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的法治化探寻

陈金钊

有多种原因促使研究法治化的语用及其意义。现代化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然而，现代化与法治、法治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还不甚清晰。近读周大伟的断言，感觉很有意思。他说：“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便是三院诞生的过程。这里的三院便是医院、法院、法学院。”(1)引自徐小群：《现代性的磨难——20世纪初期中国司法改革(1901-1937)》，杨明、冯申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陈夏红总序，第4页。有关现代化诞生的这一断定，既没有从制度、体制的现代化谈起，也不是人们常说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而是从能看得见的、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医院、法院等说起。对此能说得通的解释是：现代化与法治化有关，且包括法治现代化。法治化是其他现代化的目标理念。清政府在帝国主义逼迫之下的修律新政，使西式法律、法院、法学院等随之产生。“三院”在中国的诞生过程，饱含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这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法治中国建设，既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也要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是正确的思维方向，但需要正确思维方法的保证。法治化所蕴含的思维理念，指明了传承、借鉴的具体思维路径，即在整体思辨中引入体系逻辑，构造法治思维，进而促成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法治化是规范制度建构基础上的思维方式转变。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既是制度的建构、行为规范的改变、体制机制的改革，也是思维方式的转变。……