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进展与论析

□杨增岽 王晓晓

到目前为止，党中央最新论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属党的十九届六届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在论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部分时强调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并阐述了我国在外交工作上的历史性成就，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1]可以说，时下人们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谓耳熟能详。“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2](P55)准确研判我国当前历史方位是认清局势、趋利避害的重要战略步骤。从20 世纪70 年代起，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这一科学判断，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难得历史机遇与良好外部条件。如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日益突出。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这成为我国要努力抓住历史机遇期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针。2020 年是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局之年，澳洲大火、病毒肆虐、东非蝗灾……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和损失，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一系列“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不禁让我们疑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事实上，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均有其规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只有拨开变局迷雾，才能回答“世界之问”。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此概念的解读还没有官方论述，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成果的统计梳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完整准确地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其本质是对纷繁复杂国际现象的科学抽象。经考察，已有成果对此命题来源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对于该命题提出的时间点也不尽相同。实际上，中国官方论述当中其类似表述可以追溯至2012 年11 月15 日，也就是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决定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上，强调要始终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前进，努力争夺军事竞争主动权，首次提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2014 年8 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3]这一时期被概括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2017 年8 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今天的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4]。“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概念的提出场合，其会议大都为国防和军队改革主题。军事发展关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推进国防和军事建设尤其需要观察世界局势，因此其对国际形势变化最为敏感。因为科学判断世界发展大势，是做好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工作的基础。此后，随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也不断增强。频繁的外事活动也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提法成为中国特色话语议题设置中的重要部分，这一政治判断就由军队工作过渡到其他各个领域。

近年来，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较为丰富的专题性研究。著作方面，张蕴岭主编的《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系统总结和权威解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的意义，如何应对全球之变、地区之变、中国之变等难题，并提出一系列创新理论和战略对策；严文斌主编的《百年大变局》将60 余篇发表在《参考消息》的专栏文章集结成册以考世界之变，强中国之策；王德培主编的《中国经济2020：百年一遇之大变局》则对2020 年的中国经济进行深入解析和预测，提出中国“三个世界”观点。期刊论文方面，早在2012 年，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在接受《世界知识》专访中就提到“国际格局变化之快、之大、之深远超人们的预期，人类可能正在经历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5]此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在中国知网中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篇名进行检索，从2012 年以来，研究文章逐年增加，2019 年、2020 年和2021 年分别达到了101、154 和165 篇。上述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破局、解局、立局提供理论支撑，也为该命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与启发。

二、学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若干研究论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已有研究成果可以主要概括为来源、内涵、特征、因素、应对五个方面。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

大变局的提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现实基础，面对世界上众多“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一些研究试图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和趋势中总结出这一变局的本质，从现象与本质视角共同解释这一概念的内涵。其一是现象视角，大多数学者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是对“变什么”的直接回答。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变局是指国际局势的“南升北降”“东升西降”，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有学者提出，世界力量格局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将变局概括为“力量之变”“范式之变”“气候之变”“科技之变”“理念之变”[6]，分层次来看，“从范畴方面说，可分为全球之变与中国之变；从内涵方面说，可分为权势之变与秩序之变；从领域方面说，可分为政治之变、经济之变与社会之变。”[7]还有诸如“经济全球化之变”“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世界文明之变”“世界秩序之变”“科技与产业之变”“全球治理之变”等等表述不一而足。其二是本质视角，各种世界大变局中的现象背后掩藏着其本质，也就是其深层内涵。就其内涵边界而言，学者对“百年”做出“作为时间意义范畴的百年，作为空间意义范畴的世界和作为社会意义范畴的大变局”[8]三个维度的解读，不过，学者普遍认为百年并非一个一百年，是一种虚指，即在过去至少百年时间所未见的世界质变现象，“世界新旧力量博弈的演进过程”“全球权力转移过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组过程”“两种制度的深度博弈过程”[9]。就其实质而言，有学者认为大变局的本质是一种国际秩序的重塑，国际秩序已经不完全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这场变局的本质属性之一可以说是西方与非西方之变，是西方主导与非西方群体性崛起之变，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与资本主义出现体制性危机之变。”[10]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不同趋势和特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着质变的关键时期，因此它具有使其区分于其他变局的特征。由于我们身在此山还不能窥变局之全貌，但时间将会缓缓揭开其真面目。在当前时局之下，世界范围内出现各种依靠原有逻辑难以理解的事件，学者们站在大变局视角观察世界，一切意料之外实际上也是情理之中。大变局之下，“时”和“事”共同构成了“势”，逐渐清晰的历史走向将会塑造未来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时间上来看，当下正是破碎化的初始阶段。“百年”作为变局的一个时间限定词，用以描述当今世界变局是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之中未出现的，表明当前世界秩序正在酝酿较为显著的历史性转变。有观点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现实性、发展性，是一种全新、全面、准确的论断，这是从变局性质角度给出的判断。还有学者从大变局内容角度提出其五大前所未有的特点，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最强国家美国从一个常量成为最大的变量、西方内部的四分五裂、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激烈较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推动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形[11]。学者将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概括为“再全球化”“再国家化”“再意识形态化”，且科技领域是未来各国竞争的主要战场，多极化趋势愈加明显。但从整体上来看，学者们依然保持十分客观理性的态度和判断，普遍认为当前变局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世界正处于矛盾多发期，而人类要解决愈加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且由于当前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主体是国家，那么只有各国家之间加强合作，才能带来全球性和平与发展，推动人类走向更远更好的未来。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因素

