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大山野地的那一束花

2020-12-29 12:00:42 山花 2020年12期

那还是读大学的时候,在很多著名作家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一个刊物,名叫《山花》。他们谈及自己的文章又发表在了《山花》上边,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喜悦。我想,看来若是要当作家,是必须在《山花》上发表文章了。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山花》杂志,原来是在贵州的贵阳,贵州是盛产美酒的地方。杂志的封三,还的确看到了茅台酒,其作为资助方应该对杂志的出版帮助很大,而且在扉页的醒目地带宣告:会将杂志寄往全球一百家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企业做文化慈善,这是我见过最实在的。

能让茅台如此甘心付出,《山花》必须得有过硬的品质。没有哪个中国人不知道茅台是中国的好酒,但是知道《山花》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期刊之一的人,并不能算多。因此,这其中的辩证关系,并不仅仅是广告学,而是说明了经济活动与文学精神之间的深层关系。换句话说,这说明了人的存在终究不能停止在经济活动的层面,而必须向以文学为代表的精神世界进行超越。没有这种超越的经济活动,人类看上去将和丛林当中匆匆忙忙的蚂蚁没有什么区别。

我阅读了《山花》杂志,也阅读了其他很多的文学杂志,这样一来,《山花》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愈加分明了。最让我倾心的其实是它散发出来的一种活跃性,这种活跃性是有些抽象的,但是又具体到杂志中的文章气息,那些文章和作品似乎总是在表达或呈现一种跟时代紧密胶着的东西。再加上页眉和插页中的当代前卫艺术作品展示,让文学得以跟一个更大的艺术语境进行碰撞。

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跌跌撞撞,在单位里也感到了那种无可名状的束缚。尤其是在遭遇单位的打卡要求之后,那种感受达到了极致,也产生了写一篇小说的灵感。如果一个人没有指纹,该怎么办?按照这个构想,写出了一个中篇小说。我自己很喜欢这篇小说,不在于这是一篇完美的小说,而在于它寄寓了我的心情与思考。

在这里,我不妨简述一下这个小说:“我”因为天生没有指纹,在指纹识别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管理个人的一种精密技术的今天,遇到了单位用指纹识别考勤、买房按手印、买车装指纹锁等各种麻烦。指纹识别仪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普及,而“我”的自由却越来越少。“我”不但不能开车,而且也回不了装上了指纹锁的家,原本,“我”靠盗取朋友的指纹秘密生活着,但是由于朋友的犯罪,使“我”也面临着牢狱之灾。“我”走上了逃亡的道路,并且不乏暴力地设想:砍掉自己的手指得了。

这篇名为《没有指纹的人》的小说,发表在了《山花》杂志2011年第11期的头题。从那以后,我正式成为了《山花》的作者。当时,负责这篇稿子的是冉正万老师,他也是很优秀的小说家,他对我大加鼓励,并让我把好稿子以后都给《山花》,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還印象深刻:“多在《山花》发表好作品,足以让一个青年作家成为全国名家。”这是一个编辑对于自己为之投注心血的刊物的巨大信念。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也在暗示,《山花》对于文学的评判尺度,跟《人民文学》《十月》《收获》等名刊是一样严苛的。

一个在贵阳的刊物,便带着这样的雄心壮志在做文学事业。行内的人都知道,这要比那些得天独厚的历史名刊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获得差不多的影响力。《山花》在坚持。他们也想对自己的作者更好一些。那几年,国内其他刊物的稿费还没涨起来,《山花》便开始想办法,找企业赞助。在杂志的稿费之外,还能得到一家公司的额外奖励稿费。冉正万老师一次跟我说,能不能帮个忙,代表《山花》的作者给那家公司写封感谢信。确实,那家公司的赞助完全是出自文学的公益,在杂志上连宣传版面也没有。我便写了一封感谢信,表达了对他们的敬意。不知道我的信是否慰藉过他们对于文学的爱护之心?可惜的是,后来那家公司效益不好,也顾不上文学了。时过境迁,我连那家公司的全称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城乡”二字,带给人一种很朴实的善意。

