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峰,徐林,陈瑞
(1.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法学院,重庆 400031;2.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成都 610072;3.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最早发端于二战以后的英美等国。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性质不同对其表述也有所差异,美国更多地称其为合同外包,中国香港称其为社会福利服务资助,中国大陆地区则称其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二战后,得益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满足社会各方诉求,西方国家向本国公民提供了统一且均等的社会福利,其中包揽了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支出。这种福利模式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开始嬗变为发达国家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为主流的基本政策工具。其实,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后,高福利模式的转折随即出现,不景气的经济和愈发糟糕的财政状况使得高福利支出逐渐难以为继。[1]由此,高福利国家难以继续提供曾经允诺的社会责任,无法满足本国公民的诉求,从而导致政府允诺的高水平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开始引起社会的普遍质疑。随着多元福利模式对传统的二元福利模式的取代,[2]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福利完全依赖政府或市场都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可以将福利治理视作多元主体中心共同参与治理与社会福利供给机制相融合的过程。
学者梅里安认为,在多元福利治理的逻辑下,非政府部门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政府及官方背景的组织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