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教育家型校长素养的核心

□严华银

从思维角度，理性就是培养对终极知识的追求兴趣及随之而来的怀疑能力，强调直达问题核心，超越并克服自身弱点，强调实证而非感性认识。理性既是思维方式，也是行为方式，还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精神和人格。所以，我们评价优秀者，常常谓之富于理性精神。

富于理性精神的人，一般认识全面，对于人、事或物能够从多个方面去了解，详细分析，准确预判，从感性的多个方面进行了解并换位客观分析、判断和推理。这样的人富于自信与勇气，冷静谨慎，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具备独立自主、勇敢担当的人格。

与理性相反的是 “非理性”。非理性的人，常常表现为虽思维正常，但常常情绪化，走极端；大脑机理正常，但因反应紧张、慌乱、相对迟钝，造成瞬间思维断路或者输出困难，导致所谓不加思考的行为。

在中国有那么一群校长，他们理性办学，坚守理性的教育，办出了不一般的学校。从2015 年开始，笔者与教育部名校长培养基地的17 位领航校长同学共进、教学相长。我深入他们所在的学校，观摩课堂，参与教研，与师生座谈，发现了与一般学校很不一样的教学生态。教师普遍自尊自信、气正言直、富于鲜明个性和勃勃生机；学生思维活跃、敢于追问，像教师一样热爱并关心学校，尤善于 “建言”，为学校的发展和未来踊跃建言献策。待深度了解、分析并梳理领航校长的 “言行事功”，我发现万里挑一的领航校长，其脱颖而出绝非偶然。他们总是站在高位，谋深远，持久念；从来多质疑，想透彻，不轻信；一旦认定，则一意执行，绝不左顾右盼，所以他们常有突破和创新。这些恰恰是理性思维、精神和人格的集中体现。

“教育家” 区别于一般教育人的，主要是教育思想。思想何来？思想是在实践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理性之芽！ 富于理性和思想的校长，才有可能引领教师的理性思考，办出理性的教育，培养出理性的人才。我们今天还不大可能要求所有的校长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要求所有的校长要有成为教育家的追求，要有教育家的特质，要有理性，应是理所当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1]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校长要发挥作用，贯彻执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带领广大师生理性办学。

那么，校长又如何修炼提升自己的理性呢？ 从教育家型校长的成功实践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一、立意高远：通过价值观引领理性健康发展

学校和校长的价值观问题不容忽视，这与理性息息相关。价值观的认同是人理性思维和选择的结果，但人的理性思维又总是受制于一定阶段的主流价值观。而基于理性的价值观认同，相较于强行灌输，则更有生命力，更能持续。这种认同，又反过来保障思维的方向和基准，保障思维的价值理性高度。有鉴于此，校长的理性培养也必须从价值观的确立出发。今天，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自应统领教育的一切观点、思想以及实践。人生的意义，在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给世界和未来留下有意义的东西，其追求远远高于物质价值。同时，教育自身的价值，比如立德树人，不仅利己，而且利他、利国、利民；育人以爱而不是恨，授人以渔而不是鱼，教人以思而不仅仅是 “知” 和 “能”，这些需要捍卫且孜孜践行。

对于上述所言的价值观，我们一方面要在科学理解的基础上认同和坚守；另一方面，则应以此对照现实教育、本校教育的是非、长短和优劣，并引领教师或传承发扬、或修补完善。领航校长班中的张勇，是海南陵水中学校长，他率领全校教师，用两年左右时间，梳理、整合、凝练出 “仁智教育，山水文化” 的办学新理念；天津南开中营小学华联校长，在很多学校大搞 “运动式” 文化建设时，坚守百年前建校之初刘宝慈校长确立的 “勤、朴、敏、健” 的校训。两位校长一南一北，一变一守，却都经由审慎、细致、缜密的思考、分析与研究。这样的价值认同，是校长引领团队理性思维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又充分体现着价值观的引领。价值观与理性的频繁互动，可以大大提升校长的思维品质。特别在当下，科技竞争、未来挑战推动着各行各业的发展，我国教育的改革也进入攻坚克难期，而应试升学的压力依然不减，如何顺利度过学校教育的 “胶着” 时刻，需要所有的校长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找到平衡，这需要思维和行动的智慧。

二、精准定位：在校长价值的实现中锤炼理性

校长的职能在于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的规律，引领教师“因材施教”，立德树人。人是活生生的个体，教学则是发展个体的思维和个性，这就要求教师也必须富有创造意识，在教学中学会量体裁衣。教师的这种理性思维，当然得靠校长引领、示范和带动。在现代社会中，学校绝非孤立的存在，行政和社会对于学校的管理、影响和干预或多或少存在，这就要求校长必须努力成为确保师生安静教学、学习的 “过滤器” “安全阀”，而不是一般行政和社会的 “传声筒”和 “路由器”。在这一过程中，对上级文件精神、各地先进经验、媒体宣传典型，校长与教师 “合力” 进行比照分析，提炼整合，融会贯通，择其大要而不为琐屑干扰，为我所用却又不被牵引左右。领航校长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些地方行政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事无巨细管头管足，令人无所适从。有校长说：“如果我们真的将所有的来文一一传达和落实，就什么教学的事儿也做不成了。”领航校长超越一般校长的，还是理性应对的智慧。其智慧就在于善于化腐朽为神奇，与教师共同研讨，巧用化解和整合，最终将形式大于内容的条文、要求和规定消弭于无形，不让正常的教学受到干扰。这一过程，倒反而成为教师与校长理性思维成长的锻炼机会。

