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乌台诗案”

陈星蒙 钱玉趾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了一起后人称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事件的主角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学者、书画家苏轼（1037—1101）。英宗时，他以进士出身入判登闻鼓院，后入史馆修起居注。王安石拟行变法时，苏轼向神宗上书陈说新法之弊。神宗便单独召见他，想听听他的具体意见。《宋史·苏轼列传》记载了他对神宗的直言：“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宋史》本传讲，神宗听到这毫不遮掩的话，“悚然”，就是恐惧害怕。苏轼随后在开封府代理推官任上又听说宫内为上元节置灯，指名要最好的浙灯，却要灯商折价。苏轼又上书神宗认为“此事至小，体则甚大”，神宗只好下诏不买了。《宋史》有意无意间记的这两件事，其实为“乌台诗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苏轼之所以从神宗身边被赶到开封府（处同一座城市），虽说是王安石忌惮他而使的坏，但没有神宗的批准是不行的。看来神宗对他是敬而远之。王安石的新法正式推行后，苏轼再次向神宗上书论新法之“不便”，却又暗含批评说神宗不顾人心向背。《宋史》本传说，他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自知不见容于当轴者，遂自请外放，先后赴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职。虽说一路能声不断，但他却闲不住思想，总爱用笔和墨去议论朝政。不过，所用乃是《诗》的比兴手法与《春秋》笔法。尽管如此，也还是令朝廷颇难受。

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将搜集到的苏轼在地方上所作诗文、包括给皇帝的上书制作成厚厚的四大册，再加上他们的分析报告，上奏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