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婺源看油菜花

2020-12-31 07:26:21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20年11期

王明新

本来我应该觉察到一些端倪的,却完全被忽略,因为事情一开始太过真实——同学聚会。谁还会往别处想呢?这真是一个老套的故事的开始,不过,却有一个别样的结尾。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没几年,许多大学开始面向成人招生,我就这样在工作了近10年后,有幸走进了大学校门。说起来我们那个班还是多少有点不同,是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新闻系,面向全国企业报招收的新闻班,全班29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当然都是企业报从业人员,而能办得起报纸的企业当然都是国有大型或特大型企业,比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公司、燕山石化公司、上海港务局等。招生的时候,名额按省分配,一个省最多不超过两名。当时我29岁,我们班的同学年龄最大的已经41岁,是我们班长,来自黑龙江大庆油田,年龄最小的23岁,来自甘肃白银,也只有年龄最小的这位同学尚未结婚,其余的不是大叔就是大婶。不,还有一位大婶级女同学,31岁,依然单着,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这位31岁还单着的女同学叫黄家惠,就是她给我打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给我抒情地说,老同学,真快啊!时光荏苒,转眼我们毕业已经20多年了,人生有几个20年啊!她说,班长何玉林要召集大家一块聚聚,她已经被任命为这次活动的秘书长,负责联络等各项事宜。在我的印象里,黄家惠是个沉默的女孩,在大学的两年时间里,我几乎怎么没给她说过话,那天她在电话里给我抒起情来没完没了,好像变了一个人。

本来对这样的活动我并不热心,但那段时间因为单位上的一些小事,我心里有点不爽,在这里不说也罢,不是有人说过吗,宇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地球在宇宙中只是无数个星球中的一个,类似于一粒尘埃,因此人类的所有活动对宇宙来说都无关痛痒,因此从宏观上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何况我这点小事!再一个就是,黄家惠说这次聚会的地点选在婺源,我听说婺源的油菜花非常漂亮,那时候我正好喜欢上了摄影,而3月份正是婺源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毕业后的这些年,我虽然利用参加各种笔会之便,全国各地去了不少地方,但婺源还真没去过,因此当黄家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同意了。我找报社领导去请假,报社领导心知肚明在某些事上对我不公,从没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

现在想起来,这个地点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这次聚会是班长何玉林发起的,何玉林在大庆,他即使不把聚会地点放在大庆,至少也应该安排在北京,因为29名同学中有6人在北京或北京附近,再者,既是同学聚会,也应该把我们的任课老师请过来,当然让所有给我们任过课的老师都参加不现实,但至少可以把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请过来,在两年的时间里班主任老师可是与我们朝夕相处,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班主任老师那时候就已经50多岁,現在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不适合长途奔波,哪里还有比北京更合适的地方呢?为什么偏偏选在婺源?

这位叫黄家惠的同学是天津人,在天津大港油田工作,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还算是比较白净,个子中等偏矮,略胖,平时从不主动与人搭话,是那种比较安静的女生,这样的女生往往容易被忽略。她每天除了与我们一样上课下课,去阅览室看书查找资料,去食堂打饭,就是每天一早起来去跑步,她穿着一双白球鞋,头上扎着马尾辫,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围着校园跑,有几次我遇见她跑步回来,脸上挂着的汗珠打湿了刘海。一天下午,我们只有两节课,半下午就结束了,路过排球场,平时喧闹的排球场里空空荡荡,有人提议玩一会,得到集体响应,我们放下书包,男女搭配很快就分成了对垒的两大阵营,这时大家才发现多出一个人来。其实,又不是正式比赛,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什么关系?黄家惠却主动站出来说,你们打,我给你们捡球吧。

其实,我们哪里打过排球,只是照葫芦画瓢胡打一气,球常常被打飞,每当此时,黄家惠就飞快地跑去把球捡回来,她奔跑的时候,由于过于努力,大幅度的摆动着两只手臂,加上腿短,动作不算优美,甚至有点可笑,就这样我们打了半下午球,黄家惠给我们捡了半下午球。正是秋天落叶飘飞的季节,天气凉爽宜人,打球的我们没有累着,倒是黄家惠气喘如牛,衣服都被汗湿了。

