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研究主题述评与展望

姜 红，苏 笑，吴玉浩,

（1.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2.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3.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荷兰鹿特丹 3062 PA）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企业间正由产品竞争逐渐演变为以技术为核心的较量。倘若企业能够在所处的行业中率先制定标准并加以推广，则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巨大优势。因此，标准的研制与推广已成为企业重点研究与投入的方向。然而依据资源依赖理论的逻辑内核，单个企业往往难以具备研发标准所须的所有核心技术与专利，这导致独占标准在标准化实践中难度极高。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加入技术标准联盟，共同研发标准并进行市场推广。处于联盟中的企业可以实现资源优劣互补，共同开发市场、共担风险，进行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传递与整合［1］，并最终通过标准研发达成自身的战略目标，赢得可持续性竞争优势。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发达国家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纷纷选择组建各自的技术标准联盟，例如通信行业组建了GSM 联盟、WCDMA 联盟等，计算机与多媒体行业的DVD 的6C和3C 联盟、“蓝牙”联盟等。由此可见，产业创新范式正在发生改变，传统封闭式的创新范式正逐步转变为现代开放式的创新范式［2］，作为当下新兴的合作方式，技术标准联盟已经成为驱动产业结构转型、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3］。

随着技术标准的战略地位日益彰显，我国愈发重视技术标准联盟的组建，政府表现出鲜明的支持态度。譬如我国在标准化管理改革中提出的“团体标准”建设，便是从行业层面对技术标准联盟的有力推动举措。当前在技术和市场具备领先优势的行业都已逐步认识到技术标准联盟的重要性，并积极致力于技术标准联盟的组建与扩张，如近年来发展如火如荼的TD-SCDMA 产业联盟、“闪联”、WAPI 产业联盟等。众多标准化实践经验表明，技术标准联盟的成败与企业自身能否在竞争中胜出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如何提高技术标准联盟运营绩效的研究显得愈发必要。

就国内外技术标准联盟的现有研究成果而言，大多是由战略联盟的研究脉络演化而来。学者们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围绕技术标准联盟的内涵、形成动因、联盟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等层面展开。譬如Katz 等［4］认为，只有具备相当实力与资源的企业才有可能实行独占标准战略，否则会通过显性或隐性转移的方式加入技术标准联盟。Shapiro［5］提出技术标准联盟是多个专利拥有者所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目的在于共享技术专利或对外进行专利许可。Yoshino 等［6］则由微观视角剖析技术标准联盟的形成动机，涉及市场动机、技术动机、风险共担动机、网络效应、消除技术/产品使用顾虑等因素。周青等［7］通过对技术标准联盟形成条件的研究，明确了技术标准联盟的形成路径，即“协作研发—成果专利化和产业化—技术标准联盟—标准确立和推广”。

在技术标准联盟绩效层面，国内外学者讨论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伙伴选择［8］、知识管理［9］、联盟资源［10］、创新机制等［11］。其中，网络结构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的影响一直是该领域的研究焦点。自社会网络理论和Granovetter［12］的结构洞理论被引入至联盟绩效的讨论之后，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到网络结构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的影响，并发现了“嵌入性悖论”——网络结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Uzzi［13］建议维持强弱关系之间的平衡，对于企业网络而言最为有效，继而有学者提出应当拓展时间维度，从动态视角全面把握网络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并开始引入生命周期理论研究技术标准联盟［14］。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从技术标准联盟的内涵与绩效、网络结构在技术标准联盟绩效方向的研究以及生命周期在技术标准联盟方向的研究三个角度入手，尝试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归纳梳理，并据此提出对于未来研究方向的思考与展望。

1 技术标准联盟与联盟绩效

学术界对技术标准联盟的探索源于对专利联盟的相关研究，其概念最早于上世纪90 年代正式提出。目前国内外文献中，与技术标准联盟相似的概念有标准联盟、技术联盟、标准化联盟、技术创新联盟等。贾贺峰［15］强调，这些概念的内容互有交叉，虽然核心内涵相似，但各自又具备不同的侧重点，例如技术创新联盟强调在技术的创新过程中联盟的重要作用，标准化联盟着眼于技术标准化，更偏重技术标准是一个动态扩散过程。即便对技术标准联盟而言，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定义，并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得以不断完善。例如，从联盟组织形式角度，张运生等［16］认为技术标准联盟的本质是相关许可协议的集合体，是一种典型的契约型联盟形式。聚焦于专利许可，Li 等［17］指出技术标准联盟是由多个与标准有关的技术或专利的所有人通过技术共享，将其专利技术汇聚至技术标准中，并统一对外采取专利许可的联盟组织。就联盟目标而言，代达华等［18］强调技术标准联盟是企业围绕标准制定所形成的战略联盟，目的在于促进技术标准的研发与价值的积累。总体来看，由Hemphill［19］提出的概念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即技术标准联盟指的是多家企业以共同发起一项技术标准、并将标准进行市场扩散为战略目标而形成的联盟组织，其中以拥有较强R&D实力和关键技术知识产权的企业为核心。由此可知，技术标准联盟的联盟任务是标准开发和市场扩散，这也是技术标准联盟的本质特征所在。

