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燕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100081)
在坚持土地所有权公有制不动摇,坚持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利益不受侵犯,坚持最严格的集体耕地保护管理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基础上,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作出了重大突破:打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障碍;改革土地征收制度,明确公共利益范围,规范征收程序,完善征地补偿保障机制;确立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等。此前,我国大陆地区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采取征地国家垄断供应模式[1],2004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出于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在这种模式下,土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剥夺了农民集体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强拆”“自焚”等拆迁事件一度挑战着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纷争的本质,不外乎各方利益主体对土地增值收益的争抢与掠夺。这些暴力事件的背后,既有“钉子户”无视公共利益、滥用公民权利“狮子大开口”,更有在当时的补偿标准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非但不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甚至连原本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度将征地拆迁矛盾发展到白热化阶段。如何缓和征地拆迁矛盾、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改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