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菇发源地探秘（六）
——明代菇民从矿工到菇民的艰难逃亡之路

梅盛龙 徐金龙 张寿橙

（龙泉市林业局，浙江 龙泉 323700）

为确定陆容《菽园杂记》中“五金之矿等乃宋人写唐宋之事”，我们已从文史资料方面作了大量论证。但因其将动摇许多学科的既有定论，事关我国科技史、矿冶史的重大变动，不可能迅速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然而事关丽水地区之历史大错，不能不予高度重视。如能予以斧正，可极大提高其保护、开发及文旅价值，也可申报世界级人类文化遗产名录。现再以明代的矿冶产业发展的曲折历程，进一步论证大量坑民逃亡进深山以种菇为生等的历史实情。

1 唐宋至明代初期，银、铜、铅等矿业发展平稳

唐宋时期，对火爆法矿冶采取鼓励私采的较自由宽松政策，银、铜、铅、锡、铁、朱砂等矿冶业发展已成规模。宋初有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201所，由官府置场监管，坑冶由豪民承包并组织矿户开采冶炼，产品20%上缴官府作为矿税，其余80%按规定价格卖给官府，再由官府统一出售。宋太祖开宝三年（970），以“不夺人之利”之名，地方一度废场监，听任民众采冶售卖，只需向官府纳税即可。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每年得金课1.5万余两，银课21.9万余两，铜课510余万斤（宋秤每斤约640克），铁课724万斤，铅课9.8万余斤，锡课33万余斤，水银（液态的汞）课2 000余斤”。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诸州坑冶增至271所。浙江西南矿冶在此阶段获得较大规模发展。

元朝基本延续宋代对矿冶产业的开放政策，整个矿冶产业比较平稳。元初，朝廷在各路设立矿冶总管府，掌管矿冶业，颁布矿业法规，以保护官办矿场和恢复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