《山花》的老主编何锐是个文学界都知道的传奇人物,他的执拗和倔强让《山花》在早期发展阶段克服了种种困境,每次听朋友说起何锐老先生的故事,都有种笑中含泪的感受。在我开始在《山花》发表作品之际,他老人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没有从文学的事业中退休。他开始编书,我的作品有幸被他收入几次,文选的先锋与新锐一直秉持着《山花》的风格。跟传说中的一样,他的口音让人不能完全听懂,但大意都是明白的,都是跟文学、跟作品有关的,还会嘱咐你写相应的文论。

那一年,我参加《十月》的活动,去贵州的一个地方,来回都会经过贵阳。何锐老师得知这个事情,便和编辑部同仁一起设宴招待我们这些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我也是有幸见到了传说中的何锐老先生。他是个朴实、可爱、幽默的老头儿。在宴席上,他的话倒是不多,但能感受他的心情是踏实的,因而我们的心情也是踏实的。有他这样的老先生在,我们知道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在那里,心底是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在返回广州的宴席上,我们被反复挽留,持续享用美酒,然后,我们以疯狂的速度赶往机场。印象中批评家、作家李云雷兄飞往北京的飞机比我晚五分钟,可机场工作人员让他顺利进去了,只把我拦住了,说飞往广州的航班已经停止检票了。短短五分钟,有时候便是这样天差地别的待遇。我居然误机了,人生中第一次。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尤其是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何锐老先生。2019年3月,老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山花》现在的主编李寂荡先生是位诗人,我感觉他身上有种将诗与生活统摄在一起的气质,仿佛随身携带着诗歌的传统。有一年,广东作协请他来给青年作家上课,他来了,话也不多,蓄着恰到好处的胡子。他走在广东的空间里,但他依然携带着那个秘密的诗歌空间, 那仿佛是一个在夜晚围着火炉谈论生命的空间。我读过他写的拥有那种诗意的诗行。我想,这也是《山花》这本杂志的重要密码之一,那就是诗意。《山花》的先锋精神从来都没有远离诗意的发现,这才让文学的探索永远都是在美学的观照之中,而不是走上了别的不属于文学的道路。

借助《山花》,我还结识了很多的年轻同行。比如李晁,每次活动遇见了,都感到很亲切,仿佛是经历了许多共同岁月的老朋友。随着时间的流逝,也确实成了这样的老朋友。他作为湖南人,完全就是被《山花》的那种纯粹的文学精神所“俘虏”了,没错,是“俘虏”,而不是“吸引”,从而在一个原本对他来说极为陌生的地方扎下根来,并开花结果。《山花》的精神不仅会渗透进他的写作中,一定也会渗透进他的内在生命。他对于写作和文学也变得越来越郑重。我看他在访谈中也提到,要摆脱少年气,要有“一刀见血”的力度。这都是一个作家走向丰盈的标志。还有郑瞳兄,曾经来江门和广东的作家一起参加活动,谈论文学与世界,嬉笑怒骂,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和愉悦,他身上的幽默与温雅至今仍在广东文坛传颂。

有时看着书架上的《山花》样刊,我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似乎已经比它年长了。这样的感觉尽管只是莫名的一瞬,然后就消失于漫漫长夜,但已经够让我惊恐的了。凝视着《山花》,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山花》在今年七十周岁了。孔子说,七十岁的样子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似乎正是对《山花》的一种评价,尤其是“随心所欲”四个字,其中的“心”让我回到二十年前自己的心间。《山花》在我的心中依然是那么年轻,它的七十年是毫无暮气的七十年,而我作为它的作者,最为警惕的也许就是人身上随着尘埃郁积而产生的暮气。也就是说,成为它的作者不是一种完成时态,而是一种进行时态。甚至说,未必它还能接受你的文章,你就属于它的理想作者了。当我们总是提理想读者之际,我们是否放松了对理想作者的那种希冀?如果没有了理想作者,那么作者该如何面对那些理想读者呢?

《山花》,最质朴的命名,说实话,不能令人瞩目。而如今在城市中,那些自然生长的花朵何处去寻?那些与人类的塑造无关的,自由开灭的花朵。于是,只能走向连绵广袤的大山野地,去找到一束让自己惊艳的花朵。那山花与你原本毫无关系,但当你看见它,并被它那灿烂的颜色照亮瞳孔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和它的关系胜过你所想攥取的那一切。

作者简介:

王威廉,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省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倒立生活》等。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金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