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道路与理论

邓智平

摘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和发展历程，从目标、道路、理论三个维度来看，作为阶段性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指的是小康社会，作为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作为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指的是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道路、理论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在从目标到道路升华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道路;理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6-0070-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提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从目标到道路的升华。深入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起源和发展、所指和能指，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前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一、作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矢志奋斗的重要目标。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是我们党重要的执政目标。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完成，也吹响了中国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前进号角。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中国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现代化。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把“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总纲。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現代化。11年之后的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对“两步走”设想进行了细化：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毋庸置疑，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一时期一些“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很大影响，推进的速度不如预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邓小平始终坚守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3]237，并认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3]85-86，而且他也认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3]111;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深切地知道，1964年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时，还有36年的奋斗时间，但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来实现这个目标，满打满算也只有24年。更何况，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3]90，“文化大革命”让“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3]86，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3]89，邓小平非常清楚地知道任务之艰巨、达标之不易。因此，他明确指出，要在20世纪末达到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22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①。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3]143。

为此，邓小平从现代化的标准入手，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1979年1月，邓小平谈及科学研究和“四个现代化”、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时，就提出要“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4]473;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4]496;两天后的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4]497。对于这次重新表述，邓小平后来进行了解释和说明。1979年10月4日，他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3]194。可见，“中国式的现代化”既坚持了“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传统，又在标准上进行了降低处理。这个新标准到底是什么，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进行了明确，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3]237。这是邓小平首次正式把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界定为小康状态。所谓“小康”，“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这是对我们确定的战略目标所作的重大调整和修改[5]。

邓小平不仅从定性目标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界定为“小康之家”“小康水平”，而且还为小康之家设定“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②的量化标准。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6]54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谈道：“现在中国还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八百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这是雄心壮志。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6]57当然，尽管人均水平较低，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不像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3]259，所以我国能以较低的人均水平达到超出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水平的生活标准。

综上所述，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用“中国式的现代化”重新定义了“四个现代化”，又用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极具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定义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从而在“鼓劲”与“求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一方面，既没有放弃长期以来我们党广泛宣传且深入人心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体现了政策的延续性，调动起全国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和明确了目标，避免了因目标过高导致在经济建设中犯急躁冒进的错误，艺术地解决了“鼓劲”与“求实”的两难困境[7]，充满了高超的领导智慧。实践证明，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变化，符合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深刻反映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8]。

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再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从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小康社会”指明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国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走完了现代化的“前半程”，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从2021年到2050年，中国将完成现代化的“下半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作为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

邓小平不仅在目标意义上使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而且也在道路的意义上使用过“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邓小平看来，现代化建设与过去搞革命一样，也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163这是邓小平最早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道路的意义上使用“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强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3]164，这意味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完全照搬照抄欧美模式、日本模式、东欧模式，但是又可以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于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派出了大量的考察团尤其是党政高层领导考察团前往西方国家学习考察，也邀请国际组织和国外专家来华传授经验。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视野，深化了对现代化的认识。如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时感慨道：“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9]。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积极学习总结世界现代化建设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而且能够结合本国的国情和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拿来为我所用变成“中国式”的，从而加速形成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3]246的发展道路。

在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3]261，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2-3。后来邓小平又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6]29可见，虽然作为道路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确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轫，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成熟，“中国式的现代化”逐渐淡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7]。实际上，“中国式的现代化”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不同维度表述中国道路。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我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从社会主義的属性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两者都是指向相同的中国实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但这主要是在道路的意义上使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0]。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时发表的主旨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 [11]。在这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者指向基本相同，即“中国道路”。只不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多的是基于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更多的是基于人类现代化发展角度而言。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作为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魅力。

从全球史观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陆续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获得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随后现代化建设又成为发展中国家亟须面对的共同课题。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道路问题，而道路的选择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复制移植，照搬照抄;一种是独立探索，合理借鉴[12]。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业已成功的发展模式首先吸引了一些国家的目光，并被纷纷效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道路给这些忽略了本国国情的国家带来了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矛盾凸显、政局动荡不安等诸多灾难性的后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始终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显示出走符合自己国情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事实上，西方是现代化的诞生地，现代化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与西方息息相关。但西方只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并不是现代化的范本，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标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发展模式。

三、从目标到道路升华的理论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小康之家”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继承和发展，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目标到道路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鲜明体现。