第一个学期很快就到了国庆节,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黄家惠虽然算不上离家最近的,也是比较近的,她却没回,就是这一次我们知道她还没结婚。至于没结婚的原因,这样的事不适合打听,估计知道的人不多。

电话快结束的时候,我问黄家惠:庞志学去吗?黄家惠用一个电影的名字肯定地回答了我:一个也不能少。好不容易结束了电话,我计算了一下聚会时间,还有9天,时间非常充裕。那是2007年,即使有高铁也不多,至少我还没听说过,坐飞机太过奢侈,报社肯定不给报。我坐绿皮火车到南昌,然后乘大巴去婺源,下了火车我给黄家惠打了个电话,黄家惠说她已经在婺源等着我们了,并再一次说了我们这次聚会的酒店名称,她说你下了大巴坐出租车吧,不远,30块钱都用不了。

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50年代前后出生的,过惯了穷日子,而且大都是上山下乡知青,后来招工进了企业,又因为有点文化,更多的人是因为喜欢写作,才调入报社吃上新闻这碗饭的。我参加工作后分到油田一个钻井队,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眼看到的景象:在一望无边浩浩荡荡的芦苇丛中,蓝天白云下一个耸立着的高高的钻井架,近处几排白色简易房恰如绿色海洋中的小舢舨,在如血的夕阳中,十几个刚下班的赤条条汉子,用脸盆从一个用钢板焊成的池子里舀了水,一盆一盆从头顶往下浇。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原始部落……

黄家惠说让我打的,大概是怕我舍不得花钱。

我从1984年到1986年在北京上了两年学,按说从山东到北京不算太远,一张车票不过几十块钱,但只要不是寒暑假,五一节啦国庆节啦,我从没动过回家的念头。那时候我结婚才3年,儿子两岁不到,想媳妇更想儿子,但那几十块钱真的不舍得花。毕竟岁数大了记忆力减退,为了跟上功课,我们每天晚上都拼命学习,每到晚上10点就有本科的学生准时在楼道里喊:面包——麦乳精——。那时候的我们多半已经饥肠辘辘,多么想冲一碗香喷喷的麦乳精,再来个面包啃啃啊!可是舍不得,我们学完习就上床睡觉了。就是第一个国庆节,中午,我正在宿舍睡觉,突然听见一个孩子嫩声嫩语的说话声,我一激灵就从床上坐了起来。我觉得那就是我儿子的声音,难道说妻子没打招呼就带着儿子来学校看我了?我既紧张又兴奋,心扑通扑通一阵狂跳。宿舍在三楼,我打开窗户往下看,宿舍楼外长着高大的法国梧桐,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在树下捡落叶,孩子一边捡树叶一边与老太太说着什么。我看了好一会,看得两眼泪花闪闪,失望地关上了窗户。

重新躺到床上,心里一时无法平静,想起我来学校报到妻子送我去车站的情景。从我居住的那个石油小城东营到北京,每天只有一趟长途汽车,早晨5点发车,而从我居住的地方到长途汽车站差不多有10公里,而且考虑到要在学校待两年,我还带了一只柳条箱。那天我和妻子3点多就起床了,妻子给我下了面条,还窝了两个荷包蛋,吃完,我们担心惊醒儿子,我扛着柳条箱,妻子拿着另外一件行李,我们轻手轻脚下了楼。从楼道里推出自行车,借着楼道里的灯光我把柳条箱绑上车后座,然后先把自行车推上公路,我扶着自行车,妻子在前面的大梁上坐好,我才踮着脚跨上自行车。天依然黑着,好处是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后面是摇摇晃晃的柳条箱,前面是妻子,并不好骑,骑到车站天快亮了,我出了一身大汗。解下柳条箱我让妻子立即往回返,我担心儿子醒来,看不见妈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坐上了长途汽车,一路上耳边都是儿子的哭声,以后的很多天依然如此。我写信给妻子,问她回去后儿子醒了没有,终于收到妻子的回信说没醒,儿子的哭声才从我耳边消失。

