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建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天津300222)
我国科技整体水平正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已从跟踪(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走向领跑与并跑增多的新阶段,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科研伦理治理仍处于相对滞后的局面。尤其是近年来人胚胎基因编辑等重大科技伦理事件频发,更使得科研伦理治理问题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科研领域应该相应建设科研伦理治理体系。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2019年5月Nature刊登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进一步探讨“中国科研伦理治理问题”。加强科研伦理制度化建设、推动科研伦理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呼声。
科研伦理治理问题的提出,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一定的指引。本文通过梳理科研伦理治理的研究现状,总结归纳我国科研伦理治理的发展背景以及面临的主要挑战,继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自主治理理论等多种理论,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方面提出科研伦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科研伦理治理议题自20世纪末在欧洲兴起,主要是指“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者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