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样本库的发展、应用现状与探讨

赵小燕，裴宇盛，高华，杜然然

·生物样本库建设·

生物安全样本库的发展、应用现状与探讨

赵小燕，裴宇盛，高华，杜然然

102600 北京，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药理室

随着转化医学、精准医学和个体化医疗的兴起及迅猛发展，生物样本库的概念逐渐引起了国内外政府及研究机构的重视，各国政府更是加大了对建库资金的投入力度[1]。生物样本是实现临床到科研，再将科研成果快速用于临床，在提高科研效率的同时，能够让患者充分受益的重要生物资源。生物样本库已经成为临床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生命科学研究、个体化治疗、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基础设施[2]。

近年来，国内外生物样本库逐渐实现了大规模、高质量的发展，生物样本库所涵盖的信息愈加完善。国外生物样本库已经明显呈现了网络化、联盟化的趋势，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生物样本库已完成全国性的联合，使得资源共享应用、质量管理体系统一、协调合作更加高效[3]。和国外的发展进程相比，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基于丰富的生物样本资源，在建库方面优势明显。近年来我国生物样本库的发展极为迅速，国内多地都已经建立了大型生物样本库。1994 年中国科学院建立的中华民族永生细胞库是我国最早的生物样本库。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生物样本库建设的标准操作规程和信息数据标准有了很大的改善[4]。

在生物安全相关样本库建库及管理方面，2005 年在国家卫健委主导下，形成并逐步完善了国家微生物资源保藏平台，由于起步较晚，生物安全样本从采集、运输、检定到处置的全流程监管规范和标准体系缺失，急需建立样本库数据和质量管理体系，搭建分散实体库和集中信息库。

2020 年 2 月 14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要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加快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重要病原体及其媒介生物、宿主生物和人类遗传资源等生物样本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我国的生物相关样本库存在标准缺失、利用率低下、信息孤立和人类遗传资源外流等诸多问题，生物安全形势严峻。本文将从生物安全相关样本库的建设现状、质量管理、信息化建设、共享应用情况几个方面入手对生物安全样本库的建设现状进行探讨。

1 生物样本库、生物安全样本库定义和分类

对于生物样本库的定义，我们可以分为两块来理解，首先是生物样本，生物样本是指将一些组织、血液、体液及生物大分子等利用蜡块或者冰冻制成可以用于诊断和分析的标本。把这些样本规范化收集、保存，进行合理的处置，对相关生物学信息和临床信息进行汇总和储存，并在疾病诊断和预防、药物研发等研究需要时为其所用，这样一个既包含实体又包含相关数据信息及相关流程和政策的集合称为生物样本库[5]。

可以根据单位或部门、规模大小、虚拟或实体、使用目的等进行样本库分类[6]。按照样本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肿瘤组织生物样本库、消化系统疾病生物样本库、代谢疾病生物样本库等。按照使用目的又可以分为人口生物样本库和疾病生物样本库[7]。

目前生物安全样本库还没有统一的概念，我们认为主要是指保藏烈性、重要人畜病原体及其媒介生物、宿主动物和人类遗传资源等的样本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是指具有保藏价值的，可以人工培养的，需要经过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鉴定、分类并给予固定编号的，能使人类或者动物致病的病毒、细菌、真菌、放线菌、螺旋体、立克次体等微生物[8]。

2 国内外生物安全样本库现状

2.1 国外生物安全样本库现状

20 世纪 20 年代，工业化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病原微生物菌（毒）株保藏对疾病研究的重要性，逐步制定了重要病原体管理技术规范，并开发相关数据库从全球猎取重要生物资源。