大巴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出了点故障,司机下来修车,乘客下车方便的方便,抽烟的抽烟,我又给黄家惠打了个电话,前几年报社给部室主任配了手机,话费不用自己掏,所以一路上我至少给黄家惠打过5次电话,每次都是畅通的。当时我怎么就没有一点怀疑呢?全班29名同学,即使不会全来,假如有25个人哪怕是20个人参加聚会,那一天黄家惠的电话也够忙的,而我每次打都是畅通的,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车修好后重新上路,我听说从南昌到婺源有300多公里,那时候高速公路还不太多,我们行驶的这条公路就是一条普通公路。车开了一会,天开始下雨,车窗外的景色迷离起来,远山雾蒙蒙的,近山变得苍翠,路边的野花在小雨中妖娆地招摇着。

入学的第一个学年,寒假还没到,我们早已是归心似箭,用我们汉语言文学老师的话说就是“北京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从北京到我居住的石油小城也是每天只有一趟长途汽车,同样发车很早,坐公交车去长途汽车站根本不赶趟,只好坐火车到济南或者淄博,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回家。我们学校大门外就有个火车票代售点,但这么多学生都赶在一起买票回家,火车票当然不好买。为了买到一张火车票,夜里不到10点就有人开始排队了,我们同宿舍的8个人排了班,两人一组,彻夜排队买票。那个北京的夜晚飘着雨,而不是雪,阴冷而潮湿。雨不大,细得像雾,但从不肯停下。我是第一班,从夜里10点到凌晨2点,因为是早班,比别的班多两个小时。既是因为雨不大,也的确没有伞,我头上顶了张校报,这期报纸的文艺副刊发了我一首诗,是描写大学生早起晨练的,至今我还记得开头的几句:女生们挺着高高的胸脯,挺着美好骄傲;男生们展示着厚实的胸肌,展示着力和宽广。还有人头上顶着杂志或者一块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塑料布。一阵夜风袭来,就会有几颗大粒的雨点从树上落下来,掉进脖子里,浑身禁不住激灵一下子。我把头尽可能往脖子里缩,还是挡不住的寒冷。快两点钟的时候,人一子多起来,为防止加塞,有人开始发号,号用红笔写在纸头上,按号排队。那4个小时,凄风苦雨,又冷又困,但想到即将见到妻子和儿子,我又有了精神。

那4个小时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一晃20多年了……

这时候我手机响了,是黄家惠打来的,我告诉她车已修好,我们已经上路了。天黑了下来,我问司机,司机说还有近两个小时的路程。

第二年开学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去密云水库植树。

每天吃了早饭沿山间小道上山,晚上踏着夕阳回来。我们栽的树是马尾松,先挖坑,树坑整齐地布在山坡上,如一片片鱼鳞,所以也叫鱼鳞坑。坑挖好,将松树苗放进坑里,浇水,填土,一棵树就算完成了。

班里同学不在生产一线,且大都已是中年人,也许是学校考虑到了这一点,几天的忙碌后,为我们放了一天假。密云水库坐落于北京东郊的燕山群峰之间,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水库,蓄水量为4317亿立方米,相当于67个十三陵水库或150个昆明湖。那天上午我们登上巍峨的水库大坝,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只见烟波浩淼,水天相接,鱼船点点,鸟影穿梭,水中小岛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游览中,见我们对眼前的美景赞叹不已,一个不知是游客还是什么人的陌生男子说,我们看到的只是“内湖”,“外湖”才好看呢!并用手指给我们去“外湖”的路线。我沿着这位陌生人所指的方向,看到的是一片起伏的山岭,当然还有山岭间蜿蜒的小道。被幻想中的“外湖”所吸引,我与来自吉林油田的同学庞志学,决定下午去看“外湖”。

