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俊, 张晓梅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
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问题。[1]从理想的圈层政治地理结构[2]到现实的政区划分[3],其中都有深刻的族群因素存在。而且,中国古代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主流态势,是在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夷之辨”民族观影响之下进行的。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族群分布空间与政治地理空间具有明显的重合,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存在明显的“内地区”与“边疆区”结构性特征。[4]在此种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华夏群体如何建构统摄“四夷”群体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即“中国”如何与“天下”重合,并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始终是王朝国家建构、治理的重大问题。[5]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必然涉及到不同族群的政治空间整合问题,地缘因素也就成为历朝开边、治边的主要因素之一,叶自成、[6]马大正、[7]方铁[8]等学者对此问题已多有阐释。地缘因素影响开边、治边,则必然对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也会产生深刻影响。西南地区(在大一统王朝国家层面上,本文涉及到的秦汉“西南地区”区域范围当前有争议,本文认同并采用王文光、[9]朱映占[10]的意见,即“西南地区”包括汉中、巴蜀、西南夷地区)是“中国”与“天下”重合问题涉及到的重要区域,且自宋以来郭允蹈、[11]顾祖禹、[12]刘逢春、[13]萧映朝[14]等就其不同区域的地缘意义及影响进行过较详的讨论。本文的旨趣,则在分析和讨论地缘因素对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