发达国家生物样本库建设起步较早，其对微生物资源的收集、保藏、研究以及开发利用非常重视。捷克的生物学家在 1890 – 1911 年间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收集、保存一大批有价值的微生物资源[9]。几乎同一时间，欧美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有着本国特色的微生物菌（毒）株资源保藏中心，由于二战的爆发，许多保藏库都遭到毁灭，荷兰的真菌保藏中心（CBS）是现存最早的微生物资源保藏中心[10]。二战后，前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微生物保藏中心，专门设立了高致病性及烈性传染病菌株库，并制定了包含该国特色的技术要求。目前，俄罗斯微生物保藏中心主要从事细菌和真菌的分类及生态研究，制定标本采集、菌株分离鉴定及保藏技术规范。英国的国家菌种保藏中心是英国最大的菌种保藏中心，该中心保藏了细菌、真菌、放线菌等资源，并记载了菌株的生长条件、纯化、鉴别及保藏的标准规范，为生物样本资源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美国国防部于 1996 年建立了全球新发传染病监测系统，重点监测新发、突发传染病，规范了生物样本的保藏管理，推动了生物安全样本库的建设、科学研究及标准的制定。其他从事相关研究的国外机构主要有欧洲生物样本库与分子生物资源研究机构和国际生物和环境样本库协会，主要贡献是在伦理、法规和管理方面提出标准和规范及创建了生物样本库的规范和标准体系。

发达国家生物样本库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较为成熟。发达国家在微生物菌株保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从病原发现、分离、纯化、检定、保藏到利用的技术规范，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和不可替代的科学研究团队及稀缺资源占有者。2008 年成立的泛欧洲生物样本库与生物分子资源研究平台、2009 年成立的澳大利亚生物样本网络均已成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生物样本库；2018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了 ISO 20387：2018 生物样本库质量和能力通用要求，这个要求是 ISO 成员国目前普遍认可的标准。

2.2 国内生物安全样本库发展现状

我国对微生物资源引起重视并进行保藏管理、建立相关生物样本库认识比国外发达国家要晚，生物安全样本库管理规范和标准体系匮乏，生物安全形式不容乐观。我国全国性质的微生物资源保藏管理委员会是在 1951 年成立的，该委员会不仅对微生物资源的收集、保藏提出引导性的建议，委员会成立不久后初步有了自己的实体库，对微生物资源进行收集、保藏并对有用的资源开展研究工作[10]。

我国生物安全样本库建设起步较晚。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开始重视生物资源管理工作。1985 年，中国医学真菌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中国医学细菌保藏管理中心、中国医学病毒菌种保藏管理中心及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陆续建立。2003 年非典过后，一些重要的单位被国家卫生计生委选取作为 SARS 毒株的保藏单位[10]。2005 年，在国家科技部资源共享平台的资助下，形成并逐步完善了国家微生物资源保藏平台；2010 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导下，逐步认证了 6 个国家级病原微生物保藏中心。随后，部分大型医疗机构及高校建立了用于研究的样本库，各省也逐步建立本省的病原微生物保藏中心，生物资源的重要性逐步被认知。国家级病原微生物保藏中心是以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主要机构为依托建立起来的，相对而言，这些研究机构拥有较好的基础，实力和水平在国内都比较高，不仅拥有良好的基础建设，更是以生物安全战略发展为指引，为国家安全和相关菌（毒）株的研究提供了支撑。

国内拥有病原微生物菌（毒）株类生物安全样本库的单位有：

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传染病所是 1953 年成立的，该所的领导单位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一所国家级细菌性传染病预防控制专业机构，该所的成立一方面面临的是国外细菌武器的大肆扩张使用，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烈性传染病进行整体的预防和控制。该单位承担国家级重大传染病病原体及相关媒介宿主监测和防控工作，主持了重要病原实验室生物安全、菌（毒）株保藏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的制定，建立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菌（毒）株保藏中心。传染病所的主要研究病原体有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等细菌性 P3 病原体。

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下属机构以及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病毒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和研究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于 1949 年成立，其前身是中央卫生研究院病毒系。病毒所拥有完善的病毒检测体系与参比实验室系统。其研究的病原体有埃博拉、MERS 和狂犬病等 P3 病原体，曾经多次获得“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先进集体”“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集体记大功”等荣誉称号。