吃过中午饭,由于几天的劳累,同学们都午休了,驻地一片静悄悄的,我们两人出发了。这里是燕山山脉,虽然算不上巍峨险峻,但也是山高谷深,一座座山峰,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正是深秋天气,满山遍野都是灌木和藤类植物,酸枣成熟了,一粒粒在遍山的綠色中艳红着。偶尔也会看到山谷里有几棵挺拔的古松,不是乌鸦就是喜鹊在树间嬉闹聒噪。我们爬上一座山峰,幻想中的外湖没有出现,却有一座更高的山峰横亘眼前,当我们以为爬上眼前这座山峰,“外湖”一定会展现在眼前的时候,又会有一座更高的山峰挡住视线。就这样,我们一次次充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外湖”却始终没有现身。开始我们还能在峡谷间看到一点水的影子,那是水库在大山中蜿蜒的余韵,后来连这样的影子也不见了。

不知何时,我们突然发现太阳就要落山了,巨大的落日如一块烧得通红的铁饼,正一点点从山梁上滑落。刚才受了幻想中“外湖”的牵引,忘记了劳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在何处。猛然间发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都为之一惊。置身于大山之中,四顾崇山峻岭,重峦叠嶂,不禁打了几个寒颤。

我们决定立即回返。这时几声鸟叫从附近的树上传来,鸟归巢了,“鸟鸣山愈静”,寂静的大山让我们更加紧张起来。匆匆踏上归途,转过几个山头,天好像是突然之间天就黑下来的,模糊的山岭,重重叠叠;山岭上是模糊的植物,如鬼如魅;脚下是幽暗的山谷,深不可测。一块突起的石头,一棵孤零零的树,这时候都变成了鬼影。山涧突然响起几声不知是什么鸟的凄厉叫声,惊心动魄,整座大山更加阴森可怖。好在有星星点灯,月亮照明,依稀可以看见脚下的山道。我们都不说话,只匆忙赶路,鞋底与山石磨擦,在幽静的大山里发出很响的声音。

不知走了多久,走在前面的庞志学突然停下来说,方向对吗?此时的我早已经失去了方向感,黑夜中的大山又没有任何标志物,我们完全是凭着感觉向前走。我左右看看,没有回答,彼此都能听到对方恐惧的心跳。站了一会,我们又别无选择地向前走。为加快速度,我们放弃山道,从没有道路的山坡上直线往下走,不料却陷入了齐腰深的藤类植物中,那些植物像生着无数吸盘的章鱼,拉着衣角,拽着裤腿,让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奋力挣扎,一次次逃脱藤蔓的缠绕。

突然,我们眼前出现了灯光,一点,两点,三四点,灯光很快就连成了一片,是我们驻地的灯光!灯光,你是多么寻常,又是多么容易被人们忽略啊,今天你却是那样可爱,那样亲切……我和庞志学站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才感到头发和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身体像个蒸笼,散发着滚滚热气。月光下,我们还发现彼此都像一只刺猬,浑身上下扎满了苍耳子和不知什么植物的长刺。我们对望着,无声地笑了一下,快步向着灯光走去。

植树结束的时候,有人提议庆祝庆祝,大家凑份子买了酒,让食堂加了几个菜,全班同学围在用床板拼起来的一张大“桌子”上正喝得酒酣耳热,有女同学发现黄家惠不见了,我和几个还算清醒的男同学出去找。那天没有月亮,大山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一边高一脚低一脚的摸索着往前走,一边喊黄家惠的名字,后来我们听到嘤嘤哭声,循着哭声在水库大坝上找到了黄家惠。我们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说没事,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跟着我们回去了。

20多年了,我们植下的树现在应该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了吧?

庞志学与我同一个宿舍,是吉林石油报的,就是这次一起看“外湖”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次植树我们又分到一个宿舍,晚上关了灯,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发生在他来学校报到的第一个晚上:

我是第一次进京,有点按捺不住,早来了一天,谁知道还有比我更早的呢?他是我的下铺,叫琚晓耕。

你抽烟吗?介绍了各自所在地和工作单位后,我习惯性地来了这么一句。

不抽,我不会。睡在我下铺的琚晓耕说。他是上海来的,在上海港务局。

其实,我也不会。我说。刚才说漏了嘴,现在正好可以挽回。

我们说上山下乡,说招工进城,说工作,说老婆孩子,说一间十多平米的宿舍住八个人怕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口密度了。