变局之变并非自然形成，其背后是一定的内在机制促成，各种因素此消彼长，相互影响，我们看到的外显现象是其内部各种要素相互博弈的结果，学者们分析了世界大变局中国的参量、常量和变量。参量说，考察历史上的大变局，对我们认识和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和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使用上世纪世界竞争案例总结历史经验，以此说明大变局给崛起国提供的仅仅是机遇，引领国际分工才是塑造国际经济格局的基础。常量说，尽管目前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但仍然有一些因素暂时没有发生变化，与变量相互影响，成为变量的支撑，也成为我们决策的落脚点。有观点认为，时代主题没有变、基本行为主体没有变、全球力量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民族国家的基础地位没有变，国内治理依然优先于国际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中国的历史任务和国际使命没有改变。分析变局中的常量，也让人保持清醒的认识，变局之“变”是温和的改变和趋势性的改变，此消彼长的各种力量让这场变局未成定局。变量说，能够引起变局的驱动性活跃因素，是预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和程度的重要依据。学者们普遍认同中国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范式的转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变量中还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等。科技全球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网络空间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力”[12]“过去垂直性、垄断性、等级性结构被扁平化、节点化、网格化结构所取代……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关键变量。”[13]还有学者总结出交汇催生百年大变局的四条线，分别是生产方式演变和社会形态变化、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国际体系的演变、中国的发展。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各种矛盾纷纷浮出水面。西方与非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新兴国与守成国……只有处理好这些矛盾范畴之间的关系，才能应对大变局，这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也即面对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

一是坚持一条道路。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变局之中需顺势而变，更需保持战略定力。中国今天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之一在于找对了道路，因此在剧烈变化的国际局势中要继续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来对抗世界上的种种不确定性，“以不变应万变”赢得下一个百年。需要强调的是，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主动权，跳出历史周期律。引领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承载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希望[14]。

二是统筹两个大局。学者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貌似是两个大局，实际上是世界格局的一体两面。“复兴的进程是在改良的国际体系中谋求正当地位的过程，代表着中国与演进中的国际体系一种新型的互动方式，使二者同时发生变化、共同演进的过程。”[7]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根本价值标准和最终价值依据，学者提出要在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握、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在超越变局中重塑定局，在赢得全局中谋定胜局。

三是警惕“三大陷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危与机同生并存，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三大陷阱”，学者提出要警惕陷阱背后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内置对抗性零和博弈思维；中等收入陷阱带有“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色彩；塔西佗陷阱脱胎于西方政治学。总的来说，这三大陷阱定律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事实上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经验与设想背道而驰也说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性，学者们呼吁构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四是破解四大时代课题。学者提出的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策略，紧紧围绕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提出的四大时代课题。“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除了中国之外，其经济都是呈负增长状态，因此学者普遍认为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运用新发展理念主动求变、科学应变，“第二，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善于学习消化和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融入全球化。“第三，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学者倡导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通过培训、规划和治理交流共享知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形成发展的联动效应，塑造正面外溢效应。“形成一个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新型全球化发展机制和模式”[15]。“第四，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面对全球治理赤字，学者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拥抱“多边主义”，坚定多边外交以及参与全球治理，力所能及地供应全球性公共产品。在全球经济、世界卫生、气候环境等全球议题方面，开展全球合作。