技术标准联盟的绩效问题一直是该领域中的研究热点。目前学术界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的衡量指标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研究之初，学者们多从战略联盟的视角出发，将战略联盟或企业联盟的绩效指标应用于技术标准联盟。如Sarkar 等［20］从战略性与任务性角度界定联盟绩效；Arino［21］将联盟合作绩效划分成财务、运营和组织有效性三个角度衡量。Ren 等［22］整理前人研究认为联盟存活率、财务指标、目标达成度、群体满意度和学习效果是衡量联盟绩效的可选指标。就技术标准联盟情境而言，Zhou 等［23］认为运用财务指标进行衡量较为困难，便由运营成本、销售额、技术开发风险、交流学习效果四个角度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展开测量。Li 等［17］由标准专利增长率、专利授权收入增长率、技术标准的扩散率对技术标准联盟创新绩效进行评价。Wen 等［24］结合新产品引入率来测度技术标准联盟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从国内研究来看，杨皎平等［1］则从战略联盟视角出发，采用创新绩效和组织有效性衡量联盟绩效。胡杨成［25］亦将标准联盟视为战略联盟的一种，结合Arino 的指标将联盟绩效定义为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两者的综合实现程度。傅慧等［26］通过战略绩效和财务绩效测度联盟合作绩效。裴蓓［27］主张运用创新绩效和经营绩效衡量技术标准联盟绩效，其中创新绩效具体体现在新产品的改进和创新有较好的市场反应、新技术在产业领域得到有效的扩散、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较高、技术创新能力有效提高等四方面。王安宇则反对用财务指标衡量技术标准联盟的绩效。其在研究中指出，投入与产出的无形化、评价指标的非财务化、评价标准的多样化以及评价过程的动态化才是针对性衡量技术标准联盟绩效所需的指标［28］。戴海闻等［29］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总量这一指标来对技术标准联盟的创新绩效展开测度。为了更好地凸显技术标准联盟的特性，姜红等［30］选择使用联盟标准化速度和联盟标准化质量两个指标来衡量技术标准联盟绩效。

综合国内外文献可知，以往研究对于技术标准联盟的绩效衡量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由战略联盟、企业联盟的绩效衡量方法转化而来，主要测算财务指标或综合目标实现程度；另一种则从技术标准联盟自身的特征出发，用创新这一技术标准联盟最核心的资源衡量其绩效。对前者而言，倘若使用财务指标衡量，优点在于量化操作性强，有多维指标可以选取分析，但用财务指标衡量普通战略联盟绩效不免存在一定局限性，而衡量以知识转移和整合为主的技术标准联盟效果则缺乏一定代表性，因此主流观点认为不宜过于依靠财务指标来衡量技术标准联盟绩效。若选取个体或集体的目标实现程度来衡量，虽然针对性与效力增强，但其衡量过程较为抽象，指标难以选取，一般只用作定性的案例分析。因而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的是用创新绩效来衡量技术标准联盟的绩效，这一方式多由企业自我中心网络出发，更关注技术标准联盟的自身特质。

2 网络结构与技术标准联盟绩效

2.1 网络结构内涵

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一种典型的合作网络组织［31］，网络结构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的影响已经逐步成为技术标准联盟研究领域的热点，但既得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也有学者认为是负向相关，学术界将此称为“嵌入性悖论”［13］。究其根源，这是因为以往研究对网络结构的概念或描述界定尚未清晰。例如，Padula［32］认为当联盟网络关系紧密时更容易激发高频率创新。这里所谓的“紧密”，事实上是并含了关系强度与网络密度的描述，由后续研究可知，这两个指标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别，倘若不对两者加以区分，会由于其隐性权重分配不均而引起分歧。