⑶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武汉病毒所是专门从事病毒学基础研究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成立于 1956 年，是我国首个拥有 P4 生物实验室的单位。该所重点关注病毒学、新兴生物技术以及生物安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集中力量突破以马尔堡等 P4 烈性病原体为代表的新发、突发烈性传染病病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问题。同时，武汉病毒所是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平台和病毒资源保藏平台的领军单位，在病毒生物安全和保藏资源实力雄厚。

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医学研究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于 1951 年在上海成立。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作为军科院的直属单位，长期以来从事烈性传染病病原体的研究工作，是我国唯一一所专门向联合国宣布从事生物武器防护研究的机构。近年来多次承担国家和军队关于烈性病原体的重大检测任务，2014 年在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当中发挥了中坚作用。该研究所目前的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以 P3 媒介传播病原体为主，例如蚊、蜱和蝙蝠，着重研究相关病原体的样本采集、鉴定保藏、使用以及信息管理技术要求。

⑸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于 2004 年建院，是一所公益性检验检测检疫中央研究机构，隶属于国家质检总局外来传染病防控重点实验室，该院致力于解决检验检测检疫中出现的科学研究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科技服务，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保护国家生态安全。该院在许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重大活动中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例如甲型流感、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非洲猪瘟、登革热、2020 年新冠肺炎等疫情的防控以及奥运会、世博会等活动的安全保障。在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方面，以入境重要烈性病原体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境内重要边境口岸的媒介生物、宿主动物和分离的病原体的监测、收集以及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⑹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作为兽医领域最早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于 1948 年在黑龙江省成立，在动物疫病研究和公共卫生领域取得具有重大突破的原创成果。该所目前拥有国内唯一一个大动物生物安全四级设施——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近年来，在研究和防控“禽流感”、“非典”、猪“蓝耳病”和仔猪病毒性腹泻防控等领域发挥了关键的科技支撑作用，近期更是为突发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做出了贡献。

⑺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3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11]。在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方面，解放军疾控中心以病毒性 P3 病原体为代表，重点研究在监测体系以及“病原-媒介生物-宿主生物”的信息关联。目前已建立了军队传染病病原检测和监测两大技术平台，并通过“国家实验室资质认证”权威评审，管理菌（毒）株 8000 余株，收集各类样本 3 万余份，有可容纳 10 万份标本的生物样本库。

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于 1886 年建立。该单位长期从事临床生物安全相关样本库的实践和应用，已完成 400 余种 1400 株临床菌株数据库开发。在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方面，该院以荚膜组织胞浆菌等重要细菌、真菌、体液为主建立临床标本资源库，研究样本从采集、保藏到使用的全过程。

生物安全样本库的建库对于保藏利用我国丰富的生物资源非常重要，近年来虽然生物样本库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和库存量也越来越高，但是生物安全样本库存在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化体系缺失，信息标准建设不够完善，样本库分散，应用及管理问题突出，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3 我国生物样本库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样本库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需要科学的管理体系来运行。生物安全样本库建设的关键要素之一是质量，样本收集、处理等全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才能保证样品质量，高质量的生物样本才能保证科学研究与临床转化的顺利进行。虽然我国不同区域的生物样本库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国家层面目前还没有统一专门应用于生物安全样本库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12]，另外生物安全样本库在国家层面更是缺少统一的标准及质量管理体系。因此，在样本的制备全过程建立并执行标准操作程序，完善我国生物安全样本库的质量管理体系意义重大。

为了制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及标准化研究，同时不断提高生物安全样本库的质量和水平建设，必须制定和规划一系列统一标准。目前很多国际组织，如国际生物和环境样本库协会（ISBER）、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生物资源和生物样本办公室（OBBR）、OECD、BBMRI、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都参与生物样本库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当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标准化专业机构，其中的“生物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276）负责生物样本采集全过程及相关技术、方法和产品的标准制定修订工作，全国生物样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59）是我国与之对应的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 2015 年[13]。ISBER 制定的《生物样本库最佳实践》在国际上认可度比较高，根据最近几年建库操作及技术的发展，该实践从 2005 – 2018 年共出版了 4 版。

