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民俗学：非常事件的正常解析

施 爱 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兵部尚书何汝霖丁母忧，回到老家江宁。期间大嫂去世，何汝霖竟不敢前往吊唁，因为那里聚集着一批准备找他哭诉、要求解决各种困难的女眷。回乡的头两个月，求助者坌集何府，“各处帮项已付三四十处，约二百馀，而来者仍众，奈何奈何。又知朱、况二生窘而未启齿，赠以十五金”(1)张剑：《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中华书局，2020，第17页。。这些求助者中，有的仗着亲戚关系，理直气壮地索要钱财；有的仗着乡邻关系或旧日情谊，厚颜哀求，欲壑难填；还有人热心为别人做掮客，慷他人之慨，专替朋友说项求助，甚至许多毫无瓜葛和交情的人也会来信告帮。何汝霖疲于应付，身心疲惫。更令他揪心的是，丁忧期间江宁水灾，两江总督李星沅前来与之商议捐赈之事。何汝霖由于帮衬多，花销太大，手头已不宽裕，正在为捐一千两还是两千两而烦恼，李星沅却明确要求他“捐二竿，方与现在地位相称”，令他苦不堪言。

这是张剑在《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以下简称《华裘之蚤》)中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故事完全出自何汝霖的丁忧日记，“真实地展现出一位达官显贵的乡居生活”。故事讲完之后，张剑提出一个问题：“欧阳修晚年退居于安徽颖州，苏洵的儿子苏辙晚年也退居于河南许州，他们为什么不回到各自的故乡居住？”张剑认为，恰恰是“敬宗收族”的观念束缚着他们：“宋代官员一旦入仕，照顾族人似乎成为一种义务，有的甚至为之入不敷出，负担过重，故不得不有所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