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官春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有无古代”问题不仅事关我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合法性,而且对清理和继承我国儿童文学传统和遗产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我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比如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实体”,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建构出来的一个观念,这一观念是在清末民初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儿童文学只有现代,没有古代”[1]。比较典型的又如“外国移植说”,其认为我国儿童文学起源于对西洋儿童读物的翻译,如钱小伯认为孙毓修编译的《无猫国》是我国儿童文学诞生的标志。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如胡从经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至少是在晚清,就已经是‘繁星璀璨’了”[2];王泉根从周作人的童话观出发认为,我国古代儿童文学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具有“两面观”:丰富多彩和没有地位[3]。本文从这一争论出发,试图澄清“古代论”所坚持的“古代”和“现代论”所反对的“古代”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古代”,由此对其争论形成解构,在此基础上,尝试对我国儿童文学进行重新阐释。
我国古代大量的志怪小说,如魏晋志怪、唐宋传奇等都夹杂着许多民间童话故事,由此可以推断,在古代,是存在“儿童”这一阅读群体的。但与今天不同的是,古人把它当作一种猎奇、寻趣的谈资,而没有像今天这样把儿童从成人世界中区分出来,更没有将其作为专属儿童阅读的“文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