忧伤,说明他没有仁慈心。戴着镣铐坐在囚车上他毫不羞愧,说明他没有羞耻心。侍奉自己曾经用箭射过的国君,说明他不坚贞。召忽为公子纠殉死而他不死,说明他不忠诚。这样的人难道可以称为仁人吗?”

言之凿凿,在他眼里,管仲一无是处。

可是,对管仲的上述问题,孔子是怎么看的呢?

孔子说:“管仲游说齐襄公,齐襄公不听从,那是襄公昏聩。他想立公子纠为国君却没能成功,那是时运不济。家人在齐国遭到杀害他没有忧伤,那是他知道审时度命。带着镣铐坐在囚车上他毫不羞愧,那是他能把握自己。侍奉自己曾经用箭射过的国君,那是他知道随机应变。召忽为公子纠殉死而他不死,那是他知道轻重。”

这段记载,和《论语》中所记的子路、孔子对待管仲的态度是一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为管仲辩护的态度是一致的,坚定的,不同流俗的。

管仲的知音,是两个:生前的鲍叔牙,死后的孔仲尼。

一个给了他生前的事业,一个给了他死后的评价。

鲍叔牙知管仲,管仲自己也得自知。孔子讲的这一大段,就是讲的管仲自知。这种自知,后来的韩信也有过。没有这种自知,自暴自弃了,知音又何能为哉!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孟子·离娄上》)鲍叔牙知管仲,不光是知道他的才能,还知道他的志向。知道他不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鲍叔牙知管仲,其实管仲也知鲍叔牙。管仲在鲍叔牙面前不怕暴露自己的各种缺点毛病,甚至去占鲍叔牙的便宜,也是出于他对鲍叔牙的了解:他知道鲍叔牙气度恢弘,眼界高远,爱才惜才,不会计较他的小德出入。

上文我提到,齐国的霸业,有管仲的一半,也有鲍叔的一半。再看下面的这一则:

使鲍叔牙为大谏。(《管子·小匡》)

何为“大谏”?尹知章注:“所以谏正君。”

如果说,管仲是教齐桓公做事,鲍叔就是教齐桓公不能做什么事。如果说,管仲是带着齐桓公做大事,鲍叔就是要齐桓公做正事。有大有正,才是正大的霸业和霸主。孔子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又夸他“正而不谲”,这个“九合诸侯”,是管仲的功劳,而这个“匡”,这个“正”,很大程度上是鲍叔的功劳。谓予不信,请看下面这一则: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阖不起为寡人寿乎?”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国之社稷必不危矣。”(《管子·小称》)

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不忘初心,励精图治,这是鲍叔对这个霸业集团整体的训诫。从某种意义上说,鲍叔牙是这个春秋时期最有力量的霸业团队的压舱石和粘合剂。

管仲对鲍叔牙的了解,还体现在死前对齐桓公的进言上。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管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 ”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庄子·杂篇·徐无鬼》)

像鲍叔牙这样的人,做个谏官最合适,如果自己直接做事,自己碍手碍脚不说,上钳制君,下违逆民,最后一定倒霉,得罪于君,大祸临头。鲍叔牙也是一个自知的人——自知自己不可做宰相,所以,此前不做,推举管仲。推举管仲,既是知管仲,也是知自己。

上面我讲到孔子理解管仲。其实,孔子更尊敬的,却是鲍叔。

子贡问大臣。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

子贡曰:“否!齐有管仲,郑有东里子产。”

孔子曰:“然。吾闻鲍叔之荐管仲也,子皮之荐子产也。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荐也。”(孔子这段话,旧作“产荐也”。许维 《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一月第一版,267页,校注为上)

子贡曰:“然则荐贤紧于贤?”曰:“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韩诗外传》)

以“智、仁、义”来推许鲍叔,从孔子这样的人嘴里说出这样的话,他对鲍叔的推崇,又何加焉!

好,我们看看,管仲、鲍叔牙、孔子这三者的关系。

管仲是个行政人才,主持了王道之后的第一任霸道,相当于父亲老迈之后大哥的第一次当家,当得相当不错,尊王攘夷,扶持诸侯,很有大哥风范。但是,如果没有鲍叔牙,就不会有他这番事业。如果没有管仲和他的这番事业呢,就没有了孔子。没有了孔子呢?就没有七十子之徒,哪里还有子贡子路对管仲说三道四?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后面接着的是孔子孟子,但是,没有管仲,哪里还有这个接续的桥梁呢?