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逐步延伸出嵌入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等诸多研究领域。其中，自Polanyi 提出网络嵌入性以来，历经几十余年的发展，逐步演化出相关的主流理论体系，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网络与组织发展理论，并逐步向社会资本、战略联盟、创新网络等新经济社会学理论延伸。由网络嵌入性出发，Granovetter［12］将网络结构分为结构性嵌入性与关系性嵌入性两个层面，亦有学者将其表述为结构性嵌入性资本和关系性嵌入性资本、结构要素和关系要素。结构性嵌入性是由整体视角切入，即从整体网络角度来衡量联盟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优势，包括网络规模、中心性、结构洞特征等指标，关注的是企业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所为其创造社会资本的数量。关系性嵌入性是从自我中心网络入手，更强调网络中成员的异质性，包括关系强度、关系多样性、联结的方向与对称性等指标，考察的是由企业自身出发与其他企业构建的关系能为企业带来社会资本的数量。

此外，部分学者将网络结构由四个层面进行分析：即包括网络联结（tie）、网络位置（relationship）、网络组成、网络成员四个角度［33］。其中网络联结主要指联结性质（如合作性与竞争性）、联结强度、联结多样性等；网络位置主要指网络中心度；网络组成主要指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范围等；网络成员强调节点本身的异质性，衡量角度较为多元，例如成员自身的能力、在行业中的地位等。

由此可见，对于网络结构概念的清晰界定为研究网络结构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影响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期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也同样关注到这一点，逐渐采取相似的研究范式来对网络结构做出更为清晰的界定及细致的分类。

2.2 嵌入性悖论解析

即便将网络结构分解成结构嵌入性资本和关系嵌入性资本来审视国内外文献，学术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分歧。

一方面，就结构嵌入性资本而言，多数学者认为结构性嵌入性资本与技术标准联盟绩效正相关。Ibarra［34］的研究结果表明，群体的中心性越高，则成员的创新绩效亦会随之提高；戴海闻等［29］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得出企业拥有的合作伙伴关系越多，其创新绩效越高的结论；王腾飞［35］聚焦我国的技术标准联盟情境，认为网络规模、网络中心度与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关系。然而，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结构性嵌入性资本与技术标准联盟绩效负相关。Sparrowe［36］认为网络中心性负相关于群体绩效；曾德明等［37］从资源禀赋的视角出发，认为结构嵌入性资本由网络密度和可达效率两个层面组成，且网络密度越稀疏、可达效率越高，则联盟网络对企业标准化的促进效应越显著。文金艳等［38］将标准联盟网络结构嵌入性分为中心性和结构洞两个维度，研究证实了两者对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中中心性发挥正向影响，而结构洞产生负向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关系嵌入性资本，同样存在学术研究上的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关系性嵌入性资本与技术标准联盟绩效正相关。杨皎平等［1］从知识转移与知识整合角度出发，其实证研究发现关系强度和联盟绩效呈正相关；周青等［7］从合作伙伴的选择与关系角度切入，证实了关系依赖性与联盟绩效相互促进的观点；杜欣［39］通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市场导向型联盟还是技术导向型联盟，关系性嵌入性资本都会正向调节联盟创新绩效。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关系性嵌入性资本与联盟绩效负相关。Granovetter［12］的弱联系理论认为弱联系具有信息获取、时机、以及介绍三种形式的信息利益；谈蓉等［40］认为，在企业的纵向联盟中，关系资本负向作用于创新绩效；祝鑫梅等［41］认为成员广泛、积极参与的网络有助于凝聚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并将资源价值转化为标准产出。

目前对于嵌入性悖论的解释方法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见解，综合国内外文献成果来看，对这一分歧较为主流的解释方法是引入调节变量或从动态视角予以探究。以关系性嵌入性资本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的影响为例，解决研究分歧的潜在切入点是综合考虑技术标准联盟发展的不同组成阶段。李冬梅等［14］指出，联盟组建者的网络关系资本对技术标准联盟产生的影响，在标准联盟所处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在标准联盟发展初期，组建者会吸引与之具有强联系的企业加入联盟；在标准联盟发展成熟后，随着竞争日趋激烈，此时在同行业内的强联系难以维系，导致经营风险加剧。与之相反，此时确立广泛的弱联系有助于联盟的发展。

3 生命周期与技术标准联盟

生命周期理论最早是由希尔和汉森基于多学科研究提出，主要刻画了家庭（或人）的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的过程。随着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演化得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学者们随后开始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战略联盟，初期将战略联盟的发展演化细分为目标确认、边界识别、价值实现等阶段，随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加入寻觅与选择两个初级阶段，亦有学者提出了确定合作方式、选择合作伙伴、合作协商、伙伴管理、绩效评价的五阶段生命周期模型。朱泽等［42］将战略联盟生命周期分为提出设想、签订协议、合作评估、过程协商、投资与巩固几个阶段，提出企业管理者应当在不同时段要转换角色。徐薇等［43］将战略联盟划分成寻觅与选择、明确目标、边界确定、创造关系四个阶段。