总的来说，当前相关研究从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例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中采用的理论工具也十分众多。值得一提的是，相关研究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色彩。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矛盾论、历史观角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将金融资本理论作为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工具；考察科学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系，这也为正确认识这一概念奠定了科学基础。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其焦点在于变局内涵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一变局两大问题，但此命题的研究方兴未艾，目前这一概念界定尚未定论，而且前者也决定后者答案，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后续研究还应当继续深化。

三、深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的基本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述是对当今世界格局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我国发展阶段和发展的历史方位的客观解释。学术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诸多解释，其内涵理解与学术研究上仍然存在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一）理解和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其的相关重要论述

经过考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语表述大致经历了“处于——面临——经历”三个时期，“处于”意为居于某种地位或状态，相较之下其主观能动性更小，表示主体被动地存在于一种状态当中；“面临”则更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主体面对和应对这一变局；“经历”则意指面对自身或他人见过、做过或遭遇过的事。从这三个形容变局的状语变化上也蕴含着时态上从进行时向完成时的转移。而反观当前一些研究当中对于变局当中的量变与质变并未加以区分，似乎中国已经成为搅动全球变化的最重要力量，如此盲目自大的理解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的误读，因此一定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来理解和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6]也就是说，中国还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此变局并非定局，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走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依靠的正是久久为功的拼搏奋斗。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当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积极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

（二）理解和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新变化

如前文所述，早在2012 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词已用于概括初露端倪的世界局势变化，考察当前研究成果发现，其内涵和框架大致相同，这符合世界变局的稳定性特征。但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科技之变、气候之变等新内容也进入研究者视野当中。变局之“变”内含质变与量变的辩证逻辑，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质变。许多全球性事件在证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性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国际局势，在认识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的基础上，一些“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的重要因子。例如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这场突发性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其暴露的矛盾和风险已经而且必将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目前来看，这场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给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思潮、大国关系等方面带来前所未有挑战。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逐渐趋向去中心化，全球治理随之面临危机，各国內顾倾向明显上升；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根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将中国视为顶级强国，而美国的领先地位正在下滑，中美双方的竞争性关系愈加凸显，中美关系作为影响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必然进行重新调试。新变化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因此,我们只有充分关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即时变化，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世界眼光观察思考中国发展问题，从而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国际交流合作，把握新发展机遇以应对接踵而至的新挑战。

（三）理解和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总体认识到世界变局发展的文明决定性

文明史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纵观世界历史变局与大国崛起，大国竞争的核心是文明的竞争，大国崛起的核心是文明的崛起，决定国家崛起的往往是文明的深层次历史运动。“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17]。人类文明已经或正在经历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英美两国的崛起所凭借的正是其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资本主义文明式微，历经坎坷的社会主义文明反而展现出勃勃生机，这既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神话，也展现出世界文明发展多样性。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客观上不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就将长期存在，从而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存在基础。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所以在世界文明发展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的当下，是否能够跨越文明冲突陷阱、警惕零和博弈思维与单边主义是世界文明向前发展的前提。“我们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有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18]尽管中西的国家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文明发展离不开世界文明，世界文明进步同样离不开中国文明，正确处理好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国家文明发展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全球治理的关键所在。

（四）理解和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在其本质上的同向性

社会主义制度设想起源于广大无产阶级改变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历经五百年发展，如今凭借其代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方向的优越性与资本主义制度逐步构成“一球两制”的世界治理格局，二者的相互关系也成为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从历史上来看，十月革命的爆发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人类文明进程积累了宝贵财富。二战中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共更是在抗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做出重大贡献。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减贫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并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国家，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鼓舞，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根据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世界变局的最终走向是世界人民合力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符合本国发展实际，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发展福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类社会’原则以及‘和平主义’性质等为基本底色”[19]，在世界变局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感召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元素不仅存在和体现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在诸多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为当代世界描绘了社会主义的浓墨重彩。”[20]从“社”“资”关系层面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打击了历史终结的傲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两个必然”的佐证，因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全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历史和现实终将证明社会主义也不会辜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