中国文化有道统,而对于这个道统,管仲成为了其中一座承绪的桥梁。

而这个造桥的人,则是鲍叔啊。

管鲍之交,后来成为朋友交往的典型,传誉千载。这个故事的内核,就是“知音”。鲍叔知管仲,而管仲也不辜负鲍叔。不辜负鲍叔的方法,不是对鲍叔本人有什么报答,而是不辜负管仲自己的才华,并用自己的才华,维系华夏,传承文明。

顺便说一下知音的典故。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像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列子·汤问》篇)

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擅长欣赏音乐。伯牙弹琴,心意在表现高山,钟子期说:“弹得真好啊!巍峨如同泰山!”伯牙心意在流水,钟子期说:“弹得真好啊!浩浩汤汤如江河!”伯牙心中所想的,钟子期一定能领会到。

伯牙到泰山的北面游玩,突然遇到了暴雨,在岩下避雨,心里感到很悲伤,于是就取出琴弹奏起来。刚开始(他弹奏)的是表现连绵大雨的曲子,又弹奏了大山崩裂的声音。每次弹奏乐曲的时候,钟子期总是能透彻理解他音乐中的心声。伯牙于是放下琴感叹地说:“好啊,好啊,你听我的心意就像你在我心里啊。我该把我的心声藏到哪里呢?”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兮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兮若流水”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吕氏春秋·本味篇》)

“知音”其实就是“知心”。而管鲍之交,则向我们展示了友谊的深度,以及,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理解和同情和襄助,能达到什么程度。

鲍叔牙对管仲的友谊,其实是比俞伯牙和钟子期更高,因为,鲍叔牙对管仲,不仅是知音知心,更是“知志”,并且,尽己所能,帮助对方实现自己的宏志。此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乎?

孟姜女哭长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各地抓捕壮丁民夫,修筑万里长城。孟姜女的丈夫万喜良也被抓去做民夫,一去后杳无音信。眼看天寒地冻,孟姜女思念丈夫,担心丈夫,连夜赶制寒衣,然后辞别家乡,风餐露宿,万里跋涉,一路打探着寻到长城脚下,却听得修长城的民夫说丈夫早已累死,尸体不知埋于何处。孟姜女顿时痛哭失声,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秋风悲号,海水扬波,长城在她的哭声中,一段段倒塌,崩塌足有八百里。

在中国,有所谓的民间四大传说,它们是:《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

在这四大传说里,“孟姜女哭长城”,是最具有政治意义的。

有意思的是,这个传说,还真有个历史起源。那就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一条不为人注意的记载: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

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五四九年),孔子两岁那一年,齐庄公攻打莒国,齐将杞梁战死;齐侯回来,在郊外遇见杞梁的妻子,派人就在郊外向她吊唁。可是杞梁妻子不接受,说:“如果杞殖有罪,哪里还敢劳动国君派人吊唁?如果我丈夫没罪,先人传下来的寒舍还在,好歹有个家,下妾不能在郊外参与吊唁。”话说得合情合理,尤其是合礼。齐庄公很尴尬,只好屈尊到她的家里吊唁。

这里没有“孟姜女”,没有“哭”,没有长城,更没有秦始皇。这事发生在齐国,与秦国毫无关系。而且时间在春秋后期,秦始皇蒙恬筑长城还得三百多年之后呢。

那么,这个故事为什么能进入《左传》呢?杞梁妻的所言所行,有什么价值,值得记入正史受到表彰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她维护了礼。