三、筑稳基石：从哲学经典中汲取智慧

如何才能具有理性思维？ 一方面，需要校长和教师掌握思维的基本工具和方法，这必须通过逻辑知识、思维理论的学习和积累。校长与教师要阅读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经典，要阅读哲学大家的传记，从中获得思维品质的提升。一般人总认为西方人重理性，东方人重感性，一谈哲学便是古希腊三杰。这些我们当然需要学，甚至崇尚理性教育的很多教育哲学家我们都应该虚心学习；但万不可忘记，我国先秦时期也曾经涌现出灿若星辰一般的哲学大家，如孔孟老庄的儒、道哲学一点也不逊色于人。所以在学习和借鉴方面，我们还是要秉承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原则，汲取古今中外的哲学精华。关键的问题还不在此，而是我们的阅读、借鉴，究竟侧重点在哪里？ 是理念的接受，主张的移用，还是思想的传承？ 从现实的状况看，这三种情况都普遍存在。我以为在这一问题上，还是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我们要汲取的精华是理性，是理性思维、理性精神和理性人格；其次是那些经由历史验证、千锤百炼的真理性 “思想”。青海西宁第二十一中学的于大伟校长，从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生活” 观中深悟并提炼出“过一种丰富多彩的有意义的教育生活” 的主张；宁夏银川金凤第三小学的王晓川校长深研儒家价值观和 “六艺” 教育，创立 “说学教育” 模式，提炼出 “说以成理，学而至善” 的教育思想。这些，就是根植传统和学校历史并进行理性思考后的教育原创。

四、变革治理：通过放权赋能解放大脑

治理喊了这么多年，变革依旧缓慢。除了管理系统的惯性，还在于校长自身的管理理念和自觉，也在于一时难以找到切入口和抓手。如今，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给治理变革插上了翅膀，问题是校长肯不肯、敢不敢 “放权” 和“赋能”？ 敢不敢在 “放权” 中让“治理” 真正落地，做到人人各得其所，管理者有权、有事、有责、有担当？ 肯不肯在 “赋能” 后，使人人心灵自由，主动作为，勇于探求，敢于创造？ 关键是，一旦实行，校长从此可以从权力掌控的自我陶醉和管理事务的繁杂琐屑中 “解放” 出来，最终 “解放” 的是自己的大脑。总有校长调侃，自己是 “屁股指挥脑袋”，大脑从来就不长在自己头上。他们渴望头脑能静下来想点问题，真正的教育问题、教育的真问题。当 “大脑” 一旦真的归位，校长就可以阅读和思考，探索学校教育的本真和初心；就可以登高望远，畅想和勾画学校发展的愿景和学生发展的真谛；就可以放低姿态，沉下心来，观察教学，听取意见，博采众议；就可以斟酌和权衡，集思广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科学决策。

山东临淄晏婴小学的孙镜峰校长正是通过赋能、放权，通过机制激发，保障教师自我管理、自主发展，从而让自己跳脱出来，专注思考、探究农村小学教师发展、课堂教学以及学生学习中长期存在的僵化、机械、刻板问题，寻找学校严重缺乏生机的原因。在理论学习和专家帮助下，他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抓手。他从引导教师围绕国家课程标准在各学科教学中的具体落实入手，在短短数年时间里，让教师的水平大幅度提升，教学质量得到提高，学校师生的教学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活力。校长“大脑解放”[2]之后的“慢思考”[3]，以静制动的大智慧，真正让校长回归校长角色，进而让学校真正回归教学。

五、反思成败：在决策和管理实践中磨炼人格

人的正确思想源自哪里？ 只能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北京市中关村第二小学的杨刚校长很年轻，常被人戏称为“年轻的老校长”。言其“老” 并非言年龄，他还很年轻；也并非言 “老态”，他还相当青春。“老”，是夸他的沉稳、练达，“每临大事有静气”。杨校长并非天生如此。中关村第二小学也经历过一些曲折，杨校长一开始时也紧张，感到压力山大，但他经过慢慢调整，让自己逐渐冷静、理智下来，客观分析原因，努力寻找事实和真相，与班子和团队细致研读文件、政策和法规，商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通过汇报行政部门请求支持，借助媒体舆论正确导向，调动社会资源合力调解，与相关人员积极沟通，校长和团队按分工积极主动作为，很快化难为易，化危为机，解决了问题。杨校长以此为契机，与班子成员、全校教师反思既往，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让危机及其处理成为自己与教师理性发展的过程和机会。领航校长身上独特的理性人格，几乎都是在这样的历练中逐渐磨炼出来的。

当前的竞争、生存压力、发展特别是转型的挑战，使校长身心俱疲。多年前，我曾疾呼 “校长：谁来保护？” 呼吁采取强有力的机制“宽容和保护校长”。[4]这个问题到今天并无多大的改观。而发展理性思维、精神和人格或许可以从校长自我的角度 做出积极的改善，但还需要行政部门、社会多方力量的帮助和支持，对校长的培训，要从单一的思想灌输、理念传播、模式推广，走向思维启迪、精神引领和人格塑造。另一方面，校长在修炼自身理性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和重视教师理性的培养，通过放权赋能，通过决策示范、民主协商、良性互动，通过营造自主、宽容、安全的教育生活，使教师与校长互学共进，比翼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