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人的执着
——记包昌火先生及其对情报术语的辨析

沈固朝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认识包昌火老师是在我第一次参加竞争情报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记得发言以后，他问我，你或者你的研究生们能否研究一下中国的Intelligence问题。

对这个术语内涵的争议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记得有不少涉及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文章，当时对于“打笔仗”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意义不大。如果说关心，也仅限于课堂上对竞争情报的解释。那是1992年带着学生在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查阅Business Periodical Index，想寻找合法地获取竞争对手信息的方法，为课程“经济文献检索”提供授课资料。其中两个靠近的主题词Business Information和Business Intelligence引起了我的注意，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恰恰是在后一主题词条下发现的。当时因为在历史系攻读博士，没有在竞争情报上花费太多精力，仅订阅一些外文图书和阅读相关文章，直到1994年通过情报刊物知道中国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和上海科技情报所的竞争情报实践，以及包老师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后，才知道竞争情报已经引起国内情报业界的关注，遂于1995年开设研究生课程以便跟上形势。

真正开始关注“情报”一词的中英文辨析，不是缘于教学，而是缘于实践。在2000年开始的竞争情报项目实践中，企业不止一次告诫我们，不要只提供信息，而要提供情报！这一批评震动了我。因为长期以来我不曾注意过两者的区别，反而经常在课堂上用信息来解释情报，甚至要扭转学生们对“情报是‘战时之敌情’”的传统定义的误解。当时的“情报转信息”的大潮和图情一体化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Information=Intelligence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