这可是儒家最重视的东西。“为国以礼”,治国都得依礼,而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这种吊唁祭祀之类的事,在周朝,礼乐相当于宪法——顺便说一下,宪法这个宪,《康熙字典》:“《诗·大雅》:文武是宪。笺:宪,表也,言为文武之表式也。因宪为表式之义,故人之取法,亦谓之宪。《书·说命》:惟圣时宪。传:宪,法也,言圣王法天,以立教于下也。”《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文武(周文王周武王)的宪法是什么?就是“礼乐制度”,周公“制礼作乐”之所以被后人一再推崇,就是因为他是周朝宪法制定者。所以,礼乐当时几乎是国命所系,马虎不得。虽然越到后来越模糊,总有人想敷衍了事,但碰到较真的人,跟你抬杠到桌面上,对你作“违宪”指控,谁也兜不住。所以,此时的齐庄公攻打莒国失败而归,死了两员大将,心情灰暗也惭愧,在郊外碰到其中一位战死将士杞梁的妻子,本想马虎一下,就在郊外举行一个简单的吊唁儀式,和家属说声节哀顺变,然后就了了。但杞梁的妻子委婉而坚决地拒绝接受。齐庄公不得不终止这个马虎的仪式,改为到杞梁的家中做正式的吊唁。

杞梁之妻的这个行为,在当时君子眼里,是合乎礼的。她不仅是在维护自家的利益、自己丈夫的身份地位和名誉,更是在维护礼,坚持以礼办事。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是儒家文化危机感最强烈的时代,在儒家看来,如果人人都这样坚持不马虎,礼就不会崩,乐就不会坏,克己复礼,天下的规矩就有了。所以,这事被记入正史,其目的,就是要正人伦移风俗的。《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春秋》为孔子所作,《左传》是左丘明所作,专门注解《春秋》,是征圣宗经的人物。

接下来,杞梁之妻就被一个更伟大的人称道,圣人孔子的学生,“宗圣”曾参。《礼记·檀弓下》:

哀公使人吊蒉尚,遇诸道。辟于路,画宫而受吊焉。曾子曰:“蒉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礼也。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君之臣免于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君无所辱命。”

鲁哀公派人去向臣子蒉尚表示吊唁,在路上遇见了灵柩,于是蒉尚当即扫除道路,就在地上画上殡宫的形状假作是房子,在路上接受吊唁,马虎一下,过去了。曾子说:“蒉尚还不如杞梁的妻子懂礼呢。齐庄公从狭路袭击莒国,杞梁战死,杞梁的妻子在路上迎接杞梁的棺柩而哭他,哭得很哀痛。齐庄公派人吊唁她,她回答说:‘君的臣如果不能免罪,就要把他陈尸市朝,而妻妾也当被捕。如果君的臣能得免罪,那我家还有先人留下的破旧住宅在,不可在路上接受吊唁而屈辱君命。”

《礼记》是什么书?《礼记》是专门记载先秦时期国家礼仪制度典章条例并解释周礼价值的,里面包含着对各种依礼行为的表扬和对违礼行为的批评。曾子在这段话里,就对比了一个作为士的男人和一个作为士的家属的女人。按说,郊野不可举行吊礼,吊礼应该在殡宫举行,死者家人要在殡宫接受宾客的慰问,哀公的使者在路上遇到柩车, 面对国君的使者,蒉尚不敢坚持礼制,就在地上画了殡宫的图,然后就位受吊。而杞梁的妻子则能不卑不亢,持礼守礼,齐庄公也不得不遵照执行。对于这样的一个不敢坚持礼制的男人和这样的一个敢于坚持礼制的女人,曾子说:一个读书的大男人,还比不上一个家庭妇女,丢人。

但是,曾子的话里,有一个要素出来了:那就是“哭”。这是《左传》没有的。而且是“哭之哀”,这就为后来这个故事主要情节的展开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民间的想象力就是从这个点上爆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哭”,对于儒家,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曾子为什么要特别说这个?

这就要提到“亚圣”孟子了。《孟子》里也提到这位杞梁之妻,《孟子·告子下》:

(淳于髡)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

意思是:王豹住在淇水,河西的人就都善于讴歌;绵驹住在高唐,齐国西部的人就都善于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痛哭他们死去的丈夫,因而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风俗。华周是与杞梁一同作战的,这里顺便提及,属于无用多余信息,我们不要管他。这段话不是孟子说的,但是却是记载在《孟子》这本书里并被孟子认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的“善哭”,是和王豹的“善讴”,绵驹的“善歌”并提的。王豹绵驹都是那时代的顶级歌唱家,这唱和哭怎么搁一块了呢?“讴”与“歌”是需要技巧和天赋的,故有善有不善;哭,难道也要技巧吗?怎么会说一个人“善哭”呢?

