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处共学于书院：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中的团体生活模式

魏文一

一、乡约即学校

193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工作，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建设，视其为“顶要紧”的事。乡学、村学是其精心设计的组织构造方案，它们以“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为目标，融教化、教育及自治于一体，回应近代以来的政教危机；以组织的力量引进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破解乡村凋敝的困局。此方案汲取传统乡约“人生向上，志气提振”之优势，又能改消极的顾恤为积极的合作，从而创造出一种“新乡约”“新礼俗”，为中国文化寻找一条新出路[1]311。既然梁先生亲口将乡学、村学定义为“新乡约”，对于它的性质，似乎不必有太多疑问。以至今日，我们仍会不自觉地将乡约作为乡学、村学的“原型”。

不过，这一理解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凸显乡学、村学的学校属性。换言之，乡约即学校。所有乡民、村民，除了家庭宗族、乡亲邻里的身份关系之外，亦是师生同学关系，甚至后者更为根本。就此而言，乡、村已经不仅仅是地理、习俗、历史语境下自我演化的血缘、地缘共同体，更是志趣相投、彼此砥砺、共求进步的学习共同体。

其实，梁先生有一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合并。囿于当时的行政区划，以便利起见，行政区域即教育区域，自上而下分别是国学、省学、县学、区学、乡镇学，共五级(1)1933年，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开始后，取消原来的7个区，全县划分为14个乡，乡设乡学；乡以下的村经改并后，逐步建立村学。在此次调整之前，邹平县有7个区157个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