紧跟国际形势，我国参考国际生物样本库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在制定质量管理体系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2009 年，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组织样本库分会成立，并于 2011 年发布了生物样本库行业标准――《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样本库标准（试行）》[14]。2016 年，由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的“中国生物样本库联盟”（CBA）在上海成立，此举有利于促进国内生物样本库向标准化、国际化发展。2019 年 5 月，中国合格评定国家中心（CNAS）启动生物样本库试点认可活动，用户可以通过该试点去了解生物样本库的质量和提供合适样本的能力。有生物样本库的工作作为参考，生物安全样本库的规范及标准化建设一定能够得到快速发展。

4 我国生物样本库信息数据标准建设

大数据时代的样本库建设有三项非常重要的因素，即质量管理、信息数据结构化与标准化数据共享[2]。一个样本库的灵魂是信息数据，样本库不是简单的样本储存库，更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由于生物样本库的储存量大，和生物样本有关的信息更是庞大，包括每个样本采集、处置、储存、运输、管理过程中唯一的标示和记录；与样本有关的临床信息、流行病学信息以及随访等其他相关信息。如果不能将样本的信息资源进行合理的整合汇总，建设统一的信息数据标准，那样本库就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死库”[1]。信息化标准平台的建立及管理有助于追溯到样本采集、保藏和使用全过程的信息，如果出现问题能够及时溯源并处理[15]。不仅如此，样本库信息化数据标准建设是转化医学研究的关键数据资源和重要手段，是高标准、高质量生物样本库的重要支撑[16]。

国际上有很多生物样本库有关的合作组织，例如 ISBER、OBBR、OECD、BBMRI 等，使用“集中”模式和“虚拟生物银行”或“联合模式”两种运作策略，即将生物样本和样本相关信息集中在一起，以便进行统一管理以及资源共享[17]。2018 年，UK biobank 发布了来自 50 万名参与者的全基因组遗传数据分析结果，供全世界医学研究使用，已经有数百个研究项目围绕这些数据展开并有很多新发现被报道[18]。

与国际上的发展相比，国内很多样本库甚至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储存库，对样本进行整合利用、科学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另外，国内不同的生物样本库往往采用不同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缺乏统一的运行标准，各个样本库很难实现信息交流和样本交换，造成了样本的浪费；相关科研数据关联程度很低，整合性差；同时也影响与国际接轨交流，难以开展重要的多中心研究。

在生物安全样本库信息化标准的统一上，由于国内刚起步不久，单个库里信息数据建立不完善，不能得到充分运用，各库之间更是难以统一数据标准，更别说信息之间的交换共享，如何建设统一的生物样本库信息化标准，打破目前各自为政的僵局，加强各个样本库之间的联系，最大化利用样本的价值，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5 生物样本资源的应用和共享问题

个体化医疗，精准医学，转化医学，复杂、罕见疾病治疗以及科研成果快速产业化都离不开大批量的生物样本和数据资源的共享。想要完整的样本信息及各个样本之间的关联，就需要生物样本及信息资源的共享应用，如果不能为科学研究提供需要的样本资源及信息，降低科研活动中收集样本需要的成本，样本库则毫无意义甚至是在浪费资源。目前，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样本资源，样本库的数量和质量上升得很快，但是对于样本库的整合利用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各个库独立分散，使得我国样本资源共享应用水平较低，不能很好地保持可持续发展，使研究价值大打折扣[2]，产生了不少“私库”和“死库”。国际上很多样本库已经实现了资源共享，比如在科学伦理审查通过的情况下，全球的研究机构都可以和英国生物银行里不同的区域中心、生物银行进行资源共享，并且研究机构的数据会反馈到英国生物银行，使得其他研究机构可以参考这些研究数据[19]；欧盟在 2012 年启动生物样本库信息共享最小数据集（MIABIS），目标是创建一个通用的生物样本库术语，以促进样本库资源和数据共享[20]。

国内也有一部分样本库正在积极探索资源的共享与应用。如 2009 年，在北京建设的“重大疾病临床数据和样本资源库”[21]和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原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承建的国家基因库（CNGB），这些样本库的建设都为国家生物样本库资源共享平台奠定了基础[22]。

