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重道国药号的经营策略及其社会贡献探析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徐重道国药号作为上海著名的国药老字号，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徐之萱先生创办。徐之萱(1895—1970年)，又名徐重道，浙江慈溪人，幼年曾在私塾学习，13岁时到择浦泰和堂当学徒，1915年来到上海，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润德堂当药店倌。1920年，徐之萱在派克路(今黄河路)租房两间，开办首家徐重道国药号。药号开张时挂出“浙东良医徐重道国药号”招牌，并写有“妙手回春，代代名医”“本店重道德，为民除疾病”等宣传口号。经过徐重道持之以恒的努力，加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营策略，业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外，作为当时上海国药号的代表之一，徐重道国药号坚持改良、创新，以改善民生、增进民众福祉。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充分发挥其业界影响力，积极支持抗战，在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行业地位。

本文尝试通过对徐重道国药号的销售策略、经营方式、劳资关系、改革创新、社会责任等进行考察，以期以小见大，一方面填补目前对徐重道老字号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尝试以社会生活史视角，考察传统国药行业及其群体的生活轨迹。

灵活经营，广设分号，管理有序

在药号林立的上海，要想站稳脚跟，迅速发展业务，首先需要解决资金问题。面对个人资金并不充裕的现实，徐重道通过向消费者集资、员工入股、银行抵押贷款等多种灵活方式，持续吸引了大量资金，并在火热的市场行情下，快速拓展分号，开设众多分店。在占据较大市场规模的前提下，徐重道高度重视内部科学管理，在确保业务发展的同时，还加强内部制度和文化内涵的建设。

1.多方筹资，扩大业务

药号开业之初，徐之萱在坐诊时免收诊金，再加上其热情诚恳的服务，深得周围民众信任。药号的生意蒸蒸日上，营收日渐增长之后，徐之萱开始着手开设分店，扩大规模。从1920年最初成立到1930年十年间，凭借多方筹资扩大分号，徐重道国药号发展迅速。

药号成立之初根基薄弱，为筹措资金，徐之萱尝试说服周围的消费者将自己平时节约的资金存入药号，并承诺给与利息，如遇生病买药就从存款中扣取。与此同时，徐之萱还向附近工厂的女工等集资。依靠这些散钱积少成多，他很快在成都路开设了第二家徐重道国药号。

在向药号以外的个人进行集资的过程中，徐重道探索出一条新的业务模式，即开始转为向药号内部员工集资，与员工形成利益共同体。例如，1923年，徐重道国药号的员工向徐之萱借钱，准备开设药店。徐之萱劝说其将资金存入药号，由他出面开设分店，并雇佣这位员工担任经理，经营新开分店。

第二家分店开设之后，徐重道意识到，向个人少量集资的方式很难快速拓展业务，于是开始尝试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向银行募集资金。徐重道从这两家分店开设的过程中汲取经验，靠着“借梯登天”的经营模式，将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很快在上海各区都设有分号，徐重道也因这种负债经营的方式而在业内闻名。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1930年,徐重道国药号已经成为拥有十家分号的大型药号，经营规模在当时的上海同行业市场中首屈一指。1929—1930年,上海中药材行业总的经营额约700万元，而徐重道的经营额就高达80余万元，超过了胡庆余堂的70余万元、童涵春堂的60余万元、蔡同德堂的45万元，以及姜衍泽国药号的12万元[1]402。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为进一步加强集中管理，1930年徐重道国药号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自建总店。当年11月19日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上海党、政、军、商、学各界名人都有出席，卫生局、教育局、职工代表等纷纷发表演说，对药号加以颂勉。20世纪30年代的徐重道国药号，可谓盛极一时。总店建成以后，徐重道国药号持续快速发展。到1940年，药号分号增至17家，此外，还开办了药材行、制药厂、制胶厂、药酒加工厂等，故而徐重道国药号有着“范围最大，分店最多，药品最好，价钿最巧”之称。

2.科学管理，井然有序

徐重道国药号发展到巅峰时，员工多达500余名。对于这样一个大型药号的管理，徐之萱也有其独特的方法。首先，在药号内部设有进货部、新药部、广告部、接方送药部、代客煎药部、细货房、粗货房、刀房、料房、制合房等多个分工严密的部门，每个部门专司其职。其次，对于商品货物的管理，徐重道在上海国药行业中率先使用连续盘存制，由专人负责进、销、存账，各种贵重品的分店存货量清晰明了地展示在一张简表上[2]。再次，他在账务管理方面十分严格，每笔生意都要开三联单发票，总店每天派专人收送给分店的现金，各店之间药材的相互调剂补缺、经营销售情况也规定在每日晚上6点前汇集到总店。最后，在员工管理上，规定每个员工每天都要进行考勤，并记录在案，对于员工的请假，如结婚、丧事、探亲等，也定有详细的规章制度，做到既制度严明又合乎情理。徐重道国药号井然有序的管理制度，不仅在当时成为了其他药店模仿的榜样，对今天的商业经营仍有可借鉴之处。