夜深了。我毫无睡意。我的全部行囊都是妻子准备的,只有枕头除外,我把枕头芯里塞满了烟叶,足足有好几公斤。枕头边上的提包里有我形影不离的烟口袋和卷烟用的纸。我想,学校也许不会禁止学生吸烟吧,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干部专修科已经年纪一大把的人。不过也难说,还是先不要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刚进校门就落个不遵守纪律的恶名。

下铺的那位也没睡着,趿拉上鞋去了厕所。我竟一下子失去控制,一把拽开提包拉链,取出烟口袋和纸,迅速卷了一支喇叭筒,狠命吸起来。下乡的时候,在松花江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冬天无事可做,农民便整日猫在炕上,不分男女每人手里擎着一根自制的喇叭筒喷云吐雾,我的烟瘾就是那时候熏出来的。一支烟三口两口就吸完了,我怕被下铺的同学发现,将烟头掐灭收好,还用手把缭绕的烟雾赶了赶,然后躺好装出睡熟的样子。谁知这一支烟非但没解渴,反而挑逗得我烟瘾大发,竟有点欲罢不能。厕所离宿舍大约有十多米,我仔细听听,并无半点动静,又急忙卷起一支喇叭筒吸起来。一连吸了三支,我以为他无论如何也该回来了,三支烟虽说不过瘾,但总算把瘾头暂时压了下去,决心不再吸,再次躺好,重新装出睡熟的样子。十多平米的宿舍已是烟雾缭绕,我只能自欺欺人。

躺了足足有七八分钟,别说大小便,就是孩子也该生下来了,可那位老兄仍没回来。心脏病?癫痫?脑溢血……这么一想,我再也躺不住了,从上铺爬下来,趿拉上鞋,打算去厕所看个究竟。

厕所的门没掩死,有一条缝,有轻烟徐徐飘出。哈哈,乖乖,琚晓耕也是在过烟瘾,看来瘾头比我还大。我忍住笑,潜行而回。

又过了一会,他终于回来了,若无其事地上床睡觉。我卷好一支烟丢给他,说,尝尝我的土产品吧,地道的关东烟。

他一愣,急忙将手摆个不停,说,不吸,不吸,我不会。

我笑了笑,说没什么,现在就咱俩,今天晚上好好过足瘾,要当好学生,从明天开始。

他不自然地笑了笑,从床头上的提包里抽出一条烟来,撕开封,拿出一盒,很大方地扔给我,说,凤凰牌的,在上海都不好买,是干个体的朋友送的。

我们都把烟点燃,他吸了一口,夸道;好烟,就是沖了点。与其相反,我吸着他的凤凰牌烟却有点稀汤寡水。吸完这支烟,我仍换了我的喇叭筒,他则还吸自己的凤凰。

说起吸烟的历史,我算是够悠久的了。又点上一支烟后琚晓耕悠悠地说。14岁还不到,我就吸上了。那时候我是个流浪儿,与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在一起,到处捡烟头吸。后来到码头上当了装卸工,有了钱,开始买烟吸,一晃20多年了……

我们吸着,聊着,回忆着那段历史,不知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们差不多同时从床上爬起来。天已经大亮了,一缕阳光透过法国梧桐从窗户里照进来,在窗台上撒下一片金黄色的漂亮光斑,顺着光斑我们向地上一看,都不禁大吃一惊:地上密密麻麻,全是昨天夜里我们丢的烟头。敲门声又响起来,大概是有新的同学来报到了,我们看着满地的烟头不知如何是好……

我也是那天到校的,当学校接新生的汽车把我们拉到学校天色已晚,等我把行李从车上搬下来,有人告诉我们今天太晚了,入学手续什么的没法办了,大家先找到各自的宿舍休息,一切等明天再说。我正茫然,听见有个女生喊:有干部专修科的吗?我急忙伸出一支手臂。那个女生走过来,帮我拿着行李并把我领到宿舍楼前。宿舍楼共五层,男女生混搭,一到三楼住男生,三楼以上是女生。那个女生就是黄家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