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洁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治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将复议机关和原行政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双被告”制度是中国行政法制度的一个创新,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源于复议机关长期以来的“维持会”角色。这一改变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性,是国家立法机关通过设计程序性制度来解决目前行政复议中存在的问题。[1]但是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共同被告制度如何落实、如何举证、如何应诉、后续责任如何分配等关键问题作出释义,导致学理上产生价值冲突,实务中存在隐患,甚至让共同被告制度面临“单纯被告人数的增加”的尴尬局面。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的纠纷解决机制,完善复议、诉讼的有机衔接,这为复议制度和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政策依据。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之前,复议的维持率一直居高不下,复议机关没有真正发挥其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助推器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曾有过两种计划方案:一是将复议机关设置为共同被告;第二种方案是将复议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最终,第一种方案被行政诉讼法所采纳,复议机关在维持原行政决定的情况下,将以共同被告的身份参与诉讼。依据司法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2011年到2014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作出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和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等直接纠错决定的平均比例仅为5.48%, 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14.61%(其中撤销10%,确认违法3.08%,责令履行1.27%,变更0.26%),而且复议机关的维持率从2014年到2020年总体趋势一直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