重视宣传，广交益友，扩大影响

随着药号不断开设分号，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引导病人到店消费，维持并进一步扩大药号经营，成为了徐重道药号面临的首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徐重道采取医药结合的营业形式，与医生合作，引导病人进店消费，增加药号业绩。此外，徐重道注重宣传，日常大量发布广告，利用名人效应扩大影响。

1.医药结合，招徕顾客

徐重道国药号刚成立时，便采取了医药结合的营业形式。徐之萱在药号挂牌行医，开堂坐诊，将看病与卖药相结合，成功地为药号招徕病人，创造营收。药号开设的分店也采用医药结合的营业形式，每家分店都聘请一到两位中医坐堂门诊。这种经营形式使病人看病买药更加方便，同时为医生招徕生意，给药号招揽顾客，增加营收，形成了药店、医生、病家三者互惠互利的局面。

对于药号以外的医生，徐之萱采取适当的方式交好，引导他们的病人到店消费。他派人收集上海中医寓所、医生姓名及其地址集录成册，并亲自将这些医生分为三个等级。每逢重大节日便给这些医生馈赠礼品，一级名医赠予皮货，二级普通医生赠予书画扇面，三级默默无闻的医生赠予糖果，随礼附带了一叠叠印有“徐重道国药号诚心为病家服务，重道轻财，七折优待”宣传标语的“代金券”[3]。这些接受礼券的医生情面难却，在开方时便会附带给予病家一张“代金券”，这种方法不仅给徐重道带来了名声，也引来了客源，为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赢得了更多优势。

2.重视宣传，扩大影响

徐重道对于宣传十分重视，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药号名声，以扩大影响。在药号中设有广告部，聘请专人设计发布广告。广告形式多种多样，在其总、分号的橱窗内，有大量的广告陈列，在上海各大报纸杂志、广播电台，主要街道、铁路沿线、车站码头等户外场所也有徐重道的广告陈列。1930年11月20日总号新屋落成时，徐重道在《申报》头版发布整版广告宣传，在国内其他发行量大、影响范围广的报刊，如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以及北平的《晨报》也大幅刊登广告宣传[4]，这些广告宣传使其声名远扬。

徐重道研制生产的实验良药是其宣传的重点，他还曾发广告信到全国的各县城镇及港、澳、台地区，甚至到东南亚各国宣传[2]。同时，徐重道的实验良药不局限广告宣传，还曾在实业部国货陈列馆展览，并运往新加坡大世界附设国货陈列所陈列展览[5]。

徐重道对于宣传之道有独特的见解，并善于利用名人效应增加药号声誉。徐重道与当时上海许多名流都有结交，并与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知名中医师保持良好的关系。1930年11月20日总店新屋开业当天的特刊报导中，刊登了许多政府要员以及社会各界名流的亲笔题词。如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题写“增进健康”，时任工商部长孔祥熙题词“农鞭轩灶”，著名书法家、时任审计院长于右任题写“提倡国药”，名医丁仲英题词“饮之太和”等[6]。后来丁仲英、于右任等名人的题词被悬挂在徐重道店内，用作宣传[2]。这种利用名人效应进行宣传的方式，不仅提高了药号的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同时也提升了药号的信誉。

积极创新，改良国药，服务民众

发展壮大的徐重道国药号成为了上海药号的代表之一。为了能够持续发展，进一步扩大业务，徐重道积极改进创新，改良中成药生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药号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有效应对了西药舶来品对国药业的冲击。此外，徐重道本着服务民众的精神，结合当时上海外来人员较多、煎药不方便的情况，推出“接方送药、代客煎药”服务，以利济百姓。

1.创新工艺，改良国药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徐重道便提倡对中成药生产进行改革，这在增加营业收入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当时盛行于市的西药对国药行业带来的冲击风险。1930年11月20日，《申报》特别刊登《徐重道宣言》一文，对徐重道进行改革的初衷进行了详细阐述。文中叙述了西方经济侵略日甚一日，而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国药却未有人提及形势危重，阐述了国药历史悠久、功效卓著这一事实，呼吁国人提倡国药，提倡国药改良[7]。

徐重道是国药改良的先行者。在《徐重道宣言》刊登时，药号已经研制、改良生产了30多种改良中成药在市场上销售。这些中成药以中草药为主要原料，在生产中引入西药制剂流程加工而成，有合成中药糖浆、溶剂、药水、糖衣丸等多种剂型，徐重道将这些改良中成药统一命名为“福寿牌实验良药”。

徐重道国药号对改良中成药的销售也十分重视。药号聘请专人设计药品外包装盒，同时明码标价，实行不二价的方式销售商品[8]409。改良中成药上市后，因具有携带方便、服用简易、疗效肯定等特点，深受民众喜爱。药号配制生产的“福寿”牌化痰止咳丸、补肾固精丸、润肺杏仁露、光明眼药水和生肌拔毒散等，成为当时的热销产品。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配制生产的肝胃气痛散、立止肚疼药、小儿万应丸等，在市场上经常供不应求。

