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改兰
(忻州师范学院五寨分院,山西 忻州 036200)
归化和异化之争在翻译界已有较长的历史,这一讨论的双方目前仍未达成共识。从各类文本,特别是文学文本来看,郭建中认为:“不论是在当代还是在历史上,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即归化)的原则似乎是占了上风。”[1]周晶、何元建对比4 个中文译本后发现,原著中有145 个表述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片段,4 个译本对于原著的翻译都有采用归化策略,最少的版本有37 处,占25%,最多的则达58 处,占40%,综合而言,归化确实是在翻译过程中使用十分频繁且重要的重要手法[2]。葛校琴从后殖民视域出发,认为归化策略的本质是文化殖民主义,提倡采用异化策略,作为一种抵抗手段,来寻求文化交流上的平等[3]。本文试从老舍《老字号》的翻译实践出发,探究在当今全球化大环境下,归化和异化均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举出具体的翻译实例来证明归化和异化共同使用的重要性。
文学翻译和一般性文本的翻译不同,译者除了要传达原文的基本信息之外,还需要将文学文本的美学特点传达给目标读者[4]。此外,所有作家都有自身的语言风格和特点,在翻译的时候,如何将原文的韵味完整地传递给目标读者,则需要译者作出选择。林语堂先生认为:“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5]对于文学文本而言,艺术性无疑是最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