生物安全样本库的共享应用问题一方面是缺乏长远的规划安排，样本类型太少或者同样的样本类型重复建库，信息和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伦理问题未得到统一解决等。尤其是规模比较小的样本库，产出投入比低，自身不能“造血”，知名度不高，不能产生可观的效益[3]。另一方面是关于生物样本库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措施还有待完善[4]，资源共享之后的参与者利益分配是否均衡无法得到保障[23]。

6 生物安全样本库相关政策法规建设

随着传染病所和病毒所等单位生物安全样本库的建设，一些相关的样本保藏及运输全过程的相关条例办法也相继颁布，指导着相关生物安全样本库的建设。1985 年3 月23 日卫生部制定了《中国医学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办法》，此办法的颁布是基于建立中国医学真菌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中国医学细菌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中国医学病毒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的背景，明确了保藏管理中心的负责单位及主要任务，明确我国菌种分类、收集、保藏、供应使用等流程的要求，该办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加强了微生物菌种的保藏管理。1986 年 8 月 8 日国家科委颁布并实施的《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条例》，强调了微生物保藏对于国家建设各个方面的重要性。2005 年 11 月 24 日，卫生部发布了《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对相关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的管理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与要求。2009 年 5 月 26 日，卫生部发布了《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管理办法》，对菌（毒）种保藏机构的职责、认定、保藏活动、监督管理与处罚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与指导。

7 结语

高质量和高标准的生物样本是转化医学和生物医药资助创新体系的重要保证，生物样本库的标准化建设是高质量的生物样本的基础，可以看到，我国生物样本库的建设已逐步进入标准化时期[24]。当前我们存在的问题是生物样本的质量无法满足大样本科学研究对于新研究、新技术、新方法的要求，缺乏信息化管理，样本库分散而不集中等。

总的来说，和国外相比，我国对生物样本库的认识和起步较晚，但是基于我国丰富的样本资源，近几年来无论是生物样本库还是生物安全相关样本库建库成效显著，质量和数量显著提升。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我国生物安全形势严峻，存在生物安全样本库相关规范及标准缺失、缺乏共享、利用率低下及信息化程度严重不足等问题，我们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做好顶层设计，提升我国生物安全样本库管理水平，实现统筹监管，提高国家安全防范能力。

[1] Shi XH, Guo J.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biobank. Chin J Clin Lab Mgt (Electronic Edition), 2017, 5(1):19-23. (in Chinese)

史晓红, 郭健. 国际生物样本库的发展现状. 中华临床实验室管理电子杂志, 2017, 5(1):19-23.

[2] Chen SJ, Wu MF, Li PJ.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obank. Biol Chem Eng, 2019, 5(4):164-166. (in Chinese)

陈思静, 吴茂锋, 李佩娟. 生物样本库的建设与发展. 生物化工, 2019, 5(4):164-166.

[3] Diaz JI, Cazares LH, Semmes OJ. Tissue sample collection for proteomics analysis. Methods Mol Biol, 2008, 428:43-53.

[4] He J, Bai Y, Ouyang ZL. Research on biobank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China Med Device Inf, 2016, 22(17):22-27. (in Chinese)

贺晶, 白杨, 欧阳昭连. 我国Biobank建设及管理现状研究.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 2016, 22(17):22-27.

[5] Lin M, Jiang Y, Zhang YN, et al.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biobank and biospecimen. J Mod Oncol, 2016, 24(9):1490-1493. (in Chinese)

林敏, 姜岩, 张亚南, 等. 生物样本库及样本应用现状. 现代肿瘤医学, 2016, 24(9):1490-1493.

[6] Ye Y, Zhang KH, Gao HJ. Biobank: a new model for intensive biobank. Pract J Organ Transplant (Electronic Version), 2017, 5(6): 415-416. (in Chinese)

叶扬, 张可浩, 郜恒骏. 生物银行: 集约化生物样本库新模式.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17, 5(6):415-416.

[7] Kinkorová J. Biobanks in the era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objectives,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 Overview. EPMA J, 2016, 7(1):4.