这我要说一下。在先秦礼制里面,哭,当然可以是自然而然情不自禁情发于中的悲痛之哭,如《论语·子张》里曾子说的: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这个“自致”,就是指亲丧之时的悲痛,自然而来,不能自制。但在礼制时代,哭也是礼仪的一个必要程序,是个礼节礼数。比如,《论语》里记载孔子,“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个哭,就是哭丧之哭,是一种礼节式的哭。哭,是要哭出那种感觉的。即使到今天,不少农村的丧事,也得一些晚辈的女子,环绕趴伏灵柩,没有吊丧人来,就一起谈谈心拉拉家常;一旦有吊丧的人来,必一齐放声悲哭。哭得好的,夹叙夹议,百转千回,催人泪下。这种哭,与歌和讴,其实已经很相近,就是哀乐的意思了。哀乐哀乐,哀也是一种乐啊。《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至此,杞梁妻就不是“哭”,而是“为此曲”之弦歌了。这也是顾颉刚先生注意到的。顾颉刚先生还引了王褒《洞萧赋》里形容萧声的句子,是:

钟期、牙、旷怅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

注意到了吗?杞梁妻变成绝顶音乐家了,与钟子期、俞伯牙和师旷平起平坐了。至此,杞梁之妻由一个政治经典中维护礼制的形象,变成了文人艺术创作中抒发情感的艺术家的形象。简言之,政治的伦理的历史的杞梁之妻,渐渐演变为文学的艺术的诗歌的杞梁之妻——历史上的真实的杞梁之妻,渐渐的转变为艺术上虚构的人物了。

当然,这种歌、讴、哭,也都是礼,是人情,是政治,是风俗,是教化。且看: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

明白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曾子要在《左传》简单记载的基础上,特别加上杞梁之妻“哭之哀”,这当然是讲杞梁之妻为丈夫战死而悲伤,其实,也是讲她的哭,是丧礼的一部分,她这样哀哀恸哭,也是合乎礼按照礼的要求做的,既发乎情,也是止乎礼。“止乎礼”的意思,是落实在礼上,呈现为礼的意思,并不是说,到了“礼”这里,情就终止了。“止”在这里,是落脚的意思,不是终止的意思。曾子说,“慎终追远”,是可以使“民德归厚”的。(《论语·学而》)

所以,曾子强调杞梁之妻“哭之哀”,是出于“礼”的考虑。但他没想到,民间接过这个话头,把它往“情”的方向发展了。这个情,就是人之常情,或人情之常——人是要追求幸福的,不幸福,就要哭。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一个人委屈了,冤枉了,被伤害了,他(她)就要哭,这是控诉。

顾颉刚先生其实注意到了民间情绪在这里有失控的危险——与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有冲突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第10页)但是,正是这种冲突,使得孟姜女的故事,冲突成现在这样的生龙活虎痛快淋漓嫉恶如仇的样貌,冲突成这样鲜明的民意,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血性,看到一个民族的爱恨情仇与快意恩仇。

但这样说,也许对儒家的礼有点委屈。其实,儒家的“礼”,本身也包含着对权力的藐视与约束,作为孟姜女故事原型的《左传》中的这个故事,齐庄公最后必须按照杞殖之妻的意志来家里吊唁,这就是权力的傲慢颟顸受到了抵抗,而杞殖之妻抵抗齐庄公权力的依仗,就是礼。如果不是礼以及礼所赋予的士的权利,一个将士的妻子,凭什么和齐庄公对抗?齐庄公为什么會屈从?这种事在后来的封建集权社会里,几乎无法想象。这就是礼制社会和后来权治社会的不同。

其实孟姜女故事后来的民间想象,也有“礼”的依仗在。在民间的判断中,秦始皇之所以为他们所唾弃,就是因为秦始皇是违背伦理的,是失去道义的,他为修筑长城,涂炭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是无理的,无理,就是无礼。无礼,就要抵制,谴责。从这一点上讲,杞梁之妻对答齐庄公,和孟姜女痛骂秦始皇,有着相同的逻辑和理据。正是这逻辑和理据的相同,才会有后来的故事演进。

儒家的礼,本来就是“权利”的护佑,让“权利”有凭有据地与“权力”抗衡。这是文化的DNA,没有这个DNA,就不会有后来这个故事的蓬勃展开,也不会有顾颉刚认为的“失礼”。在后儒眼中的“失礼”,恰恰是先秦儒家之礼或周朝之礼的坚守。因为,本质上,先儒之礼,就是对权力的屏障,甚至是取而代之。

