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煦 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强调:从辛亥革命发动之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辛亥革命不仅是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进行的一次伟大探索,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的发展而言,也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我们加以回顾。
近代,“民族国家”成为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国家形态,国家建构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相辅相成。对于正在谋求国家独立、中华振兴,勠力开创新型民主共和国家的辛亥革命先驱而言,培育一个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强大民族共同体,无疑具有巩固国家根基、树立政权合法性、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但在这一进程中,辛亥革命先驱们需要面对并协调中华文明几千年以来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而非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现实,平衡西方舶来的“民族国家”与中国传统的“文明国家”政治形态的关系,更要扭转封建王朝遗留的、很大程度上是靠“皇权认同”“王朝认同”“皇帝(血亲)认同”所构建和维系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合模式,从而实现传统“天下”体制向现代国家的飞跃。
在这方面,辛亥革命先驱和当时关心中国命运的进步人士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20世纪初,革命派、改良派在论战中,已经触及中国在政体改变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民族问题。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提出了“中国民族”(《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中华民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的概念,尤其后者的提出成为“中华民族”作为明确概念在中国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