这一升华是对中国现代化伟大成就的集中展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要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在20世纪末如期实现，全国人民生活达到总体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差，意义却十分深远，表明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小康昂首阔步的坚定信心。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已经高质量完成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作为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凸显。

这一升华彰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但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需要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具体情况不断探索。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中国最终走出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异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历史方位和现实基础而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其实质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3]。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采取社会主义方式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14]，同样能够实现现代化，且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一升华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现代性多样性的丰富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高度，也为世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彻底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迷信。长期以来，现代化被认为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现代化模式被视作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美国化，从而彻底改变人们对一元现代性的认识和偏见，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性的多样性，西方式的现代性不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尽管他们喜爱是历史先驱并继续为他者提供一个基本的参照点[15]。今后全世界将抛弃现代化的一元模式，符合本国实际、百花齐放的现代化探索将在全世界展开，从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现代性。

这一升华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从目标到道路的飞跃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曲折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化聚焦以工业现代化为基础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后，现代化侧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后，现代化体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完成后，现代化定位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反映了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现代化发展鲜明的中国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明确的布局和规划，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具体目标，同时也建立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16]。但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目前还主要体现在实践上，作为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尚未达到成熟形态，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一套真正反映、概括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及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17]。因此，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做得好，也讲得好，加快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理論研究，实现作为学术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作为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协同并进、螺旋上升。

四、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道路源自实践，实践升华为理论。当前，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相比，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巨大成功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理论、故事、话语还远未达到全球公认的地位，即我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过去，儒家文化圈被认为难以实现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但二战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这一质疑，并生成现代化的“东亚模式”，可东亚学者却没有产出任何一种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分庭抗礼的东方现代化理论，实践的“高调”与理论的“低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今天的中国要汲取这一教训，以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契机，抓住实践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的实证支撑，找准现代化这一人类普遍追求的发展靶向，加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全面梳理、系统总结，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富矿”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用中国实践构建中国学术理论、中国学术话语;要从学术理论范式、路径选择、指标体系等多角度、多层次，学理化地研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既有基础上，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学术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彻底改写“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现代化的理论谱系，为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在内的人类发展学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作出重要思想理论贡献;要更加积极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9]，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道路及其背后的思想、精神、文化、组织等各种力量的支撑。

在领导力量上，要讲清楚政党与现代性的关系。实现现代化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所有后发国家的追求。但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离不开一个强大的领导力量。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20]。只有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这种使命不仅体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现代性自觉与内在追求动力上[21]，而且体现在切实履行领导人们联合起来开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责任上[22]。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力量塑造了有效国家，進而以强大的国家能力保障和支撑了国家现代化进程[23]。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政党与现代性关系研究的新境界。

在方向上，要讲清楚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苏联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即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可行的;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难以回答建立政权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特别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有效回答了“建设社会主义到底要走怎样的道路”这一“世界之问”[2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有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适应中国和时代所需不断创新，既把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国家带向现代化，又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顽强生命力。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不仅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而且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展示了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25]。事实证明，与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呈现严重困境不同，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风景这边独好”，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新型现代性探索的范例[26]。

在内容上，要讲清楚单兵突进的现代化与“五个文明”协同并进的现代化之间的差别。从最初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主要侧重经济现代化，到后来的“两个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主要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再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三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拓展为“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化为“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内容对应的目标来看，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了明确界定，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拓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加了“和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增加了“美丽”。可见，“五个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互联系、相互对应、相互促进，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容的成熟定型，更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对外关系上，要讲清楚对外殖民与和平发展之间的关系。回溯历史，世界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暴力”和“掠夺”，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美国等都是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盛与资本的扩张和奴役紧密相关。中国不仅在历史上从未侵略外国，而且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证明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和“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坚持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27]。

总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也是一种容易与国际接轨的传播话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发展了自身又造福了世界[11]，深刻改变了西方模式主导的现代化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国理论工作者一定能构建出与现代化实践和国际地位相称的中国式现代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注释：

①这是邓小平1978年10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所说的“你们”就是德国等发达国家，当时他说：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2.

②当然，邓小平在1980年也曾经提出“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但后来更多时候用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所以本文这里用的“八百美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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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Goal，Path and Theory

DENG Zhiping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ited and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reate a new road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y reviewing the proposal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vid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goal， path and theory，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 periodical goal implies  the well-off society，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 road implies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 theory are maturing step by step. At present， the goal， path， and theor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re all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moving from the goal to the path， we should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feature， style and manner， and further enrich and develop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goal; path; theory

责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