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树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及其启示

冯国芳，陈宇婷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620；2.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喀什844000）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探索，最终找到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才一步步走向胜利。正如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王稼祥同志所说：“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1]352

一、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深入实践

（一）在学习研究中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研究和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大大提升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为最终找到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践依据。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指出：“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的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要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善于灵活地运用它到中国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中来，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查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从这个具体的环境出发。”［2］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3］553。这段话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来证明中国当时“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3]485。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张如心从教育的角度，阐述我们党培养的人才“要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规律，留心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4］。另外，邓拓、胡绳、张平化、何长工等一大批党的理论工作者，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或通过延安马列学院等平台，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坚定地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5]533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要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顾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认识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6]任弼时认识到学用结合对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谈道：“必须认识，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一切党的正确决定都有马列主义理论。因此，我们一定要从书本上学习，但并不是会背这些原则，就了解马列主义。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原则分析当时当地情况，对马列主义边学边用。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就是把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在中国具体情况中间。”[7]

（二）在批判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者不立足中国实际，总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转移的错误而论；同时也是针对共产国际的错误，要求人们以中国革命的实际为自己一切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反对任何不切实际的倾向。王明曾经不顾实际地讲，“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8]“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9]

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思想，改造党的作风。为此，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基本来源。后来又分别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并特别指出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再后来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在随后掀起了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整风运动，使党的作风改善、党的领导得到大大加强。

延安时期党的其他领袖们在批判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坚持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比如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论党》，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论统一战线》，任弼时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这些理论文章，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且有力地回击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坚信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找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三）在宣传阐释中坚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党的领袖们通过报刊发表文章大力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科学性和革命实践性特征。

张如心是将毛泽东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结合起来表述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第一个使用“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这一概念的人。他撰写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针对反动文人叶青肆意攻击“毛泽东主义”，张如心强调“毛泽东主义绝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的科学武器，也是真正的（不是虚伪的）三民主义的发扬者与执行者。”[10]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艾思奇从哲学的高度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辉煌的范例”和“最大的历史收获”。他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3]48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化”出结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论家邓拓在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中认为，“各国共产党要实现马列主义都必须依据不同的民族的历史的特点，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11]邓拓强调高举毛泽东主义的旗帜，在全党切实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应用到实际斗争中去。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科学地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12]周恩来的《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也阐释了马列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13]138“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13]139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中写道：“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它既不像那些简单抄袭书本搬运理论，把理论当教条而自命为马列主义，把主观主义当作马列主义，也不像那些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来投机，抄袭一些中国封建时代的古书，同时偷运一些外国最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论为中国‘本国货’，把封建思想与法西斯主义当作中国民族解放的理论。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1]347-348

二、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实践基础

（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的遵循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性的创造。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14]820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5]534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同样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5]707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重要性。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4]820。《整顿党的作风》也指出，“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14]815

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告诉我们，要学好理论，又要深入实践，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生动的中国革命实践。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探索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信念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七会议”开启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毛泽东、朱德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认真思考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将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深入探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创下的革命成果遭到破坏，几乎使革命力量丧失殆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倡导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内领导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发表大量的文章探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倡导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三）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心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据时代背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经过艰辛的理论探索，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创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苏维埃各族人民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社会主义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取得了彻底胜利。一是实现了国家工业化。1937年苏联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基础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77.49%，工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二是实现了农业集体化。针对农业发展缓慢的现实，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提出目前在农村工作中的基本任务是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改造成大规模集体经济，并积极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1937年集体化农户达到了93%。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讲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5]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其中就包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三、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深刻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创新理论、回应时代关切

马克思、恩格斯时时在关注实践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理论。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681“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这当然是错误的。”[17]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18]274“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该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19]“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8]162毛泽东认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0]109

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必然要创造出自己的伟大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命题本身，就是这种创造的开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出新著作，创造新理论。如果一切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国革命将会在教条主义中打转转，永远难以胜利。

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21]23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坚持好、发展好。”[22]

（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马克思指出：“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23]148恩格斯谈道：“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16]679列宁认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24]167毛泽东曾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16]132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在总结革命一步一步取得胜利时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16]1480“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14]836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谈到：“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25]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要坚持的真理。延安时期，党内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影响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阻碍着广大党员干部接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坚持真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大力阐释和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更需要我们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仅限于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拒绝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仅仅满足于自己局部的创造，甚至把这种局部的东西误认为是普遍的东西，我们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21]23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借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不断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将保持生命活力，从而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辉煌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三）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定要服务人民、以民为本

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3]283列宁曾讲到，要达到共产主义，不仅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而且要“依靠对人利益上的关心”，否则，“就不能把千万人引向共产主义。”[24]572毛泽东也大力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4]1095-1096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官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鄙视、轻视人民群众的错误言行。面对甚嚣尘上的“亡国论”，他在《论持久战》中响亮地提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雄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1944年为纪念张思德同志曾做《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这篇演讲不仅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称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而且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属性。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宗旨，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仍然秉持着服务人民的核心理念，正是这种理念，使中国社会在迅猛变革中，一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使社会利益格局在重大的调整和阵痛中，人们一直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26]这充分表明，党和人民有着一致的追求和共同的目标，党与人民群众奋斗目标的一致性，是我们党宝贵的政治优势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