目前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仍较为少见，尽管有部分学者意识到由动态角度分析技术标准联盟的重要性，但大多是由网络关系与技术标准联盟绩效交互影响的层面展开动态分析，少有研究按照时间线脉络进行拓展。在已有的文献成果中，Keil［44］提出联盟涵盖标准创建与标准扩散阶段。李伟［45］认为技术联盟演化周期可划分为起始阶段、结构化阶段和绩效实现阶段。张琰飞等［46］将技术标准联盟发展阶段划分为萌芽、组建、发展、成熟及衰退等阶段。龚艳萍等［47］基于此进一步将其描述为联盟萌芽期、联盟组建期、联盟技术发展期、联盟市场扩张期和联盟成熟期。孙学斌［4］将技术标准联盟分解成形成、发展、成熟及衰退四个阶段。

就具体案例分析而言，目前国内罕有学者将生命周期理论应用至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情境之中，且几乎都选择将TD-SCDMA 产业联盟作为研究主体。在对WAPI 联盟及闪联的发展阶段划分上，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但对TD-SCDMA 产业联盟的生命周期界定，学界的结论相对统一。虽然不同研究成果对技术标准联盟经历的生命周期阶段命名有所差别，但基本都将其划分为1998—2002、2002—2009、2009 至今三个时间段［4，30，48］。

事实上，考虑到技术标准联盟属于战略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亦可将战略联盟生命周期的部分分析思路应用至技术标准联盟。虽然学者对技术标准联盟各阶段的具体划分依据及其命名存在一定分歧，但总体的研究视角大致较为相似。综合来看，大都将其划分为联盟组建、联盟发展、联盟成熟、联盟衰退四个核心环节。不过，目前无论是对于战略联盟还是技术标准联盟，尚未形成一套可量化的、普适性的生命周期测度方法，仅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来针对某一联盟的演化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如上文提及的TD-SCDMA 产业联盟）。

4 研究总结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方面文献的归纳梳理，可知当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

（1）关于技术标准联盟的内涵界定，学术界已对此达成明确共识，并可将技术标准联盟与其他相似的几个概念有效区分，并通过对战略联盟、R&D联盟和专利联盟的比较分析来着重突出技术标准联盟自身的特质，并使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同时，对于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的衡量虽未形成统一的测度指标，但主张通过创新绩效来衡量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的观点正在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技术标准联盟是战略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从战略联盟领域发展而来的一些绩效衡量指标也仍被部分学者采用于技术标准联盟领域的研究之中，并常常与创新绩效相结合，由此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进行综合考量。

（2）关于网络结构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多数学者认为网络结构与技术标准联盟绩效两者间呈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得出负相关的结论，这一分歧便是嵌入性悖论。对于嵌入性悖论的研究，首先需要清晰界定网络结构的概念与衡量维度。尽管当前存在诸多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但对于嵌入性悖论，有学者提出应以社会网络理论依据，结合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两个核心维度，从权变视角或动态视角展开进一步研究，这可能会成为未来重要的研究突破点。

（3）关于生命周期理论与技术标准联盟研究的结合。该问题的本质是由动态视角来审视技术标准联盟的发展问题。目前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战略联盟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将该理论与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还较为缺乏，仅针对特定案例进行定性分析，因此该领域在未来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4.2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归纳梳理，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围绕以下方面开展：

（1）技术标准联盟创新绩效测度指标的选取。技术标准联盟标准实施效果的科学评价对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技术标准联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是采用创新绩效来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进行评价，然而对于创新绩效应当选取何种指标衡量，仍然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就当前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而言，也大多由企业自我中心网络出发，以某个特定联盟企业为研究对象来衡量创新绩效。未来的研究可尝试由创新视角出发，针对性拟合一套适合于技术标准联盟的普适性绩效衡量指标，并进一步将其应用至实证研究予以验证。

（2）拓展嵌入性悖论的研究视阈。尽管目前学术界关于网络结构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影响的研究较为广泛，并出现了诸多分歧，但少有研究对这些分歧进行总结并系统分析其内在原因。未来，可从权变或动态视角切入，对现有的研究分歧进行归纳、分类与解释，并选取典型企业与代表性产业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拓宽标准化领域的现有研究范围，可能会得到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3）深化生命周期理论在技术标准联盟绩效领域的研究。目前将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技术标准联盟领域的研究较为缺乏，且局限于案例分析。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企业间标准化合作的平台，其标准化过程涉及技术标准的制定、实施及推广等环节。因此，未来可聚焦于时间视角，将该理论进一步发展至联盟绩效层面的研究，并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从而为联盟企业管理者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准化战略制定提供针对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