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公共性再造：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基于福建省晋江市S村移风易俗的实证分析

李永萍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人财物等资源不断外流，农村人口逐渐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城市安居，农村逐渐空心化和乡村社会活力衰退[1]。这不仅影响了农民村庄生活的福利体验，而且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风险。可见，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不再仅仅是国家资源的分配，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完善，亟待拓展乡村治理的实践深度，深入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与文化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扭转乡村社会转型趋势提供了重要契机。面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境遇，乡村振兴不能仅仅局限于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更要关注乡村文化的振兴[2]。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的经济问题，而是农民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社会关系失衡等文化失调的问题，因此乡村振兴的重点应该是文化建设[3]，并通过农民生产生活的再组织化拓展乡村振兴的想象力[4]，通过乡风文明建设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

“风俗”是中国传统社会大众生活文化特性的词语概括，具有较强的伦理品性和地方特性[5]，虽然具有流动贯注的传习性与扩散性，但也有着难以变化移易的凝固性[6]。风俗作为连接日常生活的纽带构成了伦理道德实现的最佳途径[7]。风俗的发展是演进式的，而非替代性的。空间序列上的风俗并非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稳定且持续的连续体[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