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性的异化的后现代
——以伊格尔顿的后现代批判为中心的分析

陈太明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经历启蒙对人类理性的重新发现之后，理性成为世界建构的唯一可靠资源，人由此从超验的上帝以及传统所塑造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无限建构和筹划能力的理性成为“先验的”前提。正如康德所言：“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1]现代与后现代作为同样源出于启蒙的两种哲学理论，虽然在对理性构建世界所承担的角色之认知上存在对立，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二者在精神追求上又具有一致性，即它们都秉持一种视自身为与传统有所区别的断裂意识。现代性以人之理性缺失为其表达断裂意识所针对的对象，而后现代则以理性为其批判的根本，两种不同的路径揭明启蒙之后的思想家分化出的两个相异方向。根据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后现代作为反理性的一方登上哲学舞台，但其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的基本言说体系，其问题域亦未超越现代性的基本范围，从而后现代的口号与信条不过是一些缺乏根据的幻象。伊格尔顿作为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的批判分析颇具思想的深邃性，可谓切中了后现代主义的要害。但是深究他对后现代理性迷失的批判，可以发现，其观点仍停留在分析现代性与后现代在具体思想的差异与关联的现象层面，并未深入到二者在逻辑上的内生关系这个本质性层面。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作进一层讨论，以此为问题意识，笔者将着重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在后现代与现代性的理性对峙中，并不能简单将两者归为逻辑的矛盾从而是无根基的幻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幻象的实质是理性自身所经历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