1935年，为了应对市场上的中成药需求，徐重道国药号成立了新药部，并聘请西药药剂师担任新药部的技术顾问。1947年，成立了徐重道制药厂，并保留了“福寿牌实验良药”商标，建立了小型实验车间，使用机器进行中成药的生产制作，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徐重道积极改进创新的精神，受到了业内同行的赞誉。1930年11月20日，《申报》刊发徐重道国药总号开幕特刊，上海名医丁仲英发表题为《国药业的革命领袖》的文章，表达了对国药业因保守而落后于西药业的痛惜，对徐重道国药号改革创新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呼吁业内同行向其学习，进行国药改革，以期与西药业争衡[9]。徐重道也积极呼吁全国同行联合起来改革以求存，与西药业抗衡。《上海徐重道国药号谨告全国同业》一文分析了当时国药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式，呼吁全国同行进行改革[10]。该文曾在《申报》上多次刊登。

2.代客煎药，服务大众

20世纪30年代，受时局影响，上海涌入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以及务工人员。外来人员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务工人员，一旦生病，往往面临无人照顾的困境，传统中药采用水煎煮服用的方式对于他们而言非常不方便。面对这种情况，徐重道国药号在同业中首先推出免费“代客煎药、接方送药”服务。这种服务模式免除了病人无专门煎药器具、无人煎药、缺乏煎药常识等顾虑，方便病人服药，节省病人时间，很快受到病人的热烈欢迎。

面对顾客的实际需求，国药号及时成立代客煎药部、接方送药部，专司此项服务。徐重道专门订购了一批小热水瓶用于代客煎药，热水瓶分为红绿两种，以区分一煎与二煎。同时，还订购了30多辆自行车，聘请会骑车的员工骑着自行车接方送药。每辆自行车备有一个悬挂在三角档下面的布袋，布袋左右两边共有十孔，一个员工一次便能送五家。负责接方送药的员工统一穿着黄色的工作背心，背心前后都印有“徐重道国药号代客煎药、接方送药”字样的广告，员工在接方送药时，也为药号作了宣传，扩大了影响。

“接方送药、代客煎药”的服务模式，受到了业界同行的肯定，在民众中也多有好评。名医陈存仁曾发文《对于徐重道国药号之希望》，提到：“近见中药界中有徐重道药号独树一帜，起于沪西，分号遍及全市，代客煎药部、接方送药部，一洗墨守陈法之旧象，朝气蓬勃，其经营精神实有异于其同业，形成国药界新兴之革命军队矣。”[11]当时的《卫生杂志》中也有文章写道：“现在徐重道国药号……首创接方送药、代客煎药，病家只要咨照一声，或者用电话告知，就可以服药，省却许多麻烦，尤其药性来的准确，用热水瓶盛药，随时随处都可以送服，使病家感觉十分便利。”[12]“接方送药、代客煎药”服务模式的成功，引来了各大药号的竞相效仿，时至今日，这项服务也依然被各大药店、医院广泛采用。

发挥优势，救助灾民，支持抗战

徐重道国药号作为当时上海国药号的代表之一，一直践行“本店重道德，为民除疾病”的宗旨，主动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天灾发生时，徐重道常常捐赠药品物资以助赈灾区。1931年全国范围突发大洪水，23省受灾，徐重道国药号捐赠良药千元，并在社会各界征集旧衣物、鞋、帽等物捐赠[13]。

在时局动荡、发生战乱时，徐重道也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32年淞沪会战后，民生凋敝，徐重道国药号邀请名医蒋文芳在泥城桥爱文义路总号送诊[1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徐重道国药号在难民救助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难民纷集的上海设立了多个难民区，难民安置面临着缺粮和因人员聚集容易暴发疫情这两个最突出的问题。面对这一情况，徐重道充分发挥规模大、分点多的优势，发起了“施诊给药”的义举，免费为上海玉佛寺、金徒寺庙、浙江难民所等十几处难民所的难民看病、煎药，药费采取七折优惠[15]，缓解了大量难民面临的医疗困境。徐重道的义举，不仅让药号收获了社会声誉，同时也扩大了业务，带来了盈利，形成了名利双赢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徐重道国药号在1956年1月20日进行公私合营。1966年8月25日,徐重道国药号更名为卢湾参药店。此后，徐重道国药店的分店进行拆分经营。到1990年，上海市有四家中药店由徐重道国药号分店改建而来，分别是卢湾参药店(徐重道第九支)、延安中药店(徐重道第五支)、风雷中药店(徐重道分店)以及上海中药店(徐重道分店)[1]139- 162。1992年，徐重道第九分店，即卢湾参药店，恢复原名徐重道国药号。恢复原名的徐重道国药号，在第九支的基础上，改造扩大为五开间，增设二楼经营场地，设有饮片配方、中成药、参茸、西药四个部门。店内设有侨胞接待室，特聘著名老中医专家坐堂门诊，是上海市名老中医处方指定特约配方店。同时，药店还开展小病处方、代客邮寄、缺药登记、送货上门、代切参片、代客打粉、急药先配等便民服务，被列为卢湾区名特商店、上海市老字号[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