[8] Wu GZ. Safe use and protection of resources -- interpretation of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establishment of preservation institutions for human infected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virus)". China Health Stand Manag, 2010, 1(3):43-44. (in Chinese)

武桂珍. 安全使用 保护资源——《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设置技术规范》解读.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2010, 1(3): 43-44.

[9] Uruburu F. History and services of culture collections. Int Microbiol, 2003, 6(2):101-103.

[10] Li MT.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quo of national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virus) species preservation center. Beijing: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6. (in Chinese)

李梦童. 国家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现状调查.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6.

[11] Yang Z.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as set up in Beijing. J Prev Med Chin PLA, 2004, (1):21. (in Chinese)

杨忠. 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京成立.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2004, (1):21.

[12] Zang Y, Chen Y. The enlightenment of UK biobank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genetic resource bank in China. Chin Med Ethics, 2020, 33(6):721-726. (in Chinese)

臧颖, 陈颖. 英国生物银行对构建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库的启示.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0, 33(6):721-726.

[13] Zhai PJ, Li JY, Hu DM, et al.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n Biobank. Chin J Clin Lab Mgt (Electronic Edition), 2017, 5(1):6-8. (in Chinese)

翟培军, 李军燕, 胡冬梅, 等. 生物样本库国际认可和标准化发展与前景. 中华临床实验室管理电子杂志, 2017, 5(1):6-8.

[14] China Medicinal Biotech Association. China Medicinal Biotech Association biobank standards (Trial). Chin Med Biotechnol, 2011, 6(1):71-79.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样本库标准(试行).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 2011, 6(1):71-79.

[15] Riondino S, Ferroni P, Spila A, et al. Ensuring sample quality for biomarker discovery studies - use of ICT tools to trace biosample life-cycle. Cancer Genomics Proteomics, 2015, 12(6):291-299.

[16] Li HX, He N, Chen KX.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biobank. China Cancer, 2015, 24(4): 262-267. (in Chinese)

李海欣, 何娜, 陈可欣. 生物样本库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中国肿瘤, 2015, 24(4):262-267.

[17] Vora T, Thacker N. Impacts of a biobank: Bridging the gap in translational cancer medicine. Indian J Med Paediatr Oncol, 2015, 36(1):17-23.

[18] Liu YH, Ye Q.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obank in the era of precision medicine. Med J Peking Union Med Coll Hosp, 2021, 12(2):254-259. (in Chinese)

刘艳红, 叶庆. 精准医疗时代下生物样本库的建设与发展特点. 协和医学杂志, 2021, 12(2):254-259.

[19] Conroy M, Sellors J, Effingham M, et al. The advantages of UK Biobank's open-access strategy for health research. J Intern Med, 2019, 286(4):389-397.

[20] Eklund N, Andrianarisoa NH, van Enckevort E, et al. Extending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about biobank data sharing terminology to describe samples, sample donors, and events. Biopreserv Biobank, 2020, 18(3):155-164.

[21] Li HY, Zhang L, Zhang XJ, et al. Preliminary study on clinical data and sample 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major diseases in Beijing. Chin J Hosp Adm, 2013, 29(11):863-865. (in Chinese)

李海燕, 张雷, 张雪娇, 等. 北京重大疾病临床数据和样本资源库建设成果初探.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13, 29(11):863-865.

[22] Wang N, Yan S, Zhao C, et a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esearch on biobank sharing. Chin J Med Sci Res Manag, 2018, 31(3):224-227, 235. (in Chinese)

汪楠, 严舒, 赵聪, 等. 医学研究生物样本库共享的国际经验研究. 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 2018, 31(3):224-227, 235.

[23] Zhao C. Study on sharing problems of Bio-bank of medical research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2017. (in Chinese)

赵聪. 我国公共机构医学研究生物样本库共享问题研究. 北京: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7.

[24] Wang XM, Gao HJ.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linical biobank.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王晓民, 郜恒骏. 临床生物样本库的探索和实践.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9YFC1200704）

高华，Email：huag55@163.com

2021-01-19

10.3969/j.issn.1673-713X.2021.0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