但是,我们还要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经典、文人诗歌中对杞梁之妻却郊吊的记录,渐渐由“礼”向“情”演进,由制度向艺术演进,而其政治意义,则更加突出。

杞梁之妻由历史人物,变为虚构人物——因为虚构了她的事迹而使得她的形象脱离了真实,也渐渐脱离了当初拉她进入堂皇正史的史学家的初衷,使得她的形象和故事,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可再造可嫁接的空间和可能性。与她在正史中获得的托载相比,她等待着一个更大的载体或土壤,让她获得更加绚丽的生长。如果说此刻的杞梁之妻的故事,是一枝摇曳多姿的花枝,那么,她就需要一棵更大的树嫁接过去,获得更高、更蓬勃的绚烂。

非常幸运,在远方,真有这样的一棵大树,在独立生长。

与杞梁之妻由历史人物变为虚构人物同时,在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地方,一个主题,也在悄悄的孕育、延续,渐渐成为一个气候。这个主题,看似与杞梁之妻的故事如两条平行线,但最终,她们会在未来相遇相交。

我们往下看。

魏晋,“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217年)有《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我为什么要提这首诗?因为,这首本来与杞梁之妻毫无关系的诗,却最终影响了这个历史故事的走向,使它从历史变成了文学,从史籍的斑斑记载,变成了民间的口耳相传。这是孟姜女故事的又一个源头,当它们汇流的时候,孟姜女哭长城这一伟大的故事,就会破茧而出。

其实,《饮马长城窟行》是乐府旧题,并且和秦始皇修筑的秦长城直接相关。郭茂倩《乐府诗集》如此为《饮马长城窟行》解题:

一曰《饮马行》。长城,秦所筑以备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饮马。古辞云:“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言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人思念其勤劳,故作是曲也。郦道元《水经注》曰:“始皇二十四年,使大子扶苏与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东暨辽海,西并阴山,凡万馀里。民怨劳苦,故杨泉《物理论》曰:‘秦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今白道南谷ロ有长城,自城北出有高坂,傍有土穴出泉,挹之不穷。歌录云:‘饮马长城窟,信非虚言也。”《乐府解题》曰:“古词,伤良人游荡不归,或云蔡邕之辞。若魏陈琳辞云:“‘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则言秦人苦长城之役也。”《广题》曰:“长城南有溪坂,上有土窟,窟中泉流。汉时将士征塞北,皆饮马此水也。按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武灵王之所筑也。其山中断,望之若双阙,所谓高阙者焉。”

《饮马长城窟行》是一个直接关于长城的诗题。这也是人类的诗题直接与人类的一个创造物相关联,或者说,一个人类的创造物,直接催生了一种诗题,民间的文人的,在这个题材上,集中吟咏。《乐府诗集》中收辑的《饮马长城窟行》同题诗,就有十七首之多。

乐府诗,其来源就是民间,由民间逐渐影响文人的记录和模仿,并启迪文人的创造和优化。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提到了杨泉《物理论》和当时流传的民歌。《饮马长城窟行》,作为乐府旧题,最早的来源就是民歌。

其实,长城本来也是一个历史事件,而秦长城更是这个历史事件的最大宗。与孟姜女故事一样,长城的故事,也由朝廷的记录和叙述,渐渐加入了民间的理解、阐释和叙述。民歌出现了,民间的力量加入了创造,民间的情愫、判断和是非进来了,民间的想象力也进来了,历史加入了想象力,历史就变成文学了。长城,最终也演变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

杞梁之妻的故事,长城的歌咏,终于在唐代,实现了合流。一个伟大的主题,在这嫁接中,诞生了。

在唐代,发源于《左传》的有关齐国一个将士妻子的故事,就变成了一个燕人的故事,齐人杞梁变成了燕人杞良。唐代《琱玉集》收录的《同贤记》,记载着孟仲姿的故事。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如是说:

《同贤记》……说燕人杞良避始皇筑长城之役,逃入孟超后园;孟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之,请为其妻。……夫妻礼毕,良回作所,主典怒其逃走,打杀之,筑城内,仲姿既知,往向城哭。死人白骨交横,不能辨别,乃刺指血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沥至良骸,血迳流入!便收归葬之。这个记载比较了以前的传说顿然换了一副新面目。第一,它把杞梁改名为良,并且变成了秦朝的燕人而筑长城了。第二,它把杞梁之妻的姓名说出了,是姓孟名仲姿。第三,杞良是避役被捉打杀,筑在长城内的,所以她要向城而哭。第四,筑入长城内的死尸太多,所以她要滴血认骨。

为什么要把杞良国籍改为燕国?就是要让这个故事和秦長城靠拢。陈琳和郦道元讲到了秦筑长城,讲到了筑长城死了很多人,白骨累累,但没讲到具体的人,缺少一个主角。现在,《同贤记》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它几乎神差鬼使地把八竿子打不着的杞梁之妻的故事嫁接了过来,至此,杞梁之妻的故事已经不再是严谨的历史记录,而是自由的文学想象了。这一嫁接,这个历史故事的内涵一下子变了:由贵族社会内部的守礼持礼维护自己分内权利,变成了下层平民与暴政的惨烈对撞。这种变化,其实,也因应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封建时代的贵族权利时代,到唐朝,早已经变成了集权时代的平民权利时代。悲剧的是:贵族的个人权利,有“礼”来确立并保障;而平民的个人权利,在权力面前,根本没有任何保障。杞梁之妻拒绝郊吊只是一个端庄的值得赞美的故事,而孟姜女哭长城则是一个悲惨的让人唏嘘的事故。

《同贤记》里的故事情节更加生动,主题也转变为因为秦始皇筑长城,造成了大量平民的死亡。这就奠定了《孟姜女》传说的基调。《同贤记》里的故事,当为孟姜女传说的雏形。而孟姜女故事的基本形式和内核,在唐朝,算是最终定型确立了。

更重要的是,当杞梁之妻有了名字之后,她其实获得的是新的身份和内涵:她由一个贵族妇女,变成了一介平民;由一个贵族争取自己体制内(礼制内)身份及相应的待遇,变成了一个平民的血泪控诉。

再看唐朝僧人贯休的《杞梁妻》: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寒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杞梁和杞梁妻由春秋人变成了秦朝人,杞梁妻哭倒的,是秦长城。贯休成了对后世孟姜女传说,影响最大的诗人。顾颉刚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骂的‘并左传、孟子而未读;汪价在《中州杂俎》中骂的‘乖谬舛错,皆由僧贯休诗误也。他们不知道一种传说能够使得文人引用,它的力量一定是大得超过了经典。贯休诗中这样说,正可见唐代盛行的孟姜女故事的面目是这样的呢。”(《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对顾炎武和汪介人的批评,还是学者批评学者的逻辑,都从事实的角度,只不过顾炎武和汪介人是从历史典籍记录的事实来批评贯休,而顾颉刚是从民间成型且成气候的传说的事实来批评顾炎武和汪介人,都是立足于看得见的事实。

其实贯休是诗人,他要的,不是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他写的,不是事实存在,而是心理存在;他要的,不是那个事,而是那个理。他写诗,又不是为了记录和传承历史,而是表达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与批判,也就是说,他只是在表达一种情绪,一种观念,一种历史价值观。这恰恰是我们研究孟姜女故事时,最需要注意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演变转捩,它的生成动机进化动力,更重要的是看到这个故事的真价值,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民族的记忆力和判断力。无论怎么说,唐朝都是整个古代史中吾民族心智最为健全,精神最为舒展,德性最为圆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艺术,其最感人心脾的,是其中包含的人类精神,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良知。

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不是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个故事之所以会有,会被编造出来并风靡全国上千年(几乎中国各个地区都有孟姜女的传说),这背后有着强大的逻辑。逻辑的真实有时比历史真实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因为历史的真实有时候不免于偶然和偶发,但逻辑真实一定有其必然性,而必然性是哲学意义上真实性的必要条件。

其实,贯休不是唯一一个把杞梁之妻和长城联系在一起的唐朝诗人,与他大约同处晚唐的汪遵,有一首诗《杞梁墓》:

一叫长城万仞摧,杞梁遗骨逐妻回。

南邻北里皆孀妇,谁解坚心继此来。

还有晚唐唐昭宗年间的苏拯的《长城》:

嬴氏设防胡,烝沙筑冤垒。蒙公取勋名,岂算生民死。

运畚力不禁,碎身砂碛里。黔黎欲半空,长城舂未已。

皇天潜鼓怒,力化一女子。遂使万雉崩,不尽数行泪。

自古进身者,本非陷物致。当时文德修,不到三世地。

苏拯没点明杞梁之妻,但他说的“一女子”,显然是指杞梁之妻的传说。

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唐朝诗人从生灵涂炭的角度写长城的,很多,这其实是贯休、汪遵诗歌的真实的基础。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顾炎武和汪价仅从历史记录的角度来评价贯休,显然是狭隘了。贯休这首诗,有着更加坚实的真实性的支撑,那就是人心。有关长城题材的文人诗歌,为这一故事的广为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这里,我要提示一下,杞梁妻的事迹渐渐开始由经典进入民间,由文字记录变为口耳相传——也就是说,成了民间传说了。其实,我们从上面的叙述看得出,这个故事的原型不怎么样——故事本身没有多少曲折生动的情节,意义也单一。但是,一到民间,经了民间艺术家的不断加工,这个故事,不知不觉之间,已蔚为大观。南宋的郑樵就已经感慨:“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通志·乐略》)何况元明清以后更加的繁花似锦。但最重要的,还不是故事的篇幅长了,情节曲折多变了。从郊外迎尸持礼谨重,变为万里寻夫哭城;内敛稳重的、为圣贤所推重的知书达礼的贵族夫人,变成了为民间喜欢的歌哭随意甚至放肆放纵发乎情而不止乎礼的乡村少妇。她的名字也出现了,有孟姜、孟姿、孟仲姿等,并且最终大约在晚唐定格为孟姜女这个既有经典之典雅,又有民间之朴实的名字,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至于‘孟姜一名,三见《诗经·鄘风》和《郑风》,又都加上一个‘美字,说不定在春秋时即以为美女的通名,像现在说西施或嫦娥一样。《大雅》又称公亶父妻为‘姜女,或许后来此名即与在民众社会中孟姜即与相并合。杞梁之妻的名,或由孟姜移转而渐变为孟姿,以至孟仲姿。”《毛传》:“孟姜,齐之长女。”陈奂传疏:“孟姜,世族之妻”。可见,先秦时期,“孟姜”一般称齐国国君之长女,亦通指世族妇女。也就是说,当时很多齐国公室的贵族妇女,都可称“孟姜”。

而那个杞梁,因为妻子已经有了这样美好典雅朴实的名字,他的名字似乎也该活泼一些,好记一些,村俗一些,以符合民间的趣味,于是,他也有了多次改名:杞良、范良、犯良、范杞梁、万杞良、范喜良、万喜良、范希郎、范士郎等。从这些名字你可以看到民间的审美,也可以看到老学究的趣味。因为孟姜女的故事最终全国开花,各地乡亲都喜欢她,都拉她做老乡,于是,孟姜女的出身地,也就有了长清、安肃、铜官、泗州、松江、武州等;孟姜女的死地,有益都、铜官、潼关、山海关、东海、鸭绿江等;大家都同情她的死,对她的死有多种不同的想象和悲哀,于是,她的死法,就有了哭死、力衰而死、城墙压死、投河、跳海、投火化烟等。最骇人听闻的,也最“文不雅驯”的是,她的哭声,不仅感人之心,还能具有巨大的物质能量,能崩城,崩山。

她哭崩的城和山有:杞城、莒城、韩城、梁山等,当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长城出现了,并且被她哭崩了,且被她哭崩的长城长度,有五丈、三千多丈、八百里、万里、十万里等……

我们在孟姜女故事里,看到的,是中国的良知,是知识界常常被历史主义专业主义遮蔽了的良知。

看民间传说的孟姜女故事,我感觉古代的中国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至少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利益在哪里。当时,中国广大乡村,识字率不高,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老百姓们不愚蠢。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在孟姜女的传说中,我看到了一个民族藏在民间藏在乡下藏在最底层民众意识中的良知。这是中华民族葆有希望的原因所在。正如鲁迅在上引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石在,火種是不会绝的。

民众淳朴的未经雕凿的天然良知,是民族生生不绝的生息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