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玮,王嘉欣,陈 薪,张 岩,张 楠
(1.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200092;2.智慧足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100031)
2020年初,为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居民的出行被极大地限制.但是在复工复产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要求下,为降低人员流动导致的传播风险[1],调整交通管理和出行模式成为必要的手段[2].“错峰交通”作为手段之一被提出,社会各方出台错峰出行的管理措施,例如,企业实行错峰上下班、错峰就餐等,避免病毒通过密集人群传播[3].
城市中错峰通勤的需求一般产生于交通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4],而大城市职住分离导致的通勤距离变长,加剧了交通拥堵[5].20世纪60年代,错峰上下班策略被提出,通过规定不同类别职工的上下班时间,以降低职工同时到岗和离岗的数量[4].错峰通勤能够减少高峰时段,特别是在大型就业中心附近的出行;但也可能因人们通勤时长、路线的不同,造成人员在时空中的耦合[4].所以,错峰通勤的效果随城市通勤的特性而变化,不能一概而论.
疫情赋予错峰通勤新的价值:如果错峰通勤能够减少拥堵和人员的时空聚集,那么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它是否也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遏制疾病的传播?本文将以上海为例,基于手机数据反映的居民职住与通勤现状,采用模拟方法回答这个问题,为更明确地认知错峰通勤